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8日，39岁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处决。45年过去了，他变成了一个符号，以纪念的名义反复出现，却终被遗忘和抛弃。追溯他的一生、他的理想与20世纪的拉美革命浪潮，他在25岁时写下的《页边笔记》里神秘人的预言，或者是对他最好的盖棺定论：“你不是一个象征，你是正在崩溃的社会中真实的一员……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许多年后，已渐渐丧失记忆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家中，或许还能想起那个贝雷帽上别着一枚红星的切·格瓦拉上校。
1959年的哈瓦那，32岁的马尔克斯应邀参加了古巴的革命胜利庆典。随后，他在格瓦拉领导下的拉丁通讯社当记者。因为革命阵营内部不和，马尔克斯工作一年后，选择离开，辗转至墨西哥。
数年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百年孤独》问世。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沧桑的笔调写下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编织了一个现实与幻想交错的拉丁美洲世界。
如果要写那位格瓦拉上校呢？
马尔克斯曾说，他需要准备1000年、写上100万页。
青少年“切”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拉丁美洲世界：残忍，虚伪，无知又愚昧。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比他们更可悲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在文明世界所赋予的国际分工里，他们提供的是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得到是毁坏的土地、靠军事维持的政府以及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他们也习惯用疯狂来反抗这种命运。仅在1960年代，拉美总共爆发了16次军事政变，有10个宪政政府被推翻。
生长和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切·格瓦拉，同样带着死亡和暴力的宿命。
喜欢赋予他受难者形象的人可以说，“切的一生，甚至包括他的死亡，都是一场对病魔的抗争”——1928年，格瓦拉一出生就被查出遗传性肺部充血症，终生都受严重的哮喘困扰。
格瓦拉的反叛和冒险，来自家族的遗传。
格瓦拉的外祖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权势人物，出身上流社会，是一名激进的党派人士，因为一战前夕的悲观政治氛围加之自身疾病，在欧洲自杀。他的父亲林奇来自一个没落的西班牙贵族家庭，家族谱系中出过不少冒险家，有新西班牙总督、殖民地城市创始人、淘金者、寻宝人……
在其一生中，母亲赛莉亚与他维持着一种牢固的、排他的情感和精神纽带。赛莉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模范母亲，她天生鲁莽，总是被危险吸引，常常做一些挑衅社会规则的事情。在当地社会里，她创造了很多女性的“第一”，譬如开车、穿长裤、抽烟等等。有一次，怀着6个月身孕的赛莉亚下河游泳，差一点被急流冲走。据林奇回忆，她在结婚头几年里遭遇了好几起类似的溺水事件。
和她父亲一样，赛莉亚热衷政治，无论是在阿根廷历史上“最羞耻的10年”和贝隆时代，或是1930年代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反排犹运动、二战以及后来的支持古巴革命的过程，她都活跃其中。尤其是格瓦拉走上政治舞台后，她成为儿子事业最忠诚的追随者和传播者，与炸弹、入狱都沾了边。
格瓦拉热爱小说、诗歌和哲学。他继承了母亲的性格，追逐危险、天生反叛、无所畏惧，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出位小子”，总是做一些引人注目的恶作剧。似乎是对哮喘病的一种反抗，小格瓦拉展现出一种强烈的竞争人格。
这个没落的贵族家族经济上已沦为中产阶级，但仍过着优越的生活。格瓦拉一家属于偏离信仰的天主教徒，到格瓦拉上学时，他们已经不去参加教堂的弥撒，并要求他们的孩子免上宗教课程。
1930年代，二战前夕的南美洲涌动着不安定的气氛。在阿根廷，西班牙裔分成共和派和佛朗哥派，每天都在口诛笔伐。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进阿根廷。格瓦拉家收留的流亡者中，就有西班牙共和国卫生部长胡安·贡萨雷斯·阿吉拉尔博士一家。两家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战局和各种反法西斯话题。
不甘于清谈的格瓦拉一家联络朋友，成立一个旨在援助西班牙政府的“阿根廷行动”委员会，为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战斗募集资金。
