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有来生：一个逃港者的自述（二）
昨天闲得无聊，讲述自己的凡人故事，不料被新浪、网易、搜狐自媒体等门户同时推荐到首页，观者甚众。既然如此，那么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写下去。今天是第二章。
人到底有没有来生？如果象佛教说的那样，人死了之后，灵魂里的记忆会被过滤干净、然后投胎、重新做人，虽然不记得前世的事情，但是灵魂还是同一个灵魂。那么，那个对前生记忆全然无知的新人，还是不是我本人呢？
我因不满于在大陆时期的种种际遇，四年前下定决心，移民来到香港。回首自己在大陆的前半生种种，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不愿意再有来生。这是我的故事取名《不愿有来生》的缘故。
我自小体弱多病，满六周岁的时候，个儿明显比同龄的儿童要矮小，我母亲担心我被同学欺负，将我的学龄往后拖延了两年，于是，我直到1987年9月1日，才上的小学一年级，就在镇上的中心小学。
作为小学生的我，在课堂上表现得相当认真，自然而然地，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整个小学期间，我屡次获得县一级、市一级，甚至是国家一级的作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那些奖项的名次、次数，年份，现在都无法记得清楚了。
可是，我成长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中。
随着不断的懂事，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父亲是一个不靠谱的人：酗酒，嗜赌，打老婆。我的父亲经常殴打我的母亲。当然，我的母亲也有一定的责任：她常常耍女人的小脾气，对我的父亲经常性地出言不逊，甚至恶语相向。
但是说到底，主要责任仍然是出在我父亲的身上，因为无论如何，动手打人都是不对的。每当他们两人由争吵升级到武斗，父亲动手殴打母亲时，我通常就会哭。当时尚为年幼，也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对。
其实，夫妻相处的问题，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人的素质问题：一个人的素质好，他／她就能和别人相处好，能和别人相处好，自然就能和自己的配偶相处好。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和别人相处好，那么这样的人，与其强求和别人结婚过日子，其实还倒不如独身一人，免得累人累己。
我的父母所受的家教有限，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也有限（两人都是小学文化），他们其实都并不懂得如何和他人相处，如何做到相互照顾对方的感受，怎样换位思考，如何充分沟通，他们既不会说正确的话，也不知道怎样正确地说话，当嘴巴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时候，就只好开口骂人、动手打人，以发泄不满。而这一点，正是夫妻生活的大忌。
我的父亲母亲，因为这种无休止的互相打骂，曾经找镇上的人民法庭处理过，当时的法官自然是百般劝解、百般撮合，不愿意拆散别人的家庭。在我当年的家乡，民风尚为闭塞，人们普遍认为：离婚是一件羞耻的事，于是我的父母在互相打打骂骂当中，凑合着过了。
有什么样的土壤，就出什么样的庄稼。一个思想意识落后的社会，自然培养出思想意识落后的人。我的家乡，工商业不发达，信息闭塞，文化教育水平总体低下，这样相对落后的社会，产出素质相对低下的人群，这是毋须讳言的、十分自然的、因果关系相当明确的事情。
其实我很愿意说“我的家乡是可爱的。家乡人是伟大的”。可是，我不能撒谎。
西元一千九百八十九年的夏天，在北京发生了那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当时我年仅九岁，念小学二年级，并不懂事，但是家乡老百姓对该事件的评价，却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亲耳听到不少人评论道：
“学生闹得好，这么一闹之后，物价就降下来了”
多年后再回首当年底层社会小市民对政治事件的评价，会很明确地懂得：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是只看实惠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做了一件怎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民主也好，法治也罢，无论你的口号喊得有多么响亮、多么的动听，最终获得老百姓认可的，必然是你带给老百姓的实惠。
这是我小学时代对那件事的唯一记忆。
