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国中部一座中型城市的副市长南下深圳与我会面，我是深圳市政府一个顾问小组里的成员，这个小组关注的问题是帮助中小企业融资。他来是想让我帮个忙。他问道，“你能帮忙给我们的体育中心安排融资吗，它会成为华中最大的体育中心之一。”
又是一个烂尾楼工程亟需更多资金的悲惨故事。我以前就听说过类似的故事。
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于2008年倒闭以后，中国政府在慌乱之中推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财政刺激计划，大规模扩建公共设施，包括修建公路、铁路和市政馆所等设施。于是，中国避免了经济衰退，然而现在却要面对大量的烂尾楼或几乎从未使用过的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的金库都被掏空了。
这座体育中心展现了一个全国性问题所具有的症状。该项目通过销售临近地块获得了部分融资，开建之初，它就存在风险：这是一个小城市，却要建一个大型体育中心，而且附近城市已经有类似的体育场了。在工期拖延了三年之后，项目预算已严重超支，而且依然未能完工。2012年初，一家信托公司代销了该中心的债券，当地政府用其在本地两家电厂的股份为这笔债券提供了担保。
市政府官员挖空心思地想让银行放贷，却徒劳无功，因为他们对该设施的现金收益预测完全是不着边际的想象。不如出售更多的土地？这个提议还是很难让人信服，原因是该市房屋空置率已然很高，房地产开发商已经不再急于投资。不仅如此，市政府官员卖出的土地已经突破土地销售额度。中央政府设置的这一额度，目的是为了防止过多的农田用于房地产开发。
这位副市长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时说，“我们可能得被迫采取不可避免的措施，变卖老本，比如我们在本地银行、酒店、水厂和工业企业的控股股份。”好消息是，当地方政府打算变卖此类资产时，中央政府通常不会阻拦。
在过去一年，随着逐渐放缓的中国经济受到更多的关注，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比如为体育中心融资的计划——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这是因为银行和分析人士担心出现又一波的坏账。有人估计，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一些经济学家担忧，清算日将在2014年到来，届时大量债务都将到期。他们说，这种后果将引发信心危机和经济的崩溃。
我不接受这种危言耸听的预测。
地方政府债务这种东西首先就是不存在的。中国没有联邦体制，各级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的分支。说到底，中央政府站在各级地方政府背后。中央政府决定它与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分配，做出所有政治任命，决定某个地方政府是否获准销售债券。在许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甚至会“代表地方政府”销售债券。所以，这里永远不会出现中国版的底特律。这个美国大城市破产时，美国其他地区都在袖手旁观。
其次，尽管在过去35年里中国经济变得更为自由，但政府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却显著增加了，政府因而得到了更多收入，资产负债表也更加健康。在新增税种、提高税率和改善征收手段的推动下，总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达到了22.6%。
尽管很多财政收入被挥霍掉了，但每年至少有一部分被重新投资用于扩大政府资产。今天，政府在数量众多的银行、电信运营商、港口、道路、铁路、房地产控股公司和工业企业中拥有控股股份。更不用说总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国政府债券了。
我的那些来自中国中部城市的朋友们的确在为财政问题头痛。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世界末日，甚至不足以让人警觉：中央政府能够为坏账买单，也的确会这样做。
不过，如果看全国经济的整体情况，持怀疑态度者或许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担忧。但实际上，宏观层面上的问题启动了亟待开展的改革，而改革的最终结果将使经济更为强劲。
自1978年自由化政策开始以来，国有部门极为壮大，遏制了私营部门，更重要的是，抑制了经济增长。
由于受补贴的银行信贷唾手可得，国有部门过度扩张，使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出现恶化。它们不考虑能否盈利，对许多产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国有部门消耗了超过一半的银行信贷，中小型企业则被迫在国有的银行体系外寻找成本高昂的融资渠道。最后，国有部门还以不公平的优势与私营部门开展竞争，招致怨恨的同时也让腐败现象更加普遍。
这样一来，想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的政府已经别无他法，为了避免长期停滞，中国很快就会走到必须展开第二波私有化的地步。中国的财政赤字快速增长，银行力不从心，出售土地也无法维持。此外，有越来越多人呼吁政府，填补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从而满足老龄化人口的需求。
这一波不可避免的私有化进程还会产生附带的收益，对粗放、低效、膨胀的经济产生出与之相应的结构性调整。幸运的是，新任领导层似乎认识到这是必要的。在制定政策的圈子中似乎产生了这样一个共识，在财政刺激的效果减弱之时，结构性改革能够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
中国中部的体育中心应该建完，但是应当由私有企业接手。我给这位副市长的建议是把它拍卖掉，我猜想他大概很快就会听取我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