从1930年到二战爆发，阿根廷一直由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1943年6月3日，一个名叫“军官联盟组织”的地下军队组织发动政变，陆军上校贝隆是幕后的首脑。之后3年里，他逐渐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端，成为阿根廷实际的掌控者。
贝隆以铁腕和开明统治着阿根廷，他提出了一种融“正义主义”、“民族主义”、“劳工主义”为一体的政治理念。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在经济上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在对外关系上，主张拉丁美洲一体化，由阿根廷充当领导角色。同时，他反对美国插手南美事务，尤其是反对美国干涉阿根廷内政。
1945年10月，首都卫戍部队军官发动政变，贝隆被扣押，随后被流放到一座海岛。然而，政变者也拿不出新方案，内部争吵不休。
贝隆的支持者在几小时内调动起“400万人的劳动大军”，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要求政变者释放贝隆。贝隆的情人、女演员爱娃·杜阿尔特在这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贝隆最终得以重获自由，并在1946年2月大选中大获全胜，6月4日就任阿根廷总统。“贝隆主义”终于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意志，进而演变成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
在阿根廷的政治风云中，年轻的格瓦拉只是一个旁观者。从中学到大学，他对政治只有泛泛的关心。他一面就反法西斯发表激进的言辞，一面对激进的政治活动漠不关心。20年后，格瓦拉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说：“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没什么社会见解，没参加过阿根廷的政治斗争和学生运动。”
据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回忆，格瓦拉对美国怀有强烈的敌意。“在他眼里，拉丁美洲有两个恶魔——一个是国内的寡头统治，另一就是美国”，他深信是魔鬼的黑暗之子引导了美国在海外的每个举动。
有大量的事实让拉美人怀着这样的不满。二战后，美国在拉美地区雄心勃勃地追逐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对当地发生的社会变革漠不关心。为了和苏联冷战，美国牺牲了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政党，去支持一批右翼军人的军事专制统治。
一张摄于1948年的照片展现了格瓦拉学医时期的精神面貌。在一具被剖开的男尸后边，身着白大褂的他和另外30名同学站在后面。照片上的格瓦拉笑得一脸灿烂，十分诡异。
他的阅读量和涉猎之广令人惊讶。在哮喘病发作的日子里，他靠书籍来打发时间，弗洛伊德、社会小说、哲学，也包括《资本论》。根据一份他当时手写的读书笔记，年轻的格瓦拉关注爱情、永生、性道德、死亡、上帝、魔鬼、幻想、理智和神经质等话题。
一头褐发的格瓦拉已经是一个英俊的大男孩，对自己的外表漫不经心。除了性和女孩之外，他向往着冒险与新鲜的刺激。
1950年1月1日，22岁的格瓦拉开始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冒险。他骑着一辆装着小发动引擎的旧“米克伦”牌自行车，踏上了全程长达4500公里的内陆地区旅程。中途，在麻风病院工作的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也被说服，加入了他的队伍。
这也是格瓦拉第一次跨越舶来的欧洲文化，深入阿根廷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为拥有大片土地的政治寡头家族把持着，他们和他们的祖辈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许多印第安人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他们是被歧视的群体。
格瓦拉探索世界的流浪癖被唤醒了。6周后，他赶在开学之前回到医学院准备考试。在此期间，他第一次真正坠入爱河，他的恋人叫奇奇娜，是阿根廷一个豪门家族的女继承人。他向奇奇娜求婚，并提议他们乘坐旅居车横跨南美度蜜月。这段浪漫曲遭到了奇奇娜父母的强烈阻挠。
1951年10月，他和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商定：骑着格拉纳多的“威猛”摩托车环游北美。格瓦拉第一站赶往米拉马尔的度假胜地，奇奇娜正在那里度假。他握着姑娘的手，对方没有给他等他回来的许诺，但留下了他送的一只小狗，名字叫“回来”。
在旅行中，他收到奇奇娜寄出的分手信。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几乎都是命中注定的。我的命运就是远行。”