自从某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之后，带动了粤西地区的水泥产业。我的舅舅在这个时候，“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设水泥厂，富了起来。舅舅在经济上对我的扶持不小，后文将会提到。
与此同时，全国的国企普遍开始走下坡路。我母亲就职的国营水产公司，开展了改制，我母亲承包了它旗下的一个门市部，售卖水产干货，自负盈亏。
但是在我家，父亲对母亲的家庭暴力持续进行。有一次，父亲扳起椅子往母亲的身上砸，爷爷及时过来阻挡，椅子不慎砸到了爷爷的脑袋上，顿时血流如注。我则在一旁哭，不知所措。
母亲有时候挨打之后，会逃到外婆的家中，父亲则会事后追到我外婆家中，央求我母亲回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父亲双腿跪在母亲的面前、央求她回家。
于是母亲再度原谅他、回家、凑合着过。
还有一次，父亲喝醉酒，再次拎起椅子殴打母亲，这次是外婆奋身来阻挡，也被我父亲用椅子将脑袋殴破、血流如注。事后，我的舅舅带领当地黑社会的一群少壮青年，狠狠殴打了我父亲一顿，作为教训。
我的母亲曾经尝试自杀，失败了。也曾经轻度精神失常，被我舅舅送到医院，幸亏最终治疗好了。
但是就算是这样，父母也离婚不成。因为每次我母亲提出离婚，父亲都会“连求带吓”、软硬兼施地挽回，而每次我母亲考虑到为我兄弟两人维持一个完整的家，又不忍心。结果，竟然也长期就这样拖了下来。
坦白讲。我父母的缘分，是一种孽缘。
讲起这些，真是心酸。不讲这个了。讲点别的。
小学经历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公开枪毙强奸犯李光亮的一幕。李光亮是家乡的一个无业青年，伙同别的青年、轮奸一个女子，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公审之前，李光亮已经被当局注射了“兴奋剂”，在公审台上，他丝毫不知道畏惧，神态自得，而且还不时露出微笑。公审大会开完之后，几个死刑犯（并非全部强奸犯）全部被押上大卡车。大卡车呼啸着开走。人民群众和孩子们，则骑着单车，在后面追。追啊追，终于追到了刑场。刑场就设在山脚下。
“啪”的一声。李光亮脸面扑地，身体还在颤抖。刽子手凑近去，又补了一枪，这下，他的尸体才停止了蠕动。
然后，下一个。都杀完了之后，刽子手上车。大卡车又呼啸着开走了。
事后，人民群众开始了议论：本案的主犯另有他人，可是因为主犯“有关系”、“有背景”，所以没有判他死刑，而这个被杀的李光亮，只是一个从犯、一个“没有社会关系”的替死鬼而已。
我不知道“人民群众”当年的传闻是否属实。但是我认为：依法杀人之后，留给人民群众的，竟然是这样的社会评价。这样的司法，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成功。
一个政府，要有公信力。有了公信力，自然就不会有谣言。
再往深一层而言。李光亮强奸女性，为何应该是死罪？而即便是死罪，为何非要枪决？而即便是枪决，为何又要公开执行？强奸当然不对，但是上述这些问题，似乎都是值得追问的。
家乡人有一种很强烈的观念：只要你和官家“有关系”，你就可以横行霸道。而只要你和官家“没有关系”，你就可能会任人鱼肉。换句话来说，家乡人认为：世上根本没有“正义”这回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欺压。
2010年10月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死刑的阳江黑社会老大、外号“锤头笠”的许建强，在我的小学年代，就已经在阳江县闻名乡里。但是，当时我所知道的乡里谈论起他，并不是带着鄙夷的语气，而是带着钦佩、敬仰、羡慕的语气，说他的拳头有多大，说他杀了多少多少人，
而且杀了人之后，还有人为他顶包，你看人家，多有本事！
于是，大批青少年群起而学之，以黑社会为榜样，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这就是我幼时家乡的风气。
一个社会。上梁不正。下梁必歪。而下梁歪了之后，上梁就更歪。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我在这样的社会土壤里成长，自然不能免俗。小学时代，我长期担任班长，脖子围的是大号的红领巾，左肩挂的是三条杠肩章，是学校里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大队长”。我经常性地拎着一把长长的教学木尺，在教室里监督小同学们早读，遇见朗读不认真的，我“啪”地给他／她一下，毫无人权可言，也毫无道理可讲。有不少同学被我用木尺打哭。其中更是有一位女同学，手指被我用木尺打伤。“木棍子里出政权”。这就是我当年的观念。
毫不夸张地说。我幼时的家乡，人的思想意识，似乎仍然停留在清代以前。并没有显著的进步。以下的一件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有一艘远洋货船，在东平镇的海域沉没，当年这艘船所载的，是一种名叫“冬瓜茶”的饮料。货船沉没之后，海事局自然要组织打捞，可是在打捞之前，我的家乡人已经有熟习水性的人下海潜水、利用工具，将这批“冬瓜茶”悉数打捞了上来。也就是说：偷。
