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国人已经告别了小农经济时代，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货币交换渐趋活跃，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在许多方面有更多的选择空间。然而，对生活有了要求，不可避免地，物价也在相应上涨。
报载，最近网上正流传着一个“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根据这份榜单，广州市的生育成本高达201.4万元，该排行榜还说，按家庭年收入12万元计算，需要夫妻二人不吃不喝工作16.78年。在教育投资方面，包括学前日常用品成本、学前教育成本及学前其他成本、7岁到大学毕业的教育费用等，约为173万元。当然，正如专家所说的“成本无上限”，但按照普通中等及以上收入家庭的正常开销来说，这个数据还是比较靠谱的。
即便“选择总需要付出代价”，但生均成本如此高昂，中低收入家庭必定很难承担。在这般现实下，对于选择空间比较小的中低收入家庭出台援助措施，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拿教育来说，这就涉及了教育的“保障”与“选择”的问题。对政府而言，做好“保障”，也即对收入较低的家庭、弱势群体提供义务教育，是应尽义务，不能熟视无睹。
“保障”性的教育，无非就是让孩子有书可读，保障他们的读书权利，不让他们为交不起学费等问题而失学。做到这点，对政府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公立学校是由公共财政拨款。一般而言，公立学校办学规模都比较大，而且学习费用相对较低，教学设施较为完善，安置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再合适不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立学校也都是提供免学费教育。因此，把公立学校作为低收入家庭的教育屏障，是负责任的政府应为之举。
“选择”性的教育，则无需政府干预，在商品经济时代，如果有足够的条件、足够的本钱，就可以选择更好的教育环境。比如某些高收入家庭为了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可以选择到特色学校去就学，为此而付出的教育高成本自然与政府无关，这是市场选择行为。政府反而还应该支持私立学校做大做强，鼓励这些有经济基础的家庭去选择类似的私立学校，而把公立学校的学位让出来给其他更需要的家庭。
保障最低要求，鼓励自由选择，这就是政府对于教育的职责所在。如果背离了这个基准，那么相关主管部门就几近是无所作为的，毕竟现在物价的上涨与福利的保障已经不成正比了。就如前几天的新闻说，为让非京籍的孩子顺利上学，母亲迫不得已办假证、买假章以办齐北京市要求的“五证”，交易当天就被当场抓获，说她违法了。如果人民的政府不好好帮助孩子们就读，反而对孩子的读书权利设置诸多限制，那只能让人无语问苍天了。
（文章发表于2013.8.20《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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