两个年轻的流浪汉一路风餐露宿，穿越南美大草原。等口袋里的钱花完后，他们开始伸手向人要食宿，并竞赛看谁更擅长要白食。遭到拒绝时，他们搭帐篷过夜，或者在警察局和罪犯们一起吃牢饭。每到一处，当地报纸对两位来自阿根廷的“麻风病专家”热情报道，这为他们“骗得”不少白吃白住的机会。他们沿路拜访麻风病院，有时也打工换一点路费。
除了姑娘、新奇和刺激，他一路看到了贫困、病痛、被欺压的印第安人。
在秘鲁一家麻风病院，医务人员为他举办了24岁生日聚会。格瓦拉发表了一篇题为“拉丁美洲人”的演说：“我们坚信，（拉丁）美洲分化成为虚幻、不确定的多个国家，这完全是假象。我们要组成一个单一的混血种族，从墨西哥湾到麦哲伦海峡的广大地区有着明显的人种相似性”，最后，他提议，为“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为“团结的美洲”干杯。
他履行对父母的承诺，准时回到阿根廷，为即将到来的医生资格考试做准备。此时阿根廷发生了一件大事——32岁的贝隆夫人因癌症去世。阿根廷的局势进一步复杂，不时爆发各种游行、示威、抗议。在整理这次旅行笔记时，格瓦拉写道：“一踏上阿根廷的土地，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人就死掉了……我不是我了；至少我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美洲流浪给我的改变比我认为的还要多。”
多年之后的一次谈话中，身为古巴政府领导人的格瓦拉说：自己学医时，曾经梦想成为“著名的研究者”，“我梦想不知疲倦地为帮助人类而工作”。在环游了整个被“苦难、饥饿和疾病”折磨的拉丁美洲后，他的政治意识才开始萌发。
我的朋友毛泽东召唤我
顺利通过医生资格考试后，25岁的医学博士决定开始第二次拉美之旅。在新日记本里，格瓦拉意气风发地高呼：“一个美洲战士出发了”，“两个独立意志在美洲大陆上前行，不知道他们寻找的是什么，不知道哪条路是往北的。”
母亲的本能让赛莉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送别儿子的站台上，她忽然抓住了家人的手，绝望地说：“我的儿子走了，我再也看不到了。”当火车开始缓慢地行驶，她追着车厢奔跑，挥舞着手帕，泪水从脸颊上滑落。
整个拉丁美洲正处于政治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长期在政治上从属于美国、经济上依附于美国的现实，令人们产生了普遍的不满。由西蒙·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开创的拉丁美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撼动着这片土地。
1952年3月，古巴发生武装政变，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第二次上台，他解散议会、废除1940年宪法，进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在阿根廷，执政已满5年的贝隆修改宪法，为自己二度当选扫清障碍。与这些“倒退”不同的是，在玻利维亚，爆发了“四月革命”。
两位旅行者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玻利维亚。格瓦拉希望实地考察这个国家在“革命”后的新气象。政变后上台的民族革命组织解散了军队，将全部矿业收归国有，他们正在推行一项引起激烈争论的土地改革。
街头酝酿着一种不安的气氛。格瓦拉特意跑到已被收归国有的钨矿区参观。在那里，他看到了拉丁美洲依附于美国的证据，他写道，“这是惟一支持玻利维亚前行的东西；这是美国要买的矿石”，只要美国还控制着矿石的出口市场，这个国家就不能真正实现独立。
在古巴，一件与格瓦拉未来命运相关的事件正在发展中。7月末，一群年轻的武装叛乱分子发动了旨在推翻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军事行动，他们攻打了两处兵营。叛乱遭到镇压，幸存者被捕入狱。领导这次行动的是一对兄弟：26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弟弟劳尔。
在法庭上，律师出身、天生的演讲家菲德尔发表了著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判我无罪》。他抨击古巴独裁政府对起义者的血腥镇压，指出古巴国内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并提出把财富归还给人民和打断新殖民主义依附的锁链。
通过报纸，卡斯特罗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格瓦拉的耳朵。他为这一对年轻英雄的社会理想和命运唏嘘不已。
1953年底，格瓦拉在厄瓜多尔、巴拿马、哥斯达黎加一路游荡。路上，他不断结识来自拉美各国的各种政治流亡者和激进分子，和他们成为朋友。新发现的兄弟友谊令他陶醉，他对朋友说，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同志情感，这是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在新朋友中，不断有人推荐他去危地马拉看点“新鲜的东西”——他们告诉他说，“新的左派革命”在那里正在挑战美国的势力，其结果可能决定拉丁美洲的未来命运。
