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发展到节骨眼的时候，发挥关键作用的，往往不是伟光正的主义，而是赤裸裸的金钱。” －
《隐动力：中国历史中的金钱游戏》连载作者 冯学荣 自序
《隐动力》之：先发钱，后冲锋
冯学荣
在募兵制的旧中国，不但征兵是要靠花钱，打仗打到节骨眼的时候，要在战场上组织冲锋队，有时候也是要靠花钱。
1926年夏秋之交，北伐军（国民革命军）贺龙部队打到湖北省公安县。当时，贺龙所部第一团团长贺锦斋，是贺龙的堂弟。
战事发展到关键时刻，贺锦斋团长组织冲锋队，他起初制订的奖励机制是：谁参加冲锋队，胜利之后，每人发20
块大洋奖金。不料，当时军中的士兵们却回应道：我们要先发钱，再冲锋。贺锦斋只好叫人抬来大洋，先发钱，再冲锋。大伙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
这场战斗的亲历者、贺锦斋部下的老兵张应祥，在晚年时候，接受湖北省宜都市史志办公室明建中的采访，并由明建中执笔、写下了一篇名为《一位南昌起义老兵的真实回忆》的文章。在该文中，有以下的描述：
“……..第2天，北洋军从沙市，用军舰运来两团兵力，向北伐军反攻，阵地得而复失。看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拿下的小镇又被敌军占领，贺锦斋气红了眼。他叫卫兵抬来十几箱银元，集合队伍振臂一呼：“不怕死的站到前面来，谁参加敢死队，发20元银洋！”全团立时有200多人报名参加敢死队，张应祥亦挺身应征。当场砸破木箱，每人发了20块白花花的大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机枪连3挺重机枪的掩护下，200多名敢死队员，冒着纷飞的弹雨，沿着江堤玩命地向前冲，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再次攻占斗湖堤…….”
这是北伐军贺锦斋花钱动员冲锋、并且奏效的一个生动案例。
当然不止贺锦斋，其实，同样的手段，孙中山麾下的部队也曾经使用过。
孙中山和陈炯明闹翻之后，孙中山麾下的滇、桂两军，攻打陈炯明盘踞的惠州城。每次冲锋，部队都要先发给每个士兵一块大洋，否则，士兵们就拖拖拉拉，互相观望。结果，围城数月都打不下来。
这一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刘锦涛，在《广州文史资料第40辑》所收录的回忆文章《忆苏从山烈士》中，写下了如下的回顾：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孙中山在观音山住所粤秀楼。北伐军分路回师讨伐，陈炯明退守惠州顽抗，（苏）从山建议用大炮攻城，经孙中山同意，从山即从长洲炮台拆运一尊克虏伯厂的15公分的大炮，架在惠州飞鹅岭上，惠州城城墙坚固闻名，只轰开一些缺口，担任主攻的滇军、桂军又配合不力，以至久攻不下。滇、桂两军每次冲锋，要先发给每个士兵一个大洋，否则就拖拖拉拉，互相观望，围城数月。次年，孙中山决定改用飞机空投爆炸力强的水雷攻城…….”
刘锦涛的上述笔记，也很清楚地讲述了一个“先发钱，后冲锋”的案例。而且这次，丘八们拿了钱，还攻不下来。
在红军这边，当年的赤卫队搞暴动，有时候也是要靠金钱来激励。1927年秋，澎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组织暴动，其中的一名赤卫队干部黄雍，对于这次暴动中攻打“大安镇”的战斗，有这样的回忆：
“………（赤卫队）打（广东海丰）大安镇之前，我们曾经鼓励赤卫队员们：打进大安之后，每人发一些钱。但是，打进大安之后，什么也没有得到，很多赤卫队员就要求回家。于是，我们查封了一家当铺，没收了许多金银，每个参加打大安的赤卫队员，都发了两个大洋。因为有了钱，他们都不愿回去了………..”
黄雍自述中的这个故事，有点不一样，这次是“先冲锋，后发钱”，这样做也未尝不可，但是，事后必须要兑现承诺，否则，城攻下来之后，如果你不兑现给钱的承诺，人家就再也不愿意干了。所以，最终还是要付钱。
黄雍的这篇自述，收录在《广东文史资料》第30辑第64页：黄雍的回忆文章《1927年我在海丰组织暴动的经过》。
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黄兴组织的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出了个“林觉民”，这个人写的《与妻书》，被中国内地当局收录到了中小学教材当中，在《与妻书》这份自述当中，林觉民说自己参加革命，是“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就是说：不是为了钱。
林觉民这种怀抱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固然是有。但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四百多员勇夫，事实上有多达八成是洪门弟子，其中就义的七十二具尸体当中，就有六十八具是洪门弟子的尸骸。
换言之：参加黄花岗起义的人员，领导者固然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但是实际参加者的主力，仍然是一群目不识丁的黑社会成员。领导者、指挥者固然有政治理想，但是，鼓动黑社会成员上战场，仅仅依靠理想，固然是不够的，而必须要靠金钱。
那么，黄花岗起义的参加者，报酬是多少钱呢？依据黄花岗起义参加者罗锦泉在其所写的回忆文章《我参加辛亥“三·二九”之役的亲身经历》一文所述，黄花岗起义参加者的酬金很高。当时，广州“小东营起义指挥部”给起义参加者发出的报酬是：每人每天生活费五元，并承诺：起义成功之后，每人每天发十元。
当时的“五元”，是个什么概念？大约是小工厂低级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起义参加者干一天，等于在工厂里干一个月。
我们来读一下罗锦泉所写的这篇《我参加辛亥“三·二九”之役的亲身经历》，原文是怎么记录的：
“……..辛亥三月二十五日，黄兴由香港返抵广州，徐维扬亦经已由花县带领头一批选锋六十多人潜入城内。黄兴见选锋人数尚少，乃着徐维扬返乡从速再召集第二批，并约定三月二十八日起义前到达广州一起参加行动，但规定召集的对象以有自备枪械者为限，没有枪的则不招用。当时在广州准备起义的人，由小东营指挥部发给每人每天生活费五元，并规定起义之后每人每天发十元（白银计算）。当时由香港运抵广州的军械计有步枪三十支，手榴弹四十多个，手枪约一百多支，每枪配子弹数十发，均存于后楼房及小东营……..”
也许有人会说：暴动是杀头的活儿，给再多的钱，都没有人干。
这种推想，不但与史料相悖，而且也是没有经验的人才会这样说。事实上，人有侥幸心理，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暴动的组织方，在招兵买马的时候，往往会放大收益、隐瞒危险。也就是说：等到你真的上阵了，你才知道有多危险，可是那时已经晚了，再危险也得硬着头皮上。
打仗冲锋也是同理。冲锋的危险性，在不同的战斗里，也是不一样的。冲锋并不等于必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同的人对风险高低的承受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当然，话又讲回来，用金钱奖励冲锋打仗，总比使用督战队要好。1937年冬国军守南京的时候，动用的是督战队。宋希濂督战队黑洞洞的机枪，架在城楼上。你冲也许不死，不冲你却一定会死。
相比之下，还不如发钱好。
冯学荣
2013年10月28日 写于 中国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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