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外部干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能否阻止杀戮，还在于能否决定性地扭转局面，有利于达成一个和平、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发生，外国干预只能加剧冲突。”
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在叙利亚霍姆斯(Homs)接受采访时说：“这里没有人能理解国际社会怎么能坐视不管。”第二天，她就在一场轰炸中牺牲。
科尔文是一位勇敢的战地记者，她明确指出了国际政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两难抉择：国际社会到底有没有义务进行干预，以避免大规模平民伤亡？
近距离目睹这种惨剧的人们往往会作出与科尔文一样的反应。几乎每一位我认识的报道过波斯尼亚战争的记者，都成了外部干预的坚定支持者。这是人性的本能反应。你日复一日地看到无辜的人被屠杀。你知道，不少国家都有庞大的军用储备，可以彻底击溃施暴者。若不去奔走呼号，制止杀戮，似乎既不可能，也不道德。我在走访印度尼西亚占领时期的东帝汶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也作出了类似的反应。
冒着生命危险揭露大规模暴行的人权工作者和记者，扮演着重要而值得尊敬的角色。但那些安全地坐在万里之外的办公室里、需要权衡该如何应对的官员和政治人物，虽没那么出彩，但也同样重要，同样值得尊敬。
他们的职责是在主张干预的人道主义冲动和思考后果的公共义务之间进行平衡。他们不仅要问“我们能不能阻止杀戮？”还要问“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们还必须追问：“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实施干涉阻止一场恶行的同时，埋下了未来一场更残暴恶行的种子？”这个问题不会招人待见。因为那些主张干预的人笃信道德绝对主义，而犹豫不决者则是道德相对主义者——他们需要在一件恶行和另一件恶行之间进行权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闪烁其词，听上去冷酷无情。但是如果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由此造成的死亡，可能会比挽救的生命更多。
叙利亚当前的冲突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些难题。随着屠杀日益升级，“国际社会”的反应看上去虚弱无力。不但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联合国(UN)决议，就连谴责叙利亚最强硬的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其实也在犹豫。而它们的犹豫不是毫无根据。
对于任何外部干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能否阻止杀戮，还在于能否决定性地扭转局面，有利于达成一个和平、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发生，外国干预只能加剧冲突。
有时候外部干预显然取得了成效，在踌躇多年后，北约(Nato)最终平息了波斯尼亚战争。1999年对东帝汶规模更加有限的干预行动也达到了目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在班加西避免了一场恐怖的屠杀，而且仍有很大的可能性让利比亚拥有一个还算体面的政府。
然而，只需稍稍浏览一眼新闻，就能让你想起其他许多不那么成功的干预事件。在北约军队进驻阿富汗的十几年后——当时人们曾寄予厚望，希望能建立一个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如今，他们面对的是一场被重新点燃的叛乱。索马里——美国1993年出手干预，结果以失败告终——如今是失败国家的典型。伊拉克则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不幸的是，叙利亚看上去像是一个外部干预极有可能会失败的国家。阿萨德(Assad)政权拥有强大的军队，相比卡扎菲(Gaddafi)统治利比亚时拥有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如果叙利亚战事升级，爆发长时期内战的风险将不可小视。在由谁来执掌叙利亚的问题上，多股外部势力——从伊朗到沙特阿拉伯再到以色列——均利益攸关，这意味着这场战事确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更大范围的地区性冲突。
对于阿萨德家族的继任政权将呈现出何种特点，答案也只是未知数。反对派势力不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还得到了基地组织(al-Qaeda)的支持——这必定是史无前例的头一次。
考虑到西方的武器曾经提供给了阿富汗塔利班的前身，西方世界应该极其注意一个问题：在叙利亚，他们究竟是在支持谁，又是在向谁提供武器。通过经济和外交渠道，外界应该向阿萨德家族施压——清楚地表明，他们绝不会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不过，主张以和平方式施压的人们应该坦率地面对现实。在目前的形势下，制裁和谴责性的联合国决议很可能来不及阻止一个政府在寻求自保的过程中所作出的野蛮行径。其他看似和平的方式——例如搭建难民避难所，或是建立人道主义通道以发放援助物资——其实是需要动用军事力量的。而若是按照沙特人的提议，向反叛力量提供武器装备，无疑会为冲突火上浇油。
一个令人更加不快的事实是，外国决策者的心中存有一种顾虑，他们必须掂量这样一个问题：多少才算是太多？如果这是一场大屠杀或是卢旺达夺走80万人性命的那种种族灭绝，那么毋庸置疑，干预的必要性将彻底压过人们对于后果的担忧。叙利亚目前的死亡人数据称已达7000人——这一数字无疑还会上升。这的确骇人听闻。但它还不足以成为冒着巨大风险对叙利亚进行外部军事干预的正当理由。
如果我亲眼看到了科尔文和她的同事们所目睹的恐怖景象，我的感受一定会大为不同。但有时，距离和淡漠也有其作用。感性反应并不总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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