在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和美国的矛盾激化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年前，他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征收了美资跨国公司的22.5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阿本斯：将用武力干涉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者”。
数百名左派的拉丁美洲政治流亡者和激进分子聚集，也有像格瓦拉这样想亲眼目睹“社会主义”实验的青年人。每天，他都在结识新朋友，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流亡者在一起探讨和辩论，他读了更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书。毛泽东的关于“新中国”的书吸引了他，他在家信里告诉父母：他会认真地做一个医生，“直到我的朋友毛泽东召唤我。”
格瓦拉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在给舅妈的信里，他以慷慨激昂的姿态宣告自己的信仰：“我的生活就是一潭死水，直到我扔掉了行李和肩膀上的包……走过曲折来到这里……我在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宣誓，在看见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消失之前，我不会停歇。”
署名是：“您钢铁铸就的、肚子空空的、充满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的侄子。再见，猪猡敬上。”
５月，阿本斯政府和美国之间彻底谈崩。6月，由美国武装并训练的雇佣军开始轰炸危地马拉。军队叛变了，阿本斯总统躲进了墨西哥大使馆。美国人所扶植的“解放军”首脑阿马斯成为新的总统。
格瓦拉后来回忆说，在危地马拉，他开始研究成为一名革命医生的可能性。可是，随后阿本斯政府被颠覆了。“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根本现实……首先必须要有革命，一个人独自努力，不论理想有多纯粹，都是没有价值的。要想有作为，必须开展革命。”
在空袭的炮火中，上了骚乱分子“黑名单”的格瓦拉匆匆离开了危地马拉。离开时，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切”。这是古巴政治流亡分子尼科·洛佩斯给他取的绰号。在瓜拉尼语中，这个字代表惊讶、喜悦、悲伤、温存和愤怒。
“切”，后来成为格瓦拉最响亮的名字。
成为红色的“切”
危地马拉的第一轮空袭，让格瓦拉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看到人们在炮火中发狂奔跑，他有一种“不会受到伤害的奇妙感觉”，这让他“得意地舔了舔嘴唇”。
到墨西哥城后，格瓦拉遇到了他在危地马拉时的朋友。给他取名“切”的古巴人尼科告诉他一个消息——卡斯特罗兄弟及其18名追随者遇赦，离开松树岛。他们正聚集在墨西哥，组织和策划武装起义。
这让彷徨中的格瓦拉异常兴奋。在尼科的安排下，几天后，他和劳尔·卡斯特罗在一个小公寓里见了面。两人立刻打得火热。他们的思想很接近——劳尔是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大学时代就加入了古巴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
7月，菲德尔也抵达墨西哥。交谈一阵后，他邀请格瓦拉加入他的游击队伍。
“切”——古巴人已经开始这么叫格瓦拉了，他成了他们的医生。卡斯特罗野心勃勃的计划刚刚开始，而这正是格瓦拉梦寐以求的事业。他觉得与菲德尔的相识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时刻，菲德尔“年轻、睿智、非常自信、勇气非凡。我觉得我们意气相投”。
卡斯特罗是完美的政治动物。他出生于古巴一个种植园主家庭，从小到大接受最好的教育。从学生时代就投入到反政府的政治运动。他富有领袖魅力，擅长政治手腕，一直把自己视为古巴的未来领袖。
他对“美国佬”恨之入骨，认为是美国人把独立的古巴变成了“伪共和国”，任由腐败、残暴的独裁统治在古巴扎根，美国人应该为单一依赖出口的古巴经济负责。
格瓦拉的眼神，总让人想起流浪诗人或者舞台剧演员。他同样具有强烈的自我，但他更渴望被接纳，成为同志中的一员，而非领导者。两人都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超越生命的使命感，都想直接参与历史。他们也有共同的敌人——“美国佬”。
格瓦拉加入了古巴的起义军，他把卡斯特罗视为领袖。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古巴革命并不了解，更多是被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还有自己那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当时我想，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战死在异国的海滨浴场，倒也不是一件坏事。”
