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朱学勤：“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撰文：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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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却碰上取消升学考试，枯坐在家，静待分配。当时也有一个消息曾激起小伙伴们的兴奋：郊县有一些质量上乘的学校，需动员一部分市区学生去住宿就读。分配到我们那里的是上海县的莘庄中学和川沙县的高桥中学。男生看中这一去向，是因为可以住宿，能远离父母束缚，有一种远走高飞的感觉。几个心野的同学特别向往高桥中学地处海边，于是相互约定，要到海滩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当时北方来的红卫兵刚刚到上海，他们搅动社会秩序，市面上出现一种越出常轨的激动气氛，只要在公共汽车上发表演说，或者朗诵传单，司乘人员就不向他们收钱售票。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在公共汽车上打快板、念传单，一路免费，既去了高桥，又去了莘庄。实地比较的结果，好象还是莘庄中学好，因为那个学校从外面看去很雄伟，有一个高高耸立的跳伞塔。到了文革第二年，这一消息却沉寂下来，再也不见提起。一九六七年夏天，新成立的市革委会教育组终于想起还有一届小学毕业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按街道划块，三下五除二，将几万名活蹦乱跳的小学生当成几万个没有生命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把它们切块完毕，一个个塞进了住家附近的中学。我的那些儿时伙伴就这样被强行拆散。以后当然还常见面，但渐行渐远，一次一次差距拉大，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没劲，意兴阑珊，终于停止了来往。很多禀赋极好的伙伴，就被这种撵鸡撵鸭式的大呼隆分配耽误了。奇怪的是，那些资质较差的人，有幸进入一所好中学，不见得就能学好；而资质较好者被那些坏学校耽误，却很难逃过厄运，几乎是百发百中。

文革尽管乱，但是否重点中学，一进校门就能感觉得到。我后来养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心理习惯，与老三届接触时，第一次交往总要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学门第”，而且分辨率还很高，能感觉得出三十年前是“区重点”还是“市重点”毕业的细微差别。这种痕迹潜藏在人的语言举止里，使人想起列宁的一句名言：四十岁以前的表情，归上帝负责，四十岁以后的表情，归自己负责。只是在这里，需把四十岁改成二十岁。只要有两个人站在你面前，让他们争论五分钟，多半就能听出，当初谁是市重点毕业，即使他目前下岗；另一个是从非重点毕业，即使他递着名片说：“北大毕业，专搞现外”。现外，现代外国哲学之简称，说快了会被误听成“现卖”，一种很深奥的时髦学问。

我的命运一贯中庸，那时被分配进一所区重点。文革中武斗比较激烈的学校通常是两类：一是没有高中的初级中学，因为文革前学习气氛就不好，又没有高中生引导，很快就由着那些孩子王胡闹。分配进这一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就是那些穿着蓝色大翻领运动衫的“头头”，骑着抢来的自行车在操场上练车技。第二类是重点中学，有高中部，临近附近的机关大院，如果临近部队大院，则更为不幸。一九六四年强调阶级路线，那些学校降格录取了很多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分配进这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是：现代八旗子弟穿的不是蓝色运动衫，而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骑的不是自行车，而是摩托车，就在操场上狂奔。他们不说“摩托车”，而是说“电驴子”，当然也是抢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挥着父辈的武装带耀武扬威，但内心还是有自卑。运动前多半成绩不佳，运动中也写不出有水平的大字报，知道学生中的大多数瞧不起他们，故而有很强的报复情绪。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则真实故事：有一个军干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白脸团支书，但成绩太差，连入团都被拒绝。文革一起，这群小姊妹就把那个小白脸吊起来一顿暴打，白天批判他资产阶级思想，“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晚上则倾筐倒箧，骂出来的全是她们从父母大院里听来的肺腑之言。那位军干小姐就这样指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梁上君子”，厉声骂曰：“老娘就是不夹你那二两肉！”如此绝妙好词，夹杂着暧暧昧昧的女人幽怨，让擅长此道的琼瑶听见，还不活活气死？一般港台小女生是想象不出来的，非长期浸染内地大院文化者不能办。此为衙内语，是大院文化剥了皮以后的特产。似还保留有当年湖南农运之底气？但仅此还不够，必须进入新式大院再泡上权力汁液，八旗者，霸气也，农运之底气加权力之霸气，这才能酿出这一坛好酒。文革脱轨，金瓶崩坏，琼浆飞溅，才让平民百姓惊闻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效果。文革一过，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把打人丑行往一个抽象符号“造反派”一推，先出国，后经商，再不称心，就加入第三梯队。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蓝色运动衫者，则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就已收入网内，或在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打入另册，拖得再晚，也躲不过一九八三年夏季那场雷厉风行的“严打”。文革中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我后来碰巧学历史，就姑且把它称为“黄衫党俘获蓝衫党并将其捺为自己替身的历史”。（这里应顺便交代，我之所以迟迟不能接受王朔小说，也难以同意将其评论为平民文学、后现代试验、意识形态的有效瓦解或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与我文革中的这段记忆过于深刻有关。后来，我也有幸落入过那种大院，穿过几年那种颜色的衣服，感同身受，则更难纠正这种偏见。）

