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8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描述中国科学研究尴尬的现状。文章提到的问题在中国的科学家圈子中基本上是大家都清楚的秘密。但是对于科学圈外的读者却是一个很好的介绍。
据《经济学人》的统计，中国大陆学者在 SCI 中发表文献的比率从2001年几乎微乎其微到2011年占据到了9.5%，仅次于美国。从2002年到2012年之间差不多有超过1百万来自中国大陆的学术文章在 SCI 系列的学术期刊中发表。
可以说成果是喜人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喜人的数据背后却也隐藏着很多问题。
比如《经济学人》认为，在这些数据背后，存在一个很愚蠢的中国式逻辑。因为教授们被限制在一个以文章数量为主要考评标准的框架之下，这样使得论文的数量和薪资待遇划上了等号。
而这个等号的划上，就滋生了很多的问题，比较严重的就是假论文或者捏造数据等问题，近年来最有名的就是井冈山大学讲师所发论文被撤下 等多次的丑闻。《经济学人》的报道是现在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论文造假公司，而且生意红火。
《经济学人》披露的潜在漂亮的数据的背后的问题也是非常深层次的，就是“自行引用”问题。我们如何来评价一篇论文的好坏呢？对于并非这个行业中的专家来说，最直观的一个办法就是看这篇学术论文被引用了多少次。按照正常的思路上来说，如果这篇学术论文被多次引用，就说明这篇文章在这个学术领域内的重要性是多大。但是为了这个引用数量的提高，按照《经济学人》的说法，在中国（其实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问题）演化成了没有名气的教授就是经常在自己其他论文中引用自己过去的论文来提高引用次数，这种可以被归纳为显性的“自引”，而另外一种隐性的“自引”则多发生在院长或者更加高的学术职位，以至他们在发表论文和被引用上都占有了隐性的优势。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也是对，是否发表 SCI 的学术论文就是具有学术能力的唯一表现这点质疑。但是同时也必须值得肯定的是，用相对权威的 SCI 论文数量的确很大程度上冲抵了权力与学术相捆绑的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这个标准给当时还处于朦胧状态的中国学术制定了一把尺。但是随着学术质量的提高，这把尺的负面作用就显现了出来。除了如这次《经济学人》提到的这些问题外，我个人更愿意将这是一个缺乏的大师的年代的原因归咎于这套标准。
奋斗在任何一门科学学科领域内的朋友们都能明白，要想在自己的领域内作出些进步性的东西，没有一万小时的基础是不可能实现的，而1万小时还只是这个领域内的基本入门而已。但是现代的学术体系却希望一个博士生在完成自己的学术论文之外，要发出N篇论文。而这样的才俊才能在学术领域内出人头地。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只是能够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领域中能够玩转，因为对于实验的观察和演化本身就能迅速成为一篇论文，出现优秀结果的然后放到学术工作者们都能看到的专业期刊上，让大家讨论。然后几个实验的发表就能综合最后形成自己的毕业论文。但是在这样的实验科学外的领域则完全不是这样。比如一个跟踪式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假设研究目的是看卡特琳娜飓风影响过的孩子学习能力更强（弱），那么这样类似的研究，就需要耗费上几年甚至十几年。而往往有很多社会学家一辈子也只能成功运行几个项目。有这样特征的学科并不在少数。但凡只要偏向理论研究的领域，这样的模式的运行都很值得再审视下是否合适。
简单来说，这样以数量为高度竞争行为的模式，这样在普通科研教学人员比体力劳动者工资待遇低得多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高度竞争来直接将工资外的奖金直接和论文数量挂钩的方式，实在是太浮躁了，根本无法使普通研究者专心长期研究一个领域。只有数量而无质量的现象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晰，因为虽然中国拥有了庞大的 SCI 论文数量，但是他国学者引用中国学者的比例却非常低。
中国学术体制，的确是需要重新反省一下了不是吗？
经济学人：中国的论文造假已达到产业规模
《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了中国已经形成产业的论文造假：在盗版光盘和拷贝产品设计之外，中国还有一种更具有知识性的盗版产品——伪造学术论文甚至是假冒科学期刊。
武汉大学沈阳教授领导研究的一项结果显示，中国买卖论文 2009 年的规模达到了 10 亿元人民币。
中国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在 6000 多名接受调查的研究人员中间，有三分之一承认有剽窃、篡改和捏造数据的不当行为。但该调查的细节并没有公开。
PNAS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和印度两国因为剽窃而撤回的医学论文超过了美国，而美国发表的医学论文数量要多得多。中国因为重复出版而撤回的论文数量高居第一，因为造假而撤回的论文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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