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正式上位已經近一年了。他進入角色的速度比兩位前任要快得多。一九八九年和二零零二年,江澤民、胡錦濤在分別接任最高領導職務的時候都面臨著更為複雜的交接班局面:前者仍然需要面對政治強人鄧小平等的垂簾聽政,後者則由於前任延遲移交軍權而備受鉗制。這些使得他們在上任之初必須謹言慎行,只是在接任若干年之後才逐漸展現自己的政治色彩和領導風格。
與兩位前任不同,習近平似乎在接任總書記的當天便進入了最高領導者的角色。他在十八大結束以後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通過直接了當的語言風格,與大多數黨的高級官員們拘謹的照本宣科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展現了他對執掌最高領導職務的自信。在隨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裏,他又通過率領中央常委集體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的機會,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以此作為自己執政的標誌性口號。
在執掌這個世界上成員最多的政黨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一年裏,習近平向中國人和世界上關心中國事務的人發出的信號既清晰又含糊。清晰的是:他已經明確無誤地表明中國的這一輪權力過度已經正式完成,他本人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的決策者,無論是政治老人還是他的政治局常委中的同事們,已經沒有人能夠對他的權威提出挑戰;含糊的是:已經執掌了最高權力的他究竟要帶領中國這條巨大的航船駛向何方?
北京高調紀念習近平已故的父親習仲勛是中國最高領導權已經完成過度的一個標誌。雖然官方在大會堂舉辦的習仲勛紀念會的規格與其他過世的同級領導人大體相當,但是中央黨史研究室、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央視聯合攝製專門為其攝製了六集文獻紀錄片《習仲勛》,參與製作的單位的規格和片中對習仲勛的評價,都要遠遠高於其他人。顯然,如果習近平仍然面對政治對手的強大挑戰,他是不會授人以柄,如此高調地紀念他的父親的。
雖然政治權力已經得到鞏固,但是在如何治理國家方面,習近平發出的信息似乎並不清晰,有時甚至互相矛盾。執政之初,習近平在數次講話中提到執政黨的指導思想時,略去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只提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思想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在選擇第一次出京的巡查時,他沒有像江澤民、胡錦濤等人那樣去朝拜紅色的革命聖地,而是到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深圳大談改革開放。不少人據此認為,習近平將會推行一條更加開放的政治路線,甚至有人猜測他會啟動他的前任視為禁區的政治體制改革。
但是,習近平隨後的舉動打破了人們對於他深度改革的期望。在關於前蘇聯解體的談話中,他不去批評前蘇聯背離人民意願的僵化政治體制,而是為前蘇聯的解體深表同情,甚至為沒人出面挽救蘇聯的一黨專制而發出「竟無一人是男兒」 的悲嘆。隨後又以黨內秘密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七不准」,禁止中國媒體和教師宣傳「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等七個話題。接踵而來的還有官方媒體對「憲政」和「普世價值」的圍剿;濫用司法對網絡大V的抓捕和對輿論的加強控制等等。
這些表明,十八大以來的政治決策雖然常常在繼續改革和沿襲舊制兩種完全不同的路徑之間來回搖擺,但是習近平的政治色彩已經在這種搖擺中日漸鮮明。通過一年的觀察可以看到,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習近平實際上是在從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向毛澤東的原教旨專制主義回歸;而且與江澤民、胡錦濤比起來,習近平在政治上的回歸步伐要大得多和快得多。他的政治傾向、工作方法、甚至講話風格都比他的任何前任們都更像毛澤東。
習近平的這種政治色彩源於他對自己歷史角色的自我定位。作為新時期的大國領導人,他有兩種選擇:一是在毛澤東奪取政權和鄧小平發展經濟之後,他可以引領中國接受人類現代文明的成果,使中國通過政治文明的全面復興受到世界的尊重;或是回到共產黨駕輕就熟的專制之道,為了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迴避制度變革,在危機和挑戰面前目光短淺地蠅營狗苟地得過且過。看來他更看重自己作為專制制度的「紅色接班人」地位,而放棄了引領中國進行政治文明復興的機會。正式這種自我定位決定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傾向。
(責編:鈴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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