在卡斯特罗的训练营里，格瓦拉参加了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同时充当随队军医。他的“政治委员”身份也在那时确立起来，在业余时间，他教学员认字，给他们讲革命故事。
切依然徘徊在马克思主义和诗歌之间，他心里还在计划着天马行空的旅行计划。一年前，他曾吐露自己对参与社会运动的矛盾心情——“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汉，不愿意用铁的纪律断送我的前程。我完全相信，我所信仰的会最终获胜，可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将是参与者，还是此行动的观望者。”
命运很快为他做了选择。
1956年6月，墨西哥警察突然袭击了圣保罗庄园，逮捕了格瓦拉和其他成员，随后在别处逮捕了卡斯特罗。在律师们的活动下，卡斯特罗在7月24日顺利出狱，只有切和另一位成员加西亚还关在监狱里。
远征的计划暴露了，情况非常紧急。格瓦拉得知后，让卡斯特罗只管行动、不用管他，可是卡斯特罗发誓说：“我不会抛弃你们。”这种姿态让切深深震撼——“这是他能动员所有拥护者们疯狂地追随他的关键” 。
这次入狱，使得格瓦拉彻底放弃波西米亚人的流浪梦想，全身心投入卡斯特罗所领导的暴力革命运动。
扬名天下
11月25日凌晨2时，一艘破旧的美国产快艇——“格拉玛”号运载着82名远征军和大量武器驶出了墨西哥湾。经过7个日夜的颠簸，最终在古巴奥连特省科罗拉达斯海滩登陆。
上岸一小时后，起义军就被政府军发现。被打散后，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分散行动，在大森林里前行。会合后，继续向马埃斯特腊山进发。1957年初，起义军终于进入绵延险峻的马埃斯特腊山。
1月17日，起义军第一次战役打响了，他们对图尔基诺山下的一个政府军兵营发起进攻，大获全胜。鼓舞士气的同时，也击碎了之前政府在民众中散布的关于远征军全部被歼灭的假消息。
在这场战斗中，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两名最勇敢的司令官脱颖而出。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格瓦拉冒着枪林弹雨，一举炸掉了敌人的飞机库，从而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他不时受到哮喘病的折磨，肾上腺激素已经用完，完全靠意志力支撑。
在起义军里，格瓦拉充当了三重角色：军医、杰出的战斗指挥官和出色的政治委员。
参照中国的革命经验，卡斯特罗决定建立根据地。这首先要得到当地农民的信任和支持。格瓦拉开始运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他找当地农民聊天，揭示命运的不公平，还和他们讲述遥远的东方农民的故事。他背着药箱，深入山区村落为农民治病。
作为毛泽东的“学生”，格瓦拉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更适合古巴，必须采取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率第四纵队开辟一个解放区。渐渐地，起义军和农民之间有了联系，农民们开始为起义军提供食宿、通风报信，还有参军的。
马埃斯特腊山的战斗进行时，在古巴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反政府斗争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为了谋求古巴中间派的支持，在山区的帐篷里，政治手段老练的卡斯特罗和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反对党派来的代表签订了协议。
和格瓦拉的天真不同，卡斯特罗在政治信仰上的立场一直暧昧不清，他随时根据政治结盟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立场。这种老练多变的态度，伴随着他之后和苏联、美国的关系。
这让格瓦拉非常失望，他在日记里记录下自己对这些“走中间路线”的政客的不信任和鄙视。但卡斯特罗说服了他，强调里头会包括一项制定土地改革的基本条款，而且，那只是权宜之计。
７月份，卡斯特罗意外地晋升了格瓦拉的官职——这是极高的荣誉，上校是起义军的最高官衔，之前只有卡斯特罗一人担任。何况，获得此项荣誉的还是个阿根廷人。
卡斯特罗的情人兼秘书塞莉亚·桑切斯亲手把一枚金星别在了格瓦拉的贝雷帽上。这枚小小的金星、雪茄烟和马黛茶，日后成为格瓦拉个人形象的主要标志。
“这点虚荣让我那天感觉到自己是全世界最骄傲的人。”在这支古巴人的队伍中，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迫切需要更多的战斗胜利来证明自己能胜任这个头衔。
1959年1月，卡斯特罗的部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古巴革命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拉丁美洲。在格瓦拉故乡，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位“阿根廷的年轻医生”。他的英俊容貌和传奇色彩，让他在一夜之间成为无数阿根廷少女梦中的白马王子。
