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依布纳（Gunther Teubner）教授寄语中国读者：在这篇论文中，我处理了当代西方社会最大的失败—功能极端分化的黑暗面。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问题的困难性在于，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是否会遇上这类需要处理的问题。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世界范围的成功，但是在处理大规模功能分化的离心运动方面并不顺利。结果，其发展出了自我摧毁的趋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大肆扩张的金融系统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功能分化同时既是祝福也是诅咒—中国也必将穿越这样的体验。通过其自身的操作封闭，诸功能系统为其自身创造了一些可以恣意地从内部强化或向外部扩张其自身理性的领域，而不顾及其他社会系统，也不顾及它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自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先锋性的分析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证据已经表明了全球化经济理性的毁灭性力量。实际上，当代中国正在承受经济加速发展的负面后果。但是，仅仅谴责经济那就错了。在现代诸神的概念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同样认识到其他诸社会理性化领域中的毁灭性力量，并分析了随之而来的具有威胁性的理性冲突。同时，其他高度专门化的功能系统（尤其是科学和技术领域，当然还有法律、媒体甚至医疗等等）所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和生态风险，对于更为广泛的公众来说已经是切肤之痛了。就像西方工业化国家那样，中国也将经历由政治、法律、经济、科学、医疗以及技术等领域的各种理性之间由于爆发“理性冲突”而呈现的危机。在本文中，我发展了社会宪治主义*的概念，以之作为一种与极端功能分化的去整合趋势（disintegrating tendencies）相对立的力量。这一概念的发展依托于西方（欧洲）发展历史的背景，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下所面临的不同条件，那还将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一、集体成瘾？
是否存在着集体成瘾这种东西？我们把成瘾看成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吗？成瘾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通常的答案可能是指酗酒或（金融）危机前银行家们的羊群效应。事实上，这些只是成瘾行为的社会放大器：它们以攀比心理、模仿、社会规范或者从众心理等等形式影响着强迫症行为。但是，它们最终涉及的还不过是个人的成瘾。
通过社会系统理论的透镜，我们发现了相当不同的东西。由此，社会过程所展示的成瘾行为特征完全不受个人依赖性症状的影响。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并非瘾君子，而德意志银行倒是需要给予紧急的戒毒治疗。这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体成瘾。对于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而言，这个发现令人瞠目：“信贷机构为保护股东权益的自利（行为）令我们这些亲眼目睹者感到难以置信地震惊。”[1]他从来没有想到银行居然会不顾自身利益冒着高风险参与自我毁灭的“赌博”行为。理性机构如此非理性，无视自己的利益—这把格林斯潘带入了痛苦的现实：他奠基于理性选择的“整个知识大厦”“崩塌了”。
集体行动者的成瘾综合症可能真正展示了社会成瘾行为。另外，还有那些呈现为内在强迫性增长的沟通链条，这些沟通链条无需牵扯到集体性的行动者。尽管面临持续自我毁灭的后果，那些独立于个人成瘾之外的众多沟通串联起来，并被纳入到强迫性操作活动中。如果说存在着非个人性的（即集体性或沟通性的）强迫性增长的事物，那么，银行家个人的贪婪就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反，我们必须寻找那些引发非个人性（non-individual）成瘾现象的特定社会成瘾机制。
这种令人着迷的现象与宪法时刻有什么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当灾难临近的时刻，在社会诸系统（social systems）自我破坏力的强迫性增长与一种不能从外部而是只能通过“内部宪法结构”（inner constitution）的变化发生作用的新取向之间发现一种关联。引用德里达（Derrida）的说法，我们可以借用“话语的微观结构”（extremely capillary constitutions of the discourses）这一说法—它自己引导自己发生变化。正是这些微观结构—而非世界上的民族国家的“大写宪法”—调整着社会肌体的内在生活，直到最细微的血管。[2]因此：这些是超越于国家的宪法。
我的假设如下：
1）为了理解近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将不会仅仅依赖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而是，我们将探究具有基础意义的信息流自我毁灭的强迫性增长—换句话说，就是集体成瘾现象。
2）“触底反弹”是指这样的宪法时刻，即灾难降临的时候，或者，社会变迁的力量凝聚到如此强度以至于经济的“内在结构”在此压力下发生变化的时候。
3）纯货币改革例示了全球经济的微观宪法结构化，这种结构化无法通过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国家性或跨国性干预来实现。
4）合宪／违宪这个二元区分发展为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中的一个二元元符码（a binary meta-code），并在法律符码和经济符码之上形成。
二、强迫性增长和金融危机
（一）因果影响还是强迫性增长？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各种各样的规制方案纷纷被提了出来：取消银行家的奖金，设立银行增强型股权投资基金，开征托宾税（Tobin tax），控制金融产品品质，对金融制度（尤其是对冲基金）实施严厉的国家性与跨国性监管，从严控制资本流动和证券市场，完善会计和风险评估规则。[3]非常典型，这些举措都是基于因素分析。其中，单个因素被剥离出来，通过原因归结，找到对危机负责的因素。因而，规制的目标就在于，在因果链中导入反作用因素，以阻却危机的复发。这些举措的成就当然无可置疑，不过，它们无法逃脱一个通病：每条法律都有空子可钻（fatta la leggetrovato l’inganno）。法律一朝制定出来，法律漏洞也就伴随出现。规制的阿基里斯之踵（theAchilles heel）在于，国家性或跨国性规制总是可以被有效避开：鉴于数不胜数的规避规制的伎俩，事前规制变得不可能。[4]
