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我频繁与哈佛大学师生谈论似乎已经进入尾声的“薄熙来事件”。不知道是否与薄瓜瓜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读书有关，抑或美国人对中国崛起中的突发政治事件发自本能的关注，他们对薄熙来事件的热情超出我的预想。
我怀疑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能否真正体会到，薄熙来作为一名共产党政治明星，其人生与仕途的戏剧性。即使是在中国生活将近十年，持续关注中国政治气候的我，对于处在转型之中的中国政治的复杂，也常常有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这条河何去何从？对岸在哪？我仍然处在摸索中。有时，我只能用“这就是中国”(This is China)这句话，来回答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差不多三年前，我在炎热的重庆参加一个会议。期间的一次小范围非正式交流中，我第一次见到薄熙来。通过交流，我感到他是我所见过的中国政要里最具有煽动力与感召力的一位。记得，他既大胆又自信地向我介绍“重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还鼓励我好好参观、了解重庆，称“你一定会喜欢上重庆的”。
数据、典故、俗语，薄熙来信手拈来。对他来说，似乎没什么问题回答不了，没什么人物说服不了，没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在讲究低调、谨慎的中国政坛，我从未见过个性如此张扬，毫不掩饰自己野心与魄力的高官。我记得当时薄熙来夸奖坐在旁边的市长黄奇帆，说起黄为重庆发展献出的功劳，尤其在经济领域，黄市长没有表情，甚至有些尴尬。我感觉，黄好像有意与薄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现在回头看，我明白了。
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从商务部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他瞄准的目标至少应该是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和国内安全，若能再进一步，就竞争总理一职。这类猜测，我在国内外各种场合都听说过。从我与薄熙来的接触判断，他肯定不满足于重庆，认为必须回到中央，在更高的位置上发挥影响。
如此雄心勃勃的薄熙来后来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坐在法庭被告席上。这一事实使我重新认识到，对于垄断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听党指挥”无疑是最大原则，凡是挑战这一原则的，都有可能触犯政治上的红线。这在中共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同为前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和陈良宇，都是地方大员挑战中央权威落马的先例。
令人感到奇特的“大细节”是，北京方面这次在薄熙来案的司法程序上格外用心，进行了“公开庭审”，除了公开法庭上大部分对话，还刻意展示薄熙来作为被告人充分行使了为自己阐述、辩护的权利。
包括中国官方媒体在内的许多人认为，这是推动中国政治透明与法治精神的重要一步，值得赞扬。不过，毋庸置疑，这一切都来自北京的战略授意与安排，而非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政绩诉求；这是配合党的利益的政治设计，而非立足于法治的制度安排。
一名在东京工作，与中国事务没什么关联的日本自由撰稿人跟我分享感受说，“不过是政客落马上法庭嘛，很正常，为什么要那样刻意公开法庭上的一举一动呢，好别扭，在日本也没见过那样宣传官司现场的，有必要吗？怪怪的。”
在我看来，这位从未去过中国，没有中国朋友的日本人的直观感受反而颇有说服力。是的，法治本来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只要上了法庭，其身份一律平等。就像这位日本朋友向我感慨的，一起“刑事案件”在一个用制度保障法治的社会本来很平常，在今天的中国就变成了反腐斗争的重要一环，促进法治建设的战略举措，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政治决心等伟大事宜。
因此，围绕薄熙来事件的种种情景，对于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的西方人来说恐怕是难以理解的，何况体会呢？这就是中国。
我没有机会聆听薄熙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仅从视频画面与照片看，他的底气似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在重庆见证的“不服气”还在——他与出庭作证的王立军交锋，与公诉他的检察院交锋。他最后的定罪量刑并不重要，这不是事情的本来面貌，审判结果显然也不取决于济南法庭里的几位法官。对薄熙来的判决最终是一个政治判断，来自习近平和其政治局常委同僚，以及对政治仍具发言权的党内元老们的“集体决策”和妥协。
看完公开庭审的记录，我有三点感受。
首先，公开审理的确有利于让社会从法律而非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待薄熙来事件，不过，法律的渗透并不等于法治的进步。法治不可能是单方面推动的，需要言论自由、人权保障、民主政治、机会均等制度配套才能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世人没有理由因薄熙来事件的公开庭审感到高兴或欣慰。比如，在其处理过程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言论自由表达的空间不仅没有扩大，反而被压缩的现实。如果对薄熙来的处理不触及人权、自由、民主等与法治密不可分的领域，则今天令众多媒体兴高采烈的“进步”就没有可持续性，中国仍将是一个人治社会。
其次，薄熙来案只被指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刻意规避了对“重庆模式”的政治审判，这一事实表明北京方面不愿意把党内矛盾与薄熙来案联系起来并公开化。无论细节多么丰富，甚至桃色，薄熙来案被当作纯粹的经济腐败与个人生活问题，对共产党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前后党内复杂的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是一种战略性掩盖。
去年薄熙来因“王立军事件”下台后，我曾在2012年5月将“重庆模式”归纳为三点：一、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这种做法早已过时；二、“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从而缺乏体系内的弹性与耐性；三、“重庆模式”的提法从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角度来看，本身就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在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形势下，地方一把手大谈“重庆模式”，只能说是将幕后的权力斗争挪到前台。我至今仍认为，薄熙来向中国政治提出的只是挑战，而不是机遇。清洗薄熙来保住的是底线，并不等于前途一片光明。中国人的“价值观”依然混乱，社会依然缺少“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薄熙来事件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
最后，处理薄熙来事件是习近平大力推动“反腐斗争”的一环或延伸，党中央希望向13亿人民传达的信息不是党内部的权力之争正在趋于复杂与激烈，而是党具备着以打击反腐来保护全民利益的决心。可想而知，新政权是试图通过“出卖”薄熙来，从“反腐”与“法制”的双重角度提升党的权威的，充满实用主义。换个角度看，中央把反腐斗争与薄案处理战略性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处理，这一举措本身意味着“党的合法性”正在面临深刻的挑战，从中看到的与其说是中国的进步，不如说是中共的担忧。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工作计划》，表明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2017年中国将迎来又一次换届，时间的流逝似乎比我们感觉得要快一些。如今，蒋洁敏等高官陆续落马，我很好奇习近平所设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究竟要打多大的老虎。什么猜想都有，一切看党的经验。党中央的反腐力度与广度比我在半年前预想得深刻许多。肯定的是，在一系列的反腐斗争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起着核心作用。如今，我也明白了党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后”日本作家，曾在中国学习、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国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等，现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纽约时报中文网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