我那所中学，先前叫麦仁，一九四九年前是很有名的教会学校，五十年代更名为继光，六十年代又从市重点降为区重点，一蟹不如一蟹。所幸附近没有大院，尽管叫继光，但六十年教会学校的底子一时还来不及败光，书比衙内多，气氛就比上述两类略好一些。我们进校时，校内红卫兵已实现大联合，秩序被高中部的学生控制，虽也有“牛鬼蛇神劳改队”，但也未见随便打人的现象。当时校内还有一届老初一，即六八届初中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把我们命名为“新初一”，称他们叫“老初一”，以示区别。高中部向“新初一”各班派出辅导员，十分虔诚地向我们宣讲原来的黑校史，以及文革这两年的红战史。我们对他们很崇拜，他们对我们却很羡慕，认为我们没有受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污染，比他们还要根正苗红。新初一进校时，他们举办过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才领我们进教室。我记得我们那个班的黑板两旁是一幅对联：“蓝天白云寄红心，生生死死为革命”，行草，笔力遒劲，超过现在的文科博士生普遍水平。我因为一进校就贴出过一份长达十一张白纸的大字报，谈教育革命尤其是语文教材的设想，题目是“给辅导员说几句心里话”，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件作品，很快就被我班的辅导员看中。这位辅导员出身职员家庭，性格文静，既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感，对我着意引导，很快成为我精神导师。

学校藏书“四万”，这在当时的中学图书馆不是一个小数字。关键是四万藏书中，还有许多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这些被抛入垃圾堆的“禁书”，打开了我精神阅读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寻找一个打飞掉的篮球，在图书馆墙边的垃圾堆中翻动，无意中发现有一大堆“四旧”，如解放前的地图之类。再翻检下去，竟是整摞整摞的竖排本旧书，有些还是烫金精装漆皮封面，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抱了一大摞回家。这些书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脱落的世界史教材，四十年代的翻译本。我好奇地发现，早先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原来都有另一种说法，甚至是相反的说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说：列宁是坐着德国人提供的火车，穿过德俄火线，回到彼得堡，这才有十一月七日的事件，旁边即配印一幅列宁在十月的大脑袋肖像。当时看到这一段，我的小脑瓜子“轰”地一声，两眼发直，久久回不过神来。这本书成为我第一本私藏“秘本”，后来流传出去，被复兴中学一个高年级学生借去不还，我插队离城第一次回家探亲，还去追讨过，也没有要得回来。今天想来，我能说出那个赖帐者的姓名，却说不出那本书的著者姓名，就象回忆一个在茫茫人海中消失的旧友，肯定还活着，却不知在哪里漂浮，也是一痛。多少年后我在工厂里开始自己的自学计划，为什么单单从世界史起步？当时意念很坚决，但动机并不清楚。直到此次被编辑逼着写这篇文章，搜肠刮肚打捞记忆，想起了这本书，才若有所悟。

