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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中午,房地产商人任志强发微博询问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王功权在哪,引发关注。而消息称王功权已经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传唤。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转述媒体人笑蜀的消息称,“半个小时以前,北京市公安局二十余警察将王功权先生从其北京寓所带走。名义是传唤,涉嫌罪名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这一消息被媒体证实,而王功权的友人感到担忧,希望他能尽快归来。

王功权虽然被外界熟知是因为他的“私奔”事件,不过在已经处于退休状态的情况下,王功权将精力投入了维权和公益事业,尤其以争取教育平权为人们所知,他亦时不时发表对时政的观点,但被认为观念温和理性。比如公盟创始人许志永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逮捕后,王功权及笑蜀发出声明抗议当局滥用权力的做法。同时王也是公盟的6个召集人之一,许志永曾评价他“他跟一般企业家不同的是,除了给我们资金支持外,还身体力行地参与进来,并且给我们组织的很多项目评估,给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此外,柳传志曾表态称“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王功权则公开表示虽然尊重但并不同意,他认为“作为比普通大众有更多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无论是出于理想还是出于利益,都应该有社会担当,表明态度。至于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权利。”

人物简介

王功权,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曾因2011年在微博宣布“私奔”走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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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中国企业家对王功权的一则专访《多情王功权》

北京海淀剧院旁的上岛咖啡,我们握手、寒暄,王功权没有掏名片。“我现在没单位。”他笑道。他穿蓝白格衬衫,花白头发,气场不像他的履历那样强大。这造型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村中学的校长。

吉林省委仕途光明的青年、“万通六君子”中的大哥、IDG创业投资基金高级合伙人、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王功权抓住了大时代的每一次机遇,不断转换身份。但自2011年那场声势浩大的“私奔”后,王功权“失业”至今。

失过业、坐过牢、离过婚、私过奔,在普罗大众看来,王功权像个浪漫的诗人,任侠使气,放荡不羁。他确实是个诗人,平时酷爱写旧体诗,马上要出版一本注定不会畅销的诗集。但他不承认自己是个任性之人。

只是多情。对女子多情,两段婚姻、三个女人、万千看客;对社会多情,总想为进步做点什么。

“我没有刻意追求爱情,只能说我没有刻意回避。”当被问及感情生活,王功权思考半晌,如是作答。

2011年5月,他在微博上宣布放弃一切,和江苏中孚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琴私奔,并写下“总是春心对风语,最恨人间累功名。谁见金银成山传万代?千古只贵一片情”的《私奔之歌》,引发无数网友围观,“私奔”成为2011年网络热词。

42天后,他又通过微博宣告回家。在此期间,他辞去了在鼎晖的职务。此后,受邀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妻儿同行。2012年的夏天,一家人花38天自驾走了美国15个州。2013年初回国。

2013年5月9日潘石屹在微博上说:“好长时间没有见王功权。我问:功权,最近好吗?他:好。我问:和谁在一起?他:和爱我、我爱的人在一起。他高屋建瓴的回答,让我的问题显得很俗。我只能连声说:好,好,好。”

权势和异性是令多情男人永远着迷的话题,面对王功权,我不能免俗地再次追问他爱与不爱,悔与无悔。他拒绝回答。他说自己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不愿回答尴尬的问题。

“你觉得四十不惑和五十知天命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王功权沉吟良久:“是力不从心。”

而爱情常常令人产生幻觉。尽管每个人都明白幻觉终会消逝,但仍忍不住对那刹那又永恒的光芒饮鸩止渴。特别是对一个厌倦了名利场的男人来说,爱情是一剂疗伤的汤药。

“我和王琴在一起是快乐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那些压力。太太在哭,舆论压力那么大,两个人怎么可能一天到晚乐乐呵呵?做不到。媒体把我骂成不负责任,或者什么都不顾。你可以理解我们两个在突发事件当中的失措,我们在想我们该怎么面对。我和太太还是有感情的,在一起生活也不是不可以。就这样,选择了……”

这是2011年7月王功权私奔归来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的回答。

一个男人一生可以有几段真爱?面对这个略带文艺腔的问题,王功权表情尴尬,让记者关掉录音笔。但事实上,关掉录音笔之后,我们只是探讨了究竟什么是真爱。他说他不知道真爱的定义。

我们所知仅是,2005年,王功权与前妻结束了19年的婚姻生活,娶了现任妻子。6年后,他又与相识两载的王琴私奔,抛下现妻和她所生的一双儿女。最终,他又回到了现在的妻子身边,他们一起旅游、一起看电影、一起接送孩子。

“所以现在的婚姻状态你是满意的,或者说是开心的?”