格瓦拉一家受到邀请，坐飞机抵达哈瓦那。看到已6年未见的长子，赛莉亚激动地一把抱住他，热泪横流。
古巴的革命胜利，也点燃了许多欧美左派知识分子对“理想国度”的想象。1960年，他们群集哈瓦那召开文化大会，其中就有萨特和波伏娃。这对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格瓦拉交谈了数小时，给萨特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当萨特得知格瓦拉的死讯后，给出那句极高的赞誉：“切不仅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二号人物的“新人理想”
在古巴，老林奇和儿子的相处并不愉快。
他发现儿子成了一个强硬的陌生人。一天晚上，他决定去儿子工作的卡瓦尼亚堡看看。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切在质问一个执勤的年轻人，缴了他的枪，并用冰冷的语调下令逮捕他。林奇回忆说，“我看到那孩子脸上绝望的表情。”
在卡瓦尼亚堡，“最高检察官”格瓦拉正忙着革命法庭的审判。新革命政权的首要任务是清洗和镇压政府、警察、军队中的传统势力。每天都有疑犯被带到他的法庭。在随后几个月里，整个古巴共有几百人被处以极刑。
《格瓦拉传》作者、美国记者安德森采访到参与当年“清洗”工作的当事人，这位当事人回忆说，由切作出最后判决，他还是非常谨慎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格瓦拉说自己不参加审判，从不亲自见被告，只根据证据核查案子，这样才能客观、中立地作出最终判决。
“清洗运动”在国外引来强烈批评，美国公开指责古巴革命政权是在进行大屠杀，古巴的报纸也呼吁不要“使得古巴人流更多的血”。
所有的矛头都集中到格瓦拉身上，把他的名字和“恐怖统治”划上等号；又因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更被人称作“莫斯科伸向古巴的手”。
1960年，格瓦拉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该报道在大力描绘他在女性中的性魅力之外，忧心忡忡地指出：格瓦拉是古巴3人执政中最危险的一位。
在古巴，他正式成为新政权的“三巨头”之一。在西恩富戈斯飞机失事后，革命政权的核心人物就只有卡斯特罗兄弟和他了。
革命后的第11个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1961年2月23日，他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兼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由此，卡斯特罗把经济和财政大权都交给了他。
格瓦拉对此讲过一个幽默段子：“有一次，菲德尔把他的同志们召集起来，问我们中间谁是经济学家。我于是举起了手，菲德尔非常诧异地问我‘你什么时候起成为经济学家的？’我回答：“对不起，我听错了，以为你问我们中间谁是共产党员。’就这样，我被将错就错地任命为国家行长了。”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项荒唐的决定，从老林奇到熟悉格瓦拉的新闻记者。格瓦拉的任命一公布，立刻引发了古巴的金融恐慌和银行挤兑。
这位经济和财政的“门外汉”、极端仇视金钱的诗人以挑战风车的姿态，领导古巴的经济建设。作为国家银行行长，把用自己的名字“切”签署在新发行的货币上。然而，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一种“不用钱的文明”。
格瓦拉为古巴经济找到的“良方”就是义务劳动。他是古巴全国性义务劳动的倡导者。他相信人的力量，相信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人们能够发挥出各自最大的潜能，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每到周末，格瓦拉都光着上身和妻子到甘蔗田里参加义务劳动，或是到工厂的装配线上帮忙，或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仅1964年一个季度，他个人参加义务劳动达240小时，荣获“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员”的称号。
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格瓦拉极端排斥物质刺激。他曾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依靠物质刺激，犹如向牧羊姑娘推销彩票一样，不会使她眼红，也不会调动其他旁观者的积极性。”
他认为，“在古巴，个人主义必须消失。明天，所有个人应该适当地应用个人主义为社会的绝对利益服务。”他提炼出一个词——“新人”，作为新古巴人的代表，而这个“新人”和他自己划上了等号。
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勒内·杜蒙来帮助古巴渡过社会主义转型。在古巴做了大量调研后，他提出一个方案：允许工人在淡季为维持合作社进行额外劳动，获取报酬，这样可以让他们有共同作主的感觉。