更为深入的危机诊断来自于这样一种分析：把因素分析中的各种因素仅仅看成是可以互换的触发条件，并致力于发现其深层动力机制。通过改革全球金融经济的“内在宪法结构”，来驯服那些诱发规避策略的动力机制。目前被很多金融专家推崇的纯货币改革就是众多有所助益的例子之一。[5]这一项改革直指经济制度的心脏—货币机制。很久以来，货币创造是中央银行的特权。中央银行通过与金本位脱钩的纸币来发行货币。经常性账户上的非现金货币的广泛流通、无货币支付交易的滋生、新沟通技术的出现，尤其重要的是，还有货币和资本交易的全球化等等，剥夺了国家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6]凭借这些方面的发展，现在，正是全球性活跃的商业银行具有了事实上创造货币的能力—原则上说，这种能力独立于中央银行。事情就是如此，即便非现金货币只是作为准货币而被委婉地提及。在欧洲，非现金货币相对于现金货币的比例是4：1。在英国，非现金货币占到了92％。德国中央银行在其网络主页上说：“今天，创造货币的主要源头是由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担保（积极的货币创造）：借款人的贷款总额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又存入银行，结果，直接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应。”[7]这里所发生的就是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这绝对不是指银行的现有储蓄存款完全支撑住了商业银行通过非现金货币提供的信用。而是，各个银行根据自己独立的风险精算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信用。公共性的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利率调节来间接影响这些私人性的货币创造。
正是私有银行大量创造货币，才导致了全球金融领域中目前这种过度的强迫性增长。这就推动了实体经济通过提前融资实现增长，并迈向了产生社会危害的增长程度。同时，私人性货币创造又被意料之外地用于促进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金融投机性增长。此处引述休伯（Huber）的话：
“银行就像其他经济主体一样运转：顺周期性（pro-cyclically），自利性，缺乏整体经济的观念，没有任何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结果，银行周期性地创造货币，并超过了限度。以此方式，极为夸张的商业循环和股市循环就被创造出来：
“一越来越多的货币过度供应以及相应的价格通胀，还有，资本市场证券价格不断上扬（投资泡沫、资产价格膨胀）。
“一越来越接近危机阶段，股票市值／资产价值的泡沫破灭以及收支赤字，经济中的货币供应短缺以及通货紧缩。金融制度自身就像国家、经济和社会一样破绽百出。”[8]
这个理论的要点如下：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不在于零增长，而毋宁是拿过度的强迫增长开刀。“在当今的货币体系中，稳定和零增长是不可能的。”[9]通过价值创造，货币创造必然促使利润增长，而利润增长又进一步促进货币创造以及价值创造。结果就形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相反的方案则是经济紧缩，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与当今以货币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不相容的。货币化经济运行依赖于某种强迫性增长。这就是说，并非强迫增长本身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而是，在必要的增长与具有不良后果的自我摧毁性的过度增长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才是问题的焦点。[10]
（二）沟通中自我摧毁的增长动力学
对必要的增长动力机制与病态的过度增长进行区分，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价值。如果诱发增长的机制导致了其本身并非病态的社会过程被过度刺激，那么，把其与个人成瘾现象做个类比会有所帮助。[11]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把成瘾现象看成是心理问题的通说—相应于此，对个人施加治疗—就会把我们引向死胡同。寻找个人成瘾行为的真正的社会对等物就变成了关键所在。系统理论分析可以在这一任务上帮助我们。起点在于严格区分心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两者具有各自的意义生产过程。卢曼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之外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沟通现象学（并非以前者取代后者！）。这导致了典型的双重现象，至今，这一双重现象还只是从心理学方面加以理解。比如，记忆不只是一个心理现象，而是，在此之外，记忆也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制度化沟通过程。即便对于那些被理解为个人意识现象的情结（complexes）而言，比如意向、策略、兴趣、偏好或者理解等等，也必须根据这些情结是发生在个人意识中还是作为独立于意识之外所展开的沟通过程而加以区分。[12]
无论就一般性而言考察社会系统，还是就特殊性而言考察集体行动者，都需要对“尽管存在持续的负面后果，但仍然强迫性地从事某种活动”这一个人成瘾的定义加以重新思考。社会系统通过特定的系统性递归操作（the recursivity of system-specific operations）实现了自创生式自我再生产（the autopoietic self-reproduction），这种自我再生产回过头来又强化了沟通的强迫性重复和增长，并导致了自我摧毁的后果。何种“成瘾机制”对此负责？当沟通难以抗拒外部力量的影响而产生了强迫性增长时，那么，就可以被看成是患上了成瘾症状。拿前面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把商业银行无中生有地创造非现金货币看成是一种成瘾机制：把各个支付操作串联起来，以至于强迫性的过度增长在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中被释放出来。由商业银行提供信用担保的补充性货币创造强化了对利润的预期，随后引起了实体经济的强迫性增长，而由此又（反过来）强化了对利润的预期。这就释放出一种动力机制—这一机制不应再被看成是静态的经济循环，而是加速运行的螺旋上升。与此相伴的是，银行根据货币乘数（money-multiplication）的动力机制发放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并非用于生产投资领域，而是用于购买投机性资产。如果用于支付银行贷款的利息超过了所预期的资产价值成长，就会导致投机崩溃、金融危机以至于经济危机的后果。以上两种强迫性的沟通增长都可以独立于个人贪婪和个人成瘾行为之外而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抵抗成瘾的个人要么被卷入这一强迫性过程，要么，就被排除于充满风险的游戏之外。这就是说，具有相应心理倾向的个人也被这种游戏吸引，以至于个人成瘾行为与社会成瘾行为相互强化。
这种动力机制提出了一个关于自创生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想象社会自我生产和强迫增长之间的关系。自我生产的沟通循环—也就是说（沟通）返回去作用于自身—这个概念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不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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