文革中的书店，是否象现在的回忆录作者描写的那样，是清一色“红宝书”？也未必。即使是“红宝书”，也会翻出花样。我记得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还在开张，就在今天的外文书店原址，但门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楼。我那时已经有跑福州路“淘旧书”的习惯，那一天偶然在这家书店发现一张告示：订购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每本定价六毛。我当时的零用钱父亲规定是五毛，包括剃头洗澡。花六毛钱定一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就有点象现在的人月收入一千，以一千二百元买一张流行光盘，而且还不是现货，是期货，又看不懂，干不干？我当时在中学里学的英语无非是“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ＬＯＮＧ　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培养起对外语的兴趣，按道理不会下这个单子。但到这个时候就显出前重点中学的好处：我有两个高年级的好朋友，一个在复兴中学初中部，一个在本校高中部，我在读书方面如有疑难，多半是请教他们，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听说后，一致鼓励我买，理由是：你现在用不着，不等于你将来用不着，用这本英文版与中文版对着读，是自学英语的好读物。他们不仅鼓励我，甚至和我一起到福州路去填那个订购单。过了大约半年，书店果然把这本英文版小红书寄到我家，很守信用。这本书到手后，我只是出于好奇胡乱翻过一阵，并没有成为我学习英文的入门。不过，作为我第一次订购书籍的开端，而且居然是在文革中，有点滑稽，在此不妨提一笔。

顺便说一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那时有大量旧版本的马、恩、列、斯著作，也有鲁迅全集及各种单行本，价格极便宜，品相也好。我记得那时九点开门，八点半左右，门口开始有书生模样的人聚集，门一开，就冲进去抢购自己早就等待的书籍。我那时都是步行去，来回约一个半小时，坐电车钱不过一毛四分，却舍不得，因为这一毛四分可能就是一本好书的价钱。我现在书橱里的一些左派经典，大部份就采自那一廉价时期。

文革中读禁书，也读出一场大祸。当时从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梦》，我好不容易排队等到，读完后，就记住一句作者编排蒋介石的那句口头禅：“娘希匹！”那天下午，我从福州路回来，径直回校，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讲台上用毛笔乱涂乱抹。他们走后，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枝毛笔，随手就写了个“娘希匹”，而且还加了个“！”，写完即扔，扬长而去。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学写的是什么，而且正好也被我写字的那个胳膊肘压着。第二天早上进校，即发现气氛异常，早操也不出了，却有公安人员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这一听，如雷轰顶，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见了。原来昨天下午我胳膊肘压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万岁！”，朱学勤啊，朱学勤，这一回你算彻底玩儿完了！

我去找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六七届朋友商量。他那时虔信马列，听我说完实情，很自信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鼓励我去找工宣队、公安人员说明情况，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这些人听后十分意外，因为我当时是工宣队培养的对象，新初一红卫兵连的“连长”，管十二个班，六百多人。他们正按照学生的家庭出身排队摸线索，绝没有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已经宣布这是反革命案件，不可能因为是我所写而撤消这一案子。当时又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严峻时期，同一年级另一班一个小同学据说也是因为书写反动标语，公安局开着吉普车进校抓人，风声鹤唳，气氛迹近恐怖。公安局、工宣队和校保卫处只能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先宣布撤消我的职务，然后内查外调，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我则猫在小屋里，灰溜溜地面对他们的反复盘问，一遍一遍地写检讨。工宣队态度严厉，但不难缠，最难对付的是参加专案组的那个男教师。他与我的班主任正在谈恋爱，而我此前不满意那个班主任忙于恋爱疏于备课，上语文课讲不出多少东西，对她提过意见，这一下逮个正着，两个人一明一暗，合起来整我。其实工宣队也已看出这一案子属偶然笔误，但碍于形势，无法正面阻止那个男教师。那人最感兴趣的是《金陵春梦》从何而来，反复问我书在哪里，必须没收，以防扩散，其实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时，要什么给什么，但总不能把那个借我书的高中同学卖出去。那一时节，我最头疼的就是他的这一问题。这个案子后来定性为“敌情内处”，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当时标准，留住我不进班房，已经算宽大无边。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两年岁月如何度过，也就可以想象了。事发后，全家笼罩着一种殡仪馆气氛，就像刚死过人一样。父亲当时在单位里也有运动压力，闻讯大怒，认为全是我爱读旧书之过，将我的一个书箱撬开，一本一本全撕了。