“(沉默)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我们在一起生活还好。”只是他不再写曾经钟爱的婉约词。

他自称是半个文人,写格律诗词。他最喜欢的词人是李煜,一位多情天子。

“实际上谁都是多情的。只是有人表达了,有人没表达,有人显露了,有人没显露。和一个以上的人结婚就算多情吗?爱的人多就是多情吗?或者什么叫少情呢?你告诉我哪个企业家或政治家是少情的?情本身就是非常丰富浩瀚的。”

我们无从判断别的企业家是否多情,但目力所及,别人并未付出王功权那样的代价。

结束第一段婚姻,他净身出户。公开私奔,他饱受争议。

“这不是我想付出代价,是我能力差没处理好呗。不过我的代价大家都知道了,好多人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大家不知道。”他如此自我解嘲。

尽管他说自己很早就想退出,此前已经在安排别人接手自己在鼎晖的工作,但那样突发和略带狼狈的方式,是他始料未及的。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私奔事件后,他仍然会在外面约见鼎晖的同事,只是至今再未回过自己在鼎晖的办公室。“我自己也在问,为什么没有回办公室的欲望。可能过去的商场生活我太厌倦了,那样的生活我从心底里不愿意过了。”他说,自己有时也会忧虑,放着那样好的条件和资源,自己却不愿意再做了。

也许是私奔给了他彻底放下的契机。接受采访这天,王功权上午帮一个朋友免费咨询公司业务,下午午睡两小时。他一周会安排两三次这样的会面,帮创业者指导项目,但他不投资、不收费,亦不负责,他提供的意见仅供参考。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他一睁开眼就有不愿做但又必须要做的事情等着他。

我们吃着半融化的红豆冰山,喝一壶信阳毛尖,聊至深夜。时隔两年,谈及私奔前后,王功权仍然充满犹疑与回避。他自己的痛苦和他带给别人的痛苦一样真实。然而一切由他而起,他不得救赎。

翌日清晨六点,我收到王功权发来的微信:“希望你写的文章,不要无意中伤害到任一女性。切切!”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他是如此多情,我不能不答应他。

但王功权绝不是一个玩世者。

接受采访当天,晚高峰时分,我陪他坐北京地铁二号线赶去参加一个饭局。在拥挤不堪的地铁里,他谈兴甚浓,谈启蒙,谈他的社会理想和实践。旁边一位二十来岁的农民工用狐疑的目光反复打量他。

和王功权一起挤地铁的机会并不常有。事实上我们走向地铁的时候,我心头一惊。还好他并没有掏出公交一卡通,否则我怕会无节制地揣测他的落魄程度。

饭局在一个偏僻胡同的餐厅里,我们绕了两圈才找到。迟了许多,桌上只剩残羹冷炙。他吃了两块冷掉的肉饼,摊了50块饭钱。席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职业,问他是律师还是教授,他说自己是社会贤达。

他在这里停留近两个小时,说了很多话,都很温和。

“你现在还是有钱人吗?”离开时,我们一起等出租,我忍不住问。

“你觉得多少算有钱人?”

“大概……资产过亿?”

