“阿根廷军事教育的改革，在军事教育中纳入了历史、政府理论和人权教育等教材，不再把军人当作以‘服从’为己志的专业人员，而在于养成民主、人权等相关的知识和观念，跳脱以往军人所习惯的二元思维、接触更多的知识和思潮，才能够更全面性、批判性以并具有反省力的面对自身的历史和社会。”
陆军洪下士在退役前夕的死亡，使得偏好曲解事实、忘记责任的台湾社会又开始喊着要咎责，俗话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平常不谈责任也不谈政治的台湾人，一旦爆发起来的当然是要求严惩、喊打喊杀，同时，“军中人权”也成了google上的热门关键字。一如项庄舞剑，本文目的不在讨论忽略咎责规范和操作细节的台湾社会，而意在“军中人权”。
说穿了，种种关于“军中人权”的呼吁是希望国家介入，好好管一管军中乱七八糟的情况，试图捍卫一介军人（公民）应该有的权利，如同公民一样的权利。现代公民权强调的是公民的权利、公民的自主性，但透过“公民”对抗国家争取权利的历史经验得知：不论身份或是权利，最终在实践上还是由国家给予。
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洪下士之死而引发的“军中人权”争议，便会发现相当有趣的事。由于军队存在的目的是国家、是保家卫国，所以如果说一般公民享有的权利是建立在相对于国家的个人自由，军人的权利则刚好相反，是以国家优先于个人。直觉来说，在“军人和公民”的议题上便因此产生两种立场，强调军人应享有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权利，反对论者则称军人的身份和工作岗位有其特殊性，应以服从国家、服从群体为优先，尽管两者的答案不同，但他们所要回答的问题都是：军人是何种“公民”？
正因为军人和公民在国家之前则成了某种吊诡，要替这个问题提供标准并不容易，然而，若再把眼光放回洪下士一案，不难发现“禁闭室”、“听话”作为军队文化的一部分，在此悲剧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军中人权”此一普遍的命题，不仅是对单一个案的呼吁，便是直指此一长期被台湾社会所忽视的问题：军队文化。
从军队文化出发，曾任阿根廷国防部长的Nilda Garré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根据TEWA的报导，在Nilda Garré就任部长期间，她主导阿根廷军事教育的改革，在军事教育中纳入了历史、政府理论和人权教育等教材，不再把军人当作以“服从”为己志的专业人员，而在于养成民主、人权等相关的知识和观念，跳脱以往军人所习惯的二元思维、接触更多的知识和思潮，才能够更全面性、批判性以并具有反省力的面对自身的历史和社会。
阿根廷的答案提供了我们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军队/军人想象，它或许无法精确地界定并回答军人和公民间的关系和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告诉我们：在愤怒咎责之余，我们必须严肃地面对长期被台湾社会忽略且使人扭曲的军队文化，并且肯认军事教育、文化养成和种种军队内部悲剧的关联性以及重要性。
这么一来，更深入地从军队内部开始反省才有可能，“军中人权”的改革不会流于昙花一现，亦或是今日台湾社会杀红了眼的口号，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才能不愧于洪下士、江国庆以及其他更多因为环境的扭曲而牺牲的人们，他们的死至少能成为军人到公民之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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