我成天抬不起头，但也得到过一些温暖。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辅导员李敏，当时是她在新初一进校不久发现了我这个苗子，推荐我做了那个劳什子“连长”，不料却是个闯祸坯子，惹事的孽种。出事后，她曾在体兰馆前的那块草地上找我谈话，鼓励我不要一蹶不振，自己却边说边流泪。她的恋爱对象是高二（1）班的同班同学邱洪琪，校内大联合以后的红卫兵团长，人也正派。每有集体性集会或游行，他总是扛着校旗走在第一个，让路人看得眼睛发亮，可见其英俊漂亮。李敏大概找过邱洪琪交过底，要他抵制那个男教师对我的逼迫，否则以我当时之幼稚，怎能顶过这个男教师索书逼书的压力？我离开上海后，时常想念这位善良的辅导员，十三年后返沪，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他们夫妇。（令人不解的是，我后来回母校参观校史展览，翻阅名人名录，独独没有这一代人的身影。据说其它学校也有类似情况。空白处，反有一段各方都觉寒心的记录？）另一个助我过关者只能暗中出力，而且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工宣队队长，姓蒋，人称“蒋师傅”，黑脸膛，微胖。我毕业时要做政审结论，他为此事到我父亲单位翻阅档案，发现父亲是他五十年代就已认识的朋友，于是发恻隐之心，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的档案里抽去了这段祸事的材料。我多少年提心吊胆，一直认为档案里记有一笔，如影随形。一九七二年在插队的地方招工，发现招工干部没有追问此事，却在远兜远转地套问家族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海外关系，心里好生奇怪。当上工人后第一年回沪探亲，问我父亲，父亲才说出这一段真相。工宣队换过好几茬，我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位“蒋师傅”。他肯定已经退休，虽躲过了下岗这一关，但是文革做过工宣队的经历是否会给他的后来生活投下阴影？即使没有，退休之后的晚年生计多半艰辛，哪会有闲心到《上海文学》这种地方，来翻阅无聊文章呢？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自己离开上海后，爱读旧书、禁书的兴趣依旧，但听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就敏感，也落下了一块心病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自学计划，先历史，后哲学。此时上海出版了四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四份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到了一九七四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为何要印发这批书？真是一个谜，谜底至今还未打破。当时能够说出的理由，似乎是有一条最高指示，为了抵制“形而上学猖獗”？但客观效果却不是他在紫禁城深处一个人能够预料的。就象他当时大笔一挥，批示全党传达林立果恶毒攻击他为Ｂ５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证明其自信，人民不会听信这些“恶毒攻击”，但传达以后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多少年后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百分之六十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在精神干涸而又弥漫着怀疑不满的年月里，重印那些灰皮书，还要组织翻译西方七十年代的最新理论著作，无异于在遍布干草的荒原上撒上一把火星。毛泽东总爱播火玩火，但这一次从效果看，他肯定是玩砸了。火种一旦播下，能保证它只顺着指定的路径燃烧，而不会掉过头来先反噬他自己？我总是在猜测毛泽东那时的心理状态，却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是伟人，还是大众，曾经有过的心理波动大概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幽暗深处，而且是最先消失，再也难以复原了。就我而言，只能庆幸自己在那一年月能较早读到那两批读物。这真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这两批读物，我的启蒙始点可能要向后推迟五年，甚至更晚。后一批书的译者，署名统一为“上海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其实都是文革前的老专家、老教授。我不知道这些匿名译者当时是在什么心情下翻译的？肯定会有一种满足，是仅仅为能发挥一技之长而感激涕零，还是有一种边翻译边盗火的窃喜？也许还是以前者为多。后者即使有，也是极为朦胧。这些前辈有些还健在，趁他们记忆力尚未全部丧失，抢救一些历史细节，哪怕是一些朦胧的心理细节，也有助于充实目前文革精神史过于乾瘪的研究现状。我在下面只能再补充一个细节，也是现在那种连环画式的文革记述者没有注意到的。文革期间全国图书馆都停止购买西方期刊和原版书，但上海图书馆例外。这一秘密是我在八十年代初为做硕士论文去北京图书馆调阅过时期刊，无意中发现的。我问那里的管理员为什么堂堂北图，居然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杂志，那个管理员没好气地回答：“你不是上海人吗？你到上图去！文革期间，只有你们的上海图书馆没有停止进口外文期刊！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真是天不绝读书路，我后来曲曲折折，关系托关系，竟然就搞到了这么一张。

我那个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叫崔清汶，解放初期毕业于河南银行中专，有书卷气。老崔与我私下交谈，认为我还有点思想，于是又刮目相看。他后来曾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未果。但他无意中帮我一个小忙，却使我受惠至今。他的一个好友姓李，时任厂革会办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个朋友，当时在省委宣传部给部长当秘书。我知道这一线索后，先说动老崔，让他说服老李，我要一张厂革会介绍信致河南省委宣传部，再换开一封介绍信，不为别的，只是想探亲回沪时多买点书回来。老李果然爽快，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厂是“地师级”，也刚够给“省军级”单位开信。但介绍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个对方单位和被介绍人姓名，“兹介绍我厂朱学勤同志前往贵部联系工作”，至于联系什么工作，就全凭我自己去说。