格瓦拉的反应非常激烈。他说，古巴工人需要的不是作主的感觉，而是责任感。他对苏联的工业成功进行了批判，认为苏联人勤奋工作不过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这和搞资本主义的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那不是真正的“新人”。而他本人拒绝在古巴建设第二个美国社会。
格瓦拉浪漫地描绘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成员形象：他们对商业利益不感兴趣，只为社会工作，而不是为了利润工作。杜蒙评价说：“切的想法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阶段。”
为了培养这种“新人”，格瓦拉费尽心力。1962年，劳工部成立了劳动竞赛委员会，还制定了相当于个人档案的“记分卡”。在动员和领袖们的以身作则下，古巴一度出现过红火场面。但很快，一切都回到原有的状态——生产效率低下，劣质产品成堆。
此外，格瓦拉想改变古巴经济面貌的“农业多样化”政策也宣告失败。
1962年，古巴经济出现大幅度滑坡，作为支柱的甘蔗产量和粮食生产下降。卡斯特罗不得不宣布实行食品配给。民众开始用脚投票，每周平均有3000人离开。到当年年中，约有二十万古巴人流亡国外，占全国人口3％ 。
格瓦拉改造人性的实验失败了。
一些人成为这场“道德改造”的受害者——那些“懒散”的工人被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
献身“世界革命”的战士
1964年，格瓦拉决定离开古巴。
他不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了。新政权已经稳定下来，经济改革连遭失败，特别是，在对苏态度以及“输出革命”等问题上，他和卡斯特罗的分歧越来越大。
这个曾经的“嬉皮士”似乎并不快乐，身上笼罩着一股阴郁的气息。他已步入中年，是4个孩子的父亲，还是一贯的不修边幅，依旧戴着贝雷帽，但已经剪掉了长发。从一张他参加割甘蔗义务劳动的照片看，他的腰部开始有赘肉了。
也许是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年纪：他快36岁了，还能行军、打仗、指挥军队，再等几年，就太晚了。
1965年，一名老商人悄悄离开古巴。他一头光亮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胡子修剪得非常精致，嘴里还装着假牙。17天后，他出现在与刚果交界的坦桑尼亚。
这位名叫拉蒙·贝尼特斯的商人正是格瓦拉。和他一起到非洲的，是古巴革命时期的追随者。
一年前，格瓦拉作为古巴政府官员出访非洲时，曾秘密会见过金沙萨的起义军。当时刚果领导人向他提出了帮助的请求。然而，在和当地游击队打过交道之后，他感到失望之极——这些“自由战士”身上带着各种劣根性，平日里住在宾馆过舒服日子，他们只想跟他要一样东西——“古巴的军事培训和资金援助”。
在刚果搞革命的日子，格瓦拉过得黯淡无光。和之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想象不同，他在那里很少有仗可打，就算有，也只是小型的战斗，还需要当地游击队的批准。他仍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一些事，如给贫苦人治病，开设“文化进修班”。
由于刚果游击队的溃散，他们的游击基地被攻破了，古巴游击队的成绩也乏善可陈。格瓦拉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刚果的真实情况，说他们是如何浪费掉外国援助的，“你可能会认为，我已患上了可怕的不明原因的悲观症。”
11月底，心力交瘁、疾病缠身的格瓦拉带着古巴游击队撤离了坦格尼克可湖。
离开刚果后，他在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住了数月，埋头写作《革命战争回忆录》，对刚果章节进行修改。他依然不愿意回古巴，妻子阿莱达风尘仆仆赶来和他相会，想说服他回家，最终只能黯然离开。
他的“世界革命”理想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早在1959年，一位随格瓦拉出访日本的人员曾记录下他的“全洲革命理想”：他计划在祖国阿根廷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成功后，再把革命推向南美的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最后推向整个拉丁美洲。
1964年，他支持马塞蒂在阿根廷地区的游击活动。然而，此时的南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阿根廷刚刚完成选举；马塞蒂所带领的游击队也遭到了灭顶之灾，马塞蒂本人牺牲了。此时，阿根廷发动革命的可能性很小。
他把目光投向正处于危机中的玻利维亚——一个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帕斯·埃斯腾索罗总统的政府。一年前，他派出的女特工、据说也是他最后一任情人——塔尼亚已经在那里开创出一番局面。
前往玻利维亚之前，格瓦拉回到了哈瓦那和家人告别。儿女们默默地和这位前头光秃、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的“拉蒙”舅舅告别。在古巴的最后一晚，他和卡斯特罗共进晚餐。天亮了，卡斯特罗在机场目送他离开。