于是很快，几乎全镇的杂货店、小吃店，都在销售这种“冬瓜茶”，五毛钱一罐，十分便宜。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它们是偷来的。是赃物。赃物没有成本。当然便宜。
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小镇，能意识到“它们是赃物”的人，似乎并不多。
我不知道海事局、船运公司和货主，会怎样评价我的家乡。
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外婆上山伐木（供厨房烧火用），我扛了一根小树，从山上往下走，经过稻田的时候，一个貌似“忠厚淳朴老实”的老农妇，突然从田里站起来，对我说：“你外婆在山上喊你呢！”于是我放下木头，飞奔上山，可是外婆说“我没有喊你呀”，于是我再飞奔下山，可是我的那棵树木、还有那位貌似“忠厚淳朴老实”的老农妇，双双消失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人穷了，就没有道德可言。这定律不一定灵验，但是从大体上而言，是准确的。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上了小学四年级。在四年级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1、我的爷爷身故。2、我遇见了人生的初恋情人。
在这一年，爷爷因为“胃穿孔”而辞世。据家人说，这个病，与他长期吃“汤泡饭”有关，据说“汤泡饭”使人容易得胃病。爷爷的去世，使我很伤心。
也是在同一年，班上来了一位转学的新同学，名叫小A。
小A是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虽然年仅11岁，但是已经出落得红颜皓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人胚子。而且更要命的是：她竟然坐在我的邻桌。
小A显然是个早熟的女孩子，在我们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出事了。当时上课，我盯的是黑板和老师，而她则盯的是我。眼神火辣辣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眼神，仍然令我吃惊。
诸位可能曾经在一些小说中，读过一种据说是“敢爱敢恨”的奇女子，而她，小A，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多年之后，我回想起来，对她仍存有三分钦佩。
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十二岁的她，向我递送纸条，我打开一看，是“我喜欢你”。四个小字。
我显然不是柳下惠，但是我当时还“跟不上节奏”。什么叫“跟不上节奏”呢？因为在生理上，是女性比男性发育要早。那时她是情窦初开，可是我的“情窦”却还没有开。没法弄。
结果是可以想象的。她的小纸条对我而言，只是对牛弹琴。我将小纸条递还了她。
事实上，她对我的“仰慕”和“追求”，在“五年级（1）班”的班上，早就“路人皆知”。那时的小学生，喜欢给人“配对儿”，例如说“大宝和小英是一对”。而当时几乎全班的同学，也给我和小A“配对儿”，说“冯某某和小A是一对儿”。
这种话之所以能传出来，显然是因为小A不但暗恋我，而且还毫不掩饰地告诉了她的女同学们，而女同学们又守不住秘密，一传十，十传百，结果闹得全班都知道了。
有一天放学，是我和小A值日，我们打扫完课室之后，小A用雨伞的钩子钩住了我，然后把一团什么东西塞进了我的小书包，然后她就跑了。
我打开书包，将纸团打开一看，妈呀，竟然是香港色情杂志《龙虎豹》的一页，是一个全裸的女郎，掰开着双腿，露出红红的私处。真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当时那个画面对我的震撼。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裸体，虽然那只是一幅照片。
后来我才知道，小A的父亲也是疍民，他跑香港的渔船，经常去香港，然后买了香港的黄色书刊、带回家看，但是又没有藏好锁好，不慎被自己十二岁的女儿看到，于是………就这样。
我不知道当年小A为什么要将一幅黄色照片塞给我。但是，虽然我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仍然不得不说，回头看来，这个年仅十二岁的疍家女子，的确是敢作敢为的一个奇女子。在中国女性之中，小A实属罕见。
实际上在我幼时的家乡，民风十分闭塞，女子失掉贞操，会被社会扣一顶“二手货”的帽子。当年我家乡的青年男子择偶，首先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她是原装货，还是二手货”？而媒婆往往会拍着丰满而下坠的胸脯说：“原装的！保证原装！”
当年我家乡人的意识。就是这个样。
时间持续飞逝，转眼间五年级要放暑假了，小A举家搬迁去了县城：她那位跑香港船的父亲挣到了钱，到县城建了新房子。小A于是也到县城某小学插班、上六年级去了。
离别那天，她到我家找我，说了些再见的话。
