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
丁：1983年10月。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不久，有人告诉我，北大有位领导要到哈佛来访问。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谁来。有一天，我跑到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想了解来的人的访问日程。办公室秘书说：“你来的太好了。”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没人办公，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于是，他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职员会所（facultyclub）的一把钥匙给了我，让我直接把客人送去。
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他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他来的那天，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到教职员会所后，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他跟我聊到很晚，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说我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并谈了很多想法。他显然雄心勃勃，想在北大干一番事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身体很好，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时就要我跟他一块回去。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也已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听我这样说，他没有勉强。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
访：项子明为什么没有当成北大党委书记？
丁：据说是得罪了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时，彭真说项子明不能用。“文革”前，彭真搞了个写作班子，地点在畅春园。“文革”中，项子明顶不住压力，揭发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反毛泽东的。这对彭真很不利。项子明就成为彭真眼中的叛徒。对我个人来说，项子明没有当党委书记是件好事。因为他党龄老，主意多，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我有很多事不好办。
访：在您之前，北大校长都是被任命的，并不是民主选举的。您当校长这次是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校长。这次民主选举，把您——一位屡遭政治运动冲击的学者，推上了世界著名学府——北大的校长职位。您在美国时，是否听到一些人对您要当校长这件事的反应？您知道自己回去要当校长这个消息后，对做校长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丁：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比如项武义、伍鸿熙等，知道我回去要当校长，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并跟我说中国能启用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北大校长，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
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会得罪很多人。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访：您是什么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
丁：1984年3月。我从美国回来后，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节后，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项子明当北大党委书记，要重新找书记。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会上，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王学珍当书记。项子明当了顾问。我的前任校长是张龙翔。
访：在何东昌宣布您当北大校长的会上，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了吗？您在会上表态说：“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是这样的吗？
丁：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我确实是这样表态的。记得我的发言很简短。大意是说：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在这3个月里，原来怎么搞的，还怎么搞。我还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没有三把火，一个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有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访：当校长后，您提出过办校原则吗？
丁：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有一段时间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有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校原则，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因为北大一贯工作效率比较低，也比较松散。二是发扬民主。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生活问题，要在教代会上讨论，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三是要坚持“双百”方针。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就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对这样的事情，我很少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我管，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我不能越权，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商学院之一。据厉以宁说，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要从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算起，而管理科学中心的成立跟您密不可分。而且，这个中心的办学方针，是您和厉以宁、陈良焜、王恩涌在您家的小会客厅内决定的。是这样的吗？
丁：对。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是为了帮助厉以宁，让他躲开经济系，有自己的发展空间。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文革”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文革”后，他在经济系受排挤，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厉以宁想入党，在系里的党支部就是通不过。我当校长后，别的领导跟我说：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他会画画，如果办展览，可以用他。但当时赵紫阳很重视厉以宁，长时间让他住在中南海。中央认为他可以入党，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
访：中央过问后，厉以宁入党了吗？管理科学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
丁：入了。中央一过问，情况就变了。管理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跟系的地位类似。当时我有一个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如教学计划要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管理、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各种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中心的主任由我当；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厉以宁，另一个是陈良焜（陈良焜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研究经济计量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
除管理科学中心外，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环境科学中心。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非常热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4日）。在我之前，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
访：北大方正是您当校长后成立的一个公司，现已成为我国计算机行业中的一个知名品牌。请您回忆一下这个公司成立的经过。
丁：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之前，北大跟山东潍坊的华光公司合作，利用王选发明的汉字排版系统，生产汉字排版印刷机已有多年，1986年已经做到华光四型机。有一次我问起卖出这么一台机器，北大能得到多少钱？他们说卖出一台机器，华光公司给北大一万元钱。我记得当时一台机器至少卖十万以上，或者更多。我觉得这对北大不公平，因为潍坊的公司也不会生产机器，只是从日本买来机器，安装上王选的汉字排版系统。我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王选的重要发明是信息压缩技术，这项技术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号的信息进行压缩，而只有把各种字型字号的汉字储存下来，才能印报纸。
当时要把王选发明的这个系统固化，做到芯片上，国内还做不到，要到英国去做。我们和英国的公司联系，他们答应为我们做，还负责保密。这样，学校就出钱派王选到英国去，把他的系统固化，拿回来。很快北大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开始不叫方正，叫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我考虑王选不会做生意，就跟有关同志商量，把王选的工作跟公司的工作分开，给王选成立一个研究所，负责研究开发；公司负责生产销售。
我在学校里挑选了两个人筹建公司。一个是无线电系的技术员，叫楼滨龙；另一个是数学系的总支副书记，叫黄禄平，是学计算数学的。记得我专门和楼滨龙谈过一次话，因为当时要动员教师出来开公司难度相当大。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出来开公司的人一定要跟学校脱钩。你挣多少钱学校不管，但你不能再保留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公司的水电费也要跟学校明算账。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学游泳，就要跳到水里去。”我印象中公司开始时没有招工人，干活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整个技术水平比较高。
访：公司成立后，北大和潍坊华光公司中断合作关系了吗？
丁：我们把潍坊华光公司抛开了。但由于华光这个品牌由我们跟这家公司共同拥有，我们不能再用华光这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方正这个品牌。它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开始，方正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北大附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我去看过，里边也没有什么机器，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着写字，因为很多字体要靠人写出来。记得当时市场相当大，从中央级报纸到省级报纸，甚至地市级和县级报纸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统；楼滨龙到处去推销。
访：北大方正崛起后，跟北大脱钩了吗？
丁：我说要它跟北大脱钩，但实际并没有。当时我就感到，像方正这种公司，所有制不清楚；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没有向方正注入资金。方正启动的时候，向北京市的一家公司借了几十万元作本钱。方正的产权归谁所有，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当时就看到了。
没有闹大的学生事件
访：您当校长的时候，北大不太平静，经常有学生闹事，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对几点熄灯都要闹一闹，我们对此只略有耳闻，实际并不了解具体情况，您能详细讲讲吗？
丁：可以。1984年发生了熄灯事件。这是我当校长后，北大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过去北大学生宿舍晚上不熄灯，有很多学生到十一二点还不睡觉，在听收音机或洗衣服等，影响别的学生休息。在一次校长办公会上，我们议了这件事。有人提出部分学生晚上不睡觉，搞得大家不得安宁，应该11点熄灯。我知道这件事很敏感，北大学生自由惯了，突然让他们改变作息时间，恐怕会引起不满。为慎重起见，我叫沙健孙开了两个座谈会，听听学生的意见。有一天，沙健孙告诉我，座谈会开了，多数学生支持熄灯。他认为可以实行。所以我们就决定晚上11点熄灯。
实行熄灯这天晚上，数学系的干部打电话到我家，说学生闹起来了，一会儿就要到我家里来。我想在中关园的家里给围住就不好办了，赶紧骑自行车到办公室。因为怕半路上碰到学生，我绕道中关村，从西门进了学校。我住中关园的四十二楼，学生没搞清楚我住哪座楼，他们包围了四十三楼。看到这种情况，桂琳琳就在我家阳台上喊：“丁石孙不在四十三楼，在这里。”她还跟学生们讲，她不怕他们闹，“文革”时比这厉害得多。丁干这时年龄还小，看到这么多人，觉得很好玩。
学生发现我不在家里，就没劲了。这一天晚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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