11月7日，格瓦拉在日记本上记录下他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的情况。这本《玻利维亚日记》后来成为了解格瓦拉这段历史的最权威资料。
游击队员进驻一个叫达卡拉米那的农场，开始组建队伍和基地。不久，秘鲁革命者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和几名玻利维亚人也加入了格瓦拉的队伍。随着人员数目扩大，管理出现了问题，违纪现象频频出现。格瓦拉和玻利维亚共产党领袖蒙赫为争夺游击队的核心指挥权而发生矛盾。1967年1月1日，两人争吵后，蒙赫离去，格瓦拉称，对方“就像到断头台区的人一样”。
农场进进出出的陌生人，引起当地一名农民的注意。他开始窥探这里，随后向当地警方报告了这里的情况。便衣警察搜查了农场，万幸的是，他们没有相信农场有武装人员的说法，搜查之后扬长而去。
险情不断。行军训练中出现了意外伤亡；这支“美洲队伍”内部也不时爆发各种矛盾。格瓦拉的日记里不时有“我累极了”、“我感到极度衰弱”这样的字句。
更为讽刺的是，和他的《游击战争》所阐述的革命哲学不同，当地农民并不想要“革命”，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通风报信。政府派出的巡逻队一路追踪到游击队大本营，抓获了几名逃跑的玻利维亚游击队成员，从他们的口供里确信：格瓦拉就在农场。警察随后再次对农场进行突击搜查，侦察机也在基地上空盘旋。
随后，游击队员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被捕。在威逼下，布斯托斯画出了格瓦拉的画像。一直在追寻格瓦拉下落的美国中情局也赶到。一场更大规模的围剿开始。
10月8日，游击队被一支数百人的政府军包围了。经过一番激战，队伍被打散。
当一名印第安政府军士跳出隐蔽处，瞄准一名没有武器的游击队员，对方突然喊道：“别开枪，我是格瓦拉，对你来说，我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上尉普拉多走过来，看到他后兴奋得差点晕过去。
接到格瓦拉被捕的报告后，玻利维亚政府第八师军长和美国中情局特工坐着直升机赶到了现场，特工罗德里格斯一眼认出了格瓦拉。他为格瓦拉拍了一组3张照片。照片上的格瓦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表情严肃又茫然，像是在寻找答案，又没有找到。
关于格瓦拉的死和遗言，经历现场的当事者在各自的回忆中给了不同的版本。
10月9日，切·格瓦拉被处决，年仅39岁。
他的尸体在当地医院后院的洗衣房被示众。摄影师弗雷迪·阿尔波特记录了他的死状：他的头微微抬起，眼睛微睁，表情纯洁无邪，看起来仿佛还活着，犹如受难的耶稣基督。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想到把他的形象拍成上帝基督那样的救世场面，我只拍了当时的气氛。不过，在格瓦拉的遗体周围，确实有一种神圣和圣洁的气氛。”
这种说法在医院的修女、清洗尸体的护士和当地妇女之间流传着，她们偷偷剪下他的头发，以祈求好运。
虚幻的完美
死亡的主题，反复出现在格瓦拉生前的日记、诗歌和信件里。
25岁时，他留下一篇关于命运启示的《页边笔记》，文字激烈、神秘，充满着戏剧性的悲伤。他记录了在一个漫天繁星的寒冷夜晚，他被浓重的黑暗包围，一个神秘的人和他在一起。他们进行了交谈，神秘人对他的死做出了预言：
“你死的时候会紧握拳头、牙关紧咬，充分表现出你的仇恨和抗争，因为你不是一个象征，你是正在崩溃的社会中真实的一员……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关于他的死，还流传着更多稀奇古怪的神话。
传记作家安德森记录下了一串长长的名单——许多和他的死有关的人都遭遇暴毙。第一个死的是玻利维亚军政府总统巴里恩托斯，1969年他乘坐的直升飞机由于不明原因坠机；出卖了游击队的农民罗亚斯1969年被“第二”民族解放军处决；采集切指纹的军官金塔尼亚上校在德国被谋杀……
这一串长长的暴毙名单，让人不由得相信：所谓“切的诅咒”是真实存在着的。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格瓦拉在死后的“圣化”与偶像化呢？
“有时，一个人的死亡悲剧使他的一生更加完美，并使之成为人间楷模。”英国评论家约翰·伯格说。格瓦拉年纪轻轻时候就死掉了，却因此代表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
胜利是暂时的、片面的、需要做出妥协的，而失败和死亡则是彻底的、永恒的。胜利是世俗的，失败是神圣的。
切的社会理想、努力和改造社会的实验一一宣告失败。更讽刺的是，他和他曾追随的领袖、战友一手缔造的理想国度，成为诠释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的一个现实版本。
正如神秘人对他说的那句充满玄机的预言——“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虚幻的圣徒被莫名地崇拜，肆意地消费，他的灵魂却寻找不到一个永恒的世界。
他的国不在这地上，当然，也不在天上。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