小A对我仍然念念不忘。在六年级的时候，她常常给我写信。当时可没有什么email啊、手机短信啊什么的。短距离通信基本靠吼，远距离通信要靠写信。邮票要粘两毛钱。我记得。
小A显然是把我“教坏”了。自从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裸体照片之后，我就开始对“女人”有了概念。那真算得上是我人生的第一堂性教育课。
在我的家里。我的父亲则越来越不靠谱。酗酒。赌博。打老婆。声名狼藉。尽管我在小学里面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尽管我获得不少的国家级、省市级学科竞赛奖章，但是，在一部分人的眼中，我仍然遭到了歧视。例如有一次，我到某同学家里小坐，该同学的小姨子问我的父亲是谁。我如实相告。不料那女子竟然立即露出鄙夷的眼神，“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也自感无趣，起身走人。
我父亲被人歧视，给了我一个教训：人首先要自尊。别人才能尊重你。
记忆中，90年代初的家乡，还有一件事值得我写的，那就是娼妓对我家乡的渗透。在早年的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不禁娼，在民国时期，我的家乡自然也是娼妓遍地。我记得我的外公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以下一件往事：
我外公的哥哥，名叫黄学明，因为是大眼睛，外号“大眼明”，在民国时期，“大眼明”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才子，会雕刻，会算命，会说书，还会唱戏……总之，多才多艺，挣钱不少，但就是风流成性，挣了钱就去嫖娼，长期以往，结果染上了性病，但是又不自知，到了发病，已是晚期了。“大眼明”的性格也相当倔强，他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一个人跑到海边，在沙滩上坐等发病至死，海潮一来，将他的尸体拖进水中。他的原意是“死也不麻烦家里人”，本想连丧事都免了。可是结果尸体发胀、浮在海面上，最终还是被外公捞了上来、入土为安。
民国的体制是相对自由的。但是，自由是把双刃剑。所有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949年大陆建政，打着“社会主义道德”、“解放妇女”旗号，模仿苏联，一夜之间将中国所有的妓院一扫而光。可是，到了1990年代初，随着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入侵”，色情行业这个古老的行当，又死灰复燃、并迅速渗透了我的家乡。
镇上的本地女子，当然不会当娼。来到小镇当娼的，都是外省女子，例如湖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来的女子。我小学有个女同学，她的父亲，就是开办妓院的，而且炮房，就设在她的家里。
有一次，我们几个好同学到她家玩儿，看电视剧《小龙人》，打牌，放音乐，跳霹雳舞……..突然，闯进来几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和几个笑脸淫淫的男子。我那位女同学说：“大家不要管。我们玩儿我们的。”
那一群男女看了我们一眼，就上楼去了。楼上有许多房间。你懂的。
所以，我们在下面放音乐跳舞，“他们”则在楼上“办事儿”。井水不犯河水。
事后，女同学对我们说：“其实那些外地女孩子，都是穷人出身，她们很可怜的。”
在一个人口仅仅两万的小镇，公安派出所如果真要扫黄，色情产业不会有生存的空间。50-80年代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法律在禁娼，而到了实际执法当中，则变成了公安干警向色情场所收取钱财，然后睁一眼闭一只眼。再说得深刻一点，这种体制，事实上就是“警察剥削妓女”的体制。从本质上而言，这样的体制，本质上比民国时期“公开挂牌”的娼妓管理制度，似乎还要更加丑恶。
在前一章，我提到了一个溺水身亡的小学同学。其实，在花样年华凋谢的，还不只他一个。在我的班上，还有一个女孩子，因为不注意生活卫生，不慎染上“禽流感”而身故。中国有相关统计，说“百分之五的人，死于25岁之前”。我的经历告诉我，这个统计似乎在大体上是靠谱的。
实际上，未成年人身故，主要有以下的死因：交通事故、溺水、瘟疫、斗殴。而事实上，以上的死因，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的素质有关。只要人再守规矩一点、再讲卫生一点、作父母的再负责任一点，悲剧应该就会少一点。
时光一晃。1993年。在“小升中”考试中，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阳东县第一中学。
接下来，我遇到的人和事，将会更加离奇。明天接着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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