我坐火车去郑州，在拥挤的车厢里想好了一套说辞。一到省委宣传部，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个中年女秘书，面相不恶。我说：“我们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写作组，我是写作组成员，现在急需一批内部参考书籍，我可以回上海采购，请部里支持。”那个女秘书原籍是我那个厂所在的巩县，见家乡来人，就有几分亲，又听我说是老李介绍过来的，更无疑意。只是说：“换部里的介绍信，要经过部长的批准，让我进去说说看。”这一关却是我不曾想到的，女秘书一进去，我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一次可真是有点害怕了。为了读“禁书”，我冒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次可能闯出更大的纰漏。那个部长只消向厂里打个电话，就会拆穿我有关写作组的谎言，五分钟后，我就得低头认罪，那就比我少年时代的“敌情内处”严重多了。女秘书在里面大概也只有五分钟，我却觉得有一个小时，如坐针毡般难受。谢天谢地！我这边已经开始后悔，那一边女秘书已经说服部长，一脸轻松地出来换开介绍信了

我揣着那张“省军级”介绍信回上海，真是如获至宝。先找到那个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朋友，分享喜悦；然后分头去打听福州路那家书店最近供应的书目，汇成一张总书目，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那张介绍信的作用。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穿上呢制中山装，左上口袋插起一枝钢笔，尽量学出一副省军级写作组成员的派头，去福州路上海书店，直奔二楼最里面那一间。出来接待的是个男营业员，双臂套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书店职员的蓝色袖套，动作麻利。他看了介绍信以及需采购的书目，未见生疑，立刻从书架上抽书，一本一本配起来。我心忖：那份书目其实很容易露出破绽，是我们用钢笔在五百格的大稿纸上一本一本手写的，只要多转一个念头，他就会看出那份书目的寒酸相，那么高级的机关应该配有打字机，怎么会使用如此简陋的采购清单？我后来分析那位营业员的善意，是出于对离沪知青的同情。当时每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摊上一个知青子女，知青进了厂，只要你还未回城，在城里人看来还是知青。回到生身城市办事，说一句“我是插队离开的”，多半能得善意帮助。当然，也可以做更深刻的设想，那就是人家已经识破我们，只是心照不宣，不说而已。

那位可敬可爱的营业员配完书后，又热情推荐还有一些我们书目上没有列入的书，“这本很吃香，那本在外面更难搞到”，语气如此热忱，就不象在公事公办，按级别配置“反动书籍”了，而是一种标准的职业行为，在推销紧俏商品。此前我没有听说，此后证明对我帮助很大的两套书：《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十六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二十三本，就是经那位营业员的推荐买下的。尤其是前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译之精良，超过后来八十年代西学热中许多粗制滥造产品。其中有萨特《辨证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马克思在林苑》等。前年我为批评文化决定论，给《南方周末》写评论，题目定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有朋友问：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促狭的一句话？哪是我自己想的，它就来自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胡克当年是以这句话总结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厌恶，当时看到这句话，如醍醐灌顶，数十年不敢忘。以后看到决定论历史观改头换面反复出现，总会想起这句直截了当的大白话。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看的一本旧书，到本世纪末用来反对知识界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不大不小，刚好凑手，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

一九七四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军级”购书行动，是我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总共花了三百多元人民币，几乎整整一年的工资。捆起来是四大摞，两人四臂，必须高高提起，才能离地。口袋里剩下的几个硬币，只够我们乘十七路电车回家。在那次购得的书中，除了悉尼·胡克的两本，最称心的当然还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九八二年这本书随我去读研究生，因为传阅过多，已经破损不堪。我与校内一个老装订工很谈得来，老师傅帮我重新切边，夹硬版封面，书名还烫成金字，一本破书顿时焕然一新。又过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访问，一抬头，隔窗就是费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惊。闲暇时，我也偷偷进去溜达过几次，都是一些不能攀谈的外国陌生人。我想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这个叫做“费正清”的老头，怕是永远不会知道在他关心的中国，多年前发生过一则与他有关的渺小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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