“那我不是有钱人。”

在出租车上,我们继续探讨他是否算有钱人的话题。司机师傅终于忍不住回头说:“有几千万也算有钱人了。”

司机师傅并不知道,后座这位貌不惊人的中年男人,在2011年“私奔”事件甚嚣尘上时,人们曾热情高涨地推测他的身家,有人说是10多亿,有人说更多。

但他先是和前妻离婚,一切都给了前妻。之后又放弃巨额财富,离开了创投圈。

“我觉得生意人的身份很无聊。”他描述了高档酒会的场景:生意人们捏着酒杯走来走去,想和对自己有用的人结交。但那些对自己没用的人,他们虽然拿着酒杯应付着,眼睛却扫视着全场,极力寻找更有价值的攀谈对象。一个人如果没人理,就只好尴尬地站在那里,觉得自己不入流。

“如果不细想,就会觉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你渴望的主流社会的生活。甚至会得意于自己能够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高兴今天又见到很多值得见的人。但如果往深里去想,就会觉得好功利,好肮脏,好无聊。”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是一个敏感的人。

对于他所身处的商界,他一直有种疏离感。“我觉得这些不是我的力量应该专注的所在。”

现在,他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到了公民社会建议中,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课题也是“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他早已告别了为各种可能性“打卦”的时代,他愿意在实践中学习。

中国的企业家常常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很软弱。他们在心里支持社会进步,但在行动上,又往往很保守。事实上,企业家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并没有到急需的程度,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他们靠自己的影响力可以消化掉,民众承受不了的东西,他们可以摆平。既然不构成燃眉之急,他们就会评估风险。

王功权不一样,他不愿意做犬儒。他热心公益,为他所见的不公的事情奔走,以至于他的朋友常常劝他善自珍重。他的新浪微博和搜狐微博都被销号,只余腾讯微博,他每天在微博上关注各种弱势群体。

他这一代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王功权大学读《青年马克思》,深受影响。其后的经商生涯中,他极力坚守自己原则,也因此失去很多机会。不合谋则处事艰难,合谋则良心不安,久之便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走到了希望推动社会进步的道路上。

“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和我一样为难,要么就同流合污,要么就做事艰难,这样心里很苦。我也不愿意看到我那么多朋友本来都很善良,只能同流合污,以至于失去内心的美好,不能获得救赎,自己都觉得圣洁不起来。我也不想看到那些官员本来也很优秀,却只能被迫说自己都不信的话。”王功权说。他抽掉烟盒里最后一支烟,这是一个小时的关于社会进步问题的访谈中的第五支香烟。

从2008年开始,王功权一直推动教育平权、异地高考。几年间组织各种会议研究,策划15万人签字的联合呼吁书,向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教委,以及全国人大和教育部28次陈情。陈情也产生了一些效果。2012年,国务院颁布文件,要求各地出台异地中考和高考方案。

罗素曾说:“随他去吧,世界上发生的事由不得你……”王功权做这些,真能改变什么吗?

“社会的变革不需要民众为主义奉献和战斗,大家就是应该观照自己的生活,也不应该试图用理念来启蒙或统治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你看到民众对意识形态、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时候,正是这个族群成熟的时候。实际社会变革是需要少数有担当的人来推动博弈完成的。民众就是观照自身,有些担心,乐观其成就可以。”王功权说,在推动社会进步的道路上,他并没有太强的无力感。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如果陷入传统的革命思维,就会感到很无力。但事实上变革是不停地朝着正确的方向走的,虽然这很熬人。

这样一个人,能不纠结吗?2003年,王功权遇到一位上师,开始学佛。

他并不认为他对宗教的皈依是出于对俗世的不能承受。在他看来,所有的宗教都是入世的宗教,佛教并不是否定人生的,没有出世的佛。佛祖并没有一直坐在山上,而是带着他的弟子传教。成佛的人终究是少数,佛学倡导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佛那里,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不感兴趣的事就放下了。在佛的观照下,曾经很重要的事变得不重要,比如金钱;曾经不重要的事变得重要,比如自由表达、自由行动,尽量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

这一切都与风投圈的信条背道而驰。

从6月1日开始,王功权要与他的师父去闭关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他将完全不与外界接触。

“你现在做的一切是对前半生的救赎吗?”

“不,我没有同流合污过。我因此错失很多机会。我认为我没有,别人如果说有,可以提醒我,如果有,我肯定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