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刘罡：中国改革的“深水区”究竟在哪里？

　　 近年来，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近乎“常识”的看法，即中国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那些唾手可得的改革成果已经收获得差不多了，今后的改革将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难度将成倍加大。其实，这种看法本身就是违背常识的。

首先，改革者本身也是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所谓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的对立其实是一种臆想出来的矛盾，是一种由于改革者实际操作手段不高明而导致的乌龙对立，你能想象一个人如果在正常状态下他的左手和右手会进行你死我活的互搏吗？

其次，一位政治家或一股政治势力之所以有条件发动改革，前提必然是其在当前政治体系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者手中必然掌握着可观的行政资源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巨大经济资源，他们是有条件和能力对那部分妨碍其具体改革措施落实的既得利益者发放买路钱的。俗话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更何况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有什么不能好好商量的呢？

在笔者看来，改革中真正难办的是如何让“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这对天然矛盾体取得平衡，这才是改革的真正“深水区”。

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项由上而下强制推进的事业，因此改革者推进改革进程的能力和意愿对改革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考察历史上的改革不难发现，改革的成败基本上与改革者操控全局的威慑力和推动改革的执行力成正比，说白了，改革是强者的游戏。现实社会中，一个政权或一个机构往往是到了危机四伏甚至穷途末路的时候才会认真考虑实施改革，但此时改革者往往既缺乏振臂一呼的巨大威势，又缺少强力推动改革的强大实力，这样情形下实施的改革几乎百分之百以失败告终。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天生具有“精英主义”特质。多年前，“究竟是英雄人物还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的热议话题，虽然官方给出的答案是人民群众，但不少人私下里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因为历史事实明确无误地显示，一些对国家或民族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完全就是靠领袖人物的一己之力推动完成的。比如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改革中俄罗斯社会那股向西方学习的强大动力难道是来自尚处在野蛮、蒙昧状态的俄罗斯普通大众吗？

但改革究其本质而言则是一个释放社会潜在活力的过程，而整个社会的活力是由蕴藏在每个普罗大众身上的活力聚合而成的。只有能准确找到社会中被“憋屈着”发挥不出来的活力，并为其创造出宣泄的渠道，改革才会有机会真正取得成功，改革者才具备成为英雄的可能。说到底，离开了普罗民众身上所蕴藏的那股活力和动力，改革根本无从谈起，就这层意义而言，改革又具有“民粹主义”特质。

正是由于改革的成功必须同时具备改革者拥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和民众中蕴藏的活力能够有效得到激发和释放这两个先决条件，而这两个先决条件背后所映射的“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又是一对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很难和平共处，所以成功的改革才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稀缺品。

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政左经右”是一种好似人格分裂的社会状态。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似乎也可以从中窥见执政者在推进改革方面的某种良苦用心。所谓“政治上左转”，外界可以将其视为主政者提高自身执政权威性、提高官僚体系执行力的举措；而“经济上右转”，则可以将其理解为政府尽可能地在其容忍范围内激发和释放民间社会的活力。若这样理解，“政左经右”其实恰是中国改革者在改革进程中平衡“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一种努力。

但问题是，民间活力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它不仅仅体现为民间社会要求经济上的自由和施展空间，它还体现在民间社会对公平、正义和政治参与的追求，如果把这两种民间诉求强制割裂开，只允许民间社会释放经济活力而压制其他活力的良性释放，最终收获的或许只能是《金瓶梅》里的那种世界。《金瓶梅》反映的恰是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的社会百态。西门庆一类因民间经济自由度提高而致富的草根成功人士，由于其社会和参政诉求找不到正规渠道来满足，只能通过为官员创造权力寻租的机会来曲线获得，由此日益造成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权威的沦丧，使政府推动改革和自救的能力化为乌有。

那么，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改革中，“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又是如何形成相互妥协、甚而至于良性互动的呢？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一是改革者有强大的自信，二是参与改革的大众能够看到自身经济和社会处境在改革中得到提升的明确渠道并相信改革者能持续保持这些渠道的畅通，三是作为改革者的精英阶层与作为改革参与者的普罗大众能够找到确保两方实现双赢的最大公约数。

这三者中，改革者的强大自信最关键，如果没有这种自信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强大把控能力，改革者就不敢放手激发和释放民间社会的活力，改革只能是浅尝辄止或总在外围打转转，永远到不了真正的“深水区”。改革者与普罗大众在利益诉求方面找到最大公约数并不难，难的是找到真正具备可实现性及可持续性的共同利益诉求，形象点说就是能否摸到改革的机遇之门。历史上许多改革者并不乏雄才大略，其与普通民众的良性互动也畅通无阻，但就是由于当时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不具备他们完成双方共同改革愿景的客观条件，其改革依然无法成功，通俗点说就是天不遂人愿。

如果以上这两个关键因素都具备，那么就可以说改革客观上已具备成功的条件，能否最终成功就要看改革者的主观努力了，即他们能否与民间社会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互信，让普通民众相信改革者能够不断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逐步满足他们追求公平和公正的社会诉求。

一项改革，如果改革者真的具备有充足实力支撑的强大自信，而改革的天时条件又已具备，可以说改革的成功已经有了七分把握，但历史上却不乏改革在这种有利局面下却功败垂成的例子，这主要是因为改革者在这种有利局面下精英意识爆棚，过分陶醉于自己对社会的把控力，忽视了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甚而至于认为这种互动麻烦、碍事，但他们忘记了，改革不是改革者的独角戏，离开民间社会的有效参与，改革终将走入死胡同。

对中国当下进行的改革而言，如果改革者的强大自信和改革的机遇之门都已不成问题，改革确实已经具备一趟深水区的条件，那么对主持改革大局的执政者而言，这时最应提防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在精英主义本能的驱使下忽视到改革的人民性特征，以至于未能与民间建立起足够的互信，导致改革功败垂成，给历史留下遗憾。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