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方将周一发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撞车爆炸案定性为恐怖袭击，该事件导致5人死亡，40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了5名维吾尔族人，他们称这些少数民族成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

长期以来，维吾尔族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许多维族人厌恶政府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限制了维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在其聚居的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维族人对汉人统治的抵抗情绪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一小部分人还采用暴力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虽然暴力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局限于新疆，但这起发生在北京的袭击事件提醒人们，中国东部的城市也不能幸免。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福特公共政策学院(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助理教授菲利普·波特(Philip Potter)在一篇即将发表在《战略研究季刊》(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上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在新疆的强硬安全姿态，与该国东部地区的相对开放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这为袭击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制造了一种诱惑。在一次通过电子邮件的采访中，他分析了分裂主义暴力的历史、“双重中国”之间的鸿沟，以及更严厉的打压是否会可能加深新疆地区的不满等问题。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节录：

问：尽管最近几十年里在新疆本土发生过多起袭击事件，但在该地区以外，极少发生维族人涉足的恐怖袭击。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答：最简单的答案是，中国当局一直能够抑制维吾尔族分裂主义运动中更暴力更极端的成分，将他们封锁在新疆以内。新疆的安全部署在人力和经费上都极为强大。过去几年中，政府通过多次“严打”运动，加强了这种部署，“严打”围捕了被怀疑为民族主义分子的人，严格控制了通讯和人员流动。如今的现实是，新疆的安全机构涉入人们生活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对内地城市比如北京的普通居民来说，完全不可想象。

甚至在新疆以外的地区，中国也具有防范潜在恐怖主义分子的充分准备。在中国东部地区，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具有相对较高的能见度，这为反恐措施提供了进一步的方便。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爆发了严重的分裂主义暴力事件以来，居住在新疆以外或从新疆到外地旅行的维吾尔族人受到特别的审查。

问：在《战略研究季刊》即将发表的文章中，你提出有关安全问题上的“双重中国”做法。你指的是什么？

答：我指的是中国抑制恐怖主义的能力有其代价，那就是一个高度权威、中央计划的西部地区与更自由、更资本主义的东部地区形成的鲜明对比。西部的安全部署被认为是维持稳定的必要措施，而东部的相对开放长期以来被视为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我指出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这会引诱西部的激进分子在东部人口密集地区发动袭击，因为东部目标的保安措施不那么高，而袭击的收益则更高。看来，我们周一在北京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第二，这种做法在西部经济发展和安全之间有所取舍，而西部经济发展是政府的重点优先之一。

问：你还指出政府在东部地区防止袭击的能力面临巨大压力。为什么是这样？

答：让中国如此快速发展的增长模式，是建立在部分地放松社会控制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放松使经济能够自由化。但是，这些变化同时也让中国在大的恐怖主义袭击面前变得更加脆弱，同时也增加了恐怖袭击给其制造者所带来的好处。放松社会控制让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能更容易地在国内流动和进行策划。媒体自由化也起一定的作用。过去，中国一直能够淡化恐怖袭击的报道，或将其完全掩盖起来，通过不让这些事件进入大众的视野，政府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恐怖袭击作为政治行动的感染力。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正在让这种做法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当事件发生在像北京这样的地方时。

问：有人能在天安门这种戒备森严的地方成功发起袭击，你感到吃惊吗？这让你对安全有什么想法？

答：不特别吃惊，尤其是考虑到这次袭击的性质看来并不复杂。总地来看，像天安门这样的目标比较容易袭击。虽然很难把一颗大炸弹偷运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央，但在广场边上撞辆车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这里是北京的心脏，附近的街道很繁忙。更主要的是，北京和中国其他大城市都是熙熙攘攘、充满活力的地方。即便天安门周边的街道上部署了更多的警察，还有很多富有吸引力的其他袭击目标。这说明需要在这些威胁和潜在的不满情绪成为行动之前，解决这些问题。

问：这次天安门袭击案将激发在中国东部城市人口密集地点发生类似袭击的危险性有多大？

答：这是我在文章中指出的几个关键担忧之一。中国目前的政策引诱激进分子把战斗转向东部地区，因为政府在东部瓦解恐怖行动的能力较低，而在那些地方发起袭击的收益更高。北京越是试图把积怨“封锁”在西部，对能在东部发出袭击的团伙来说，其所获得的收益就越高。这种能力一旦得以展示，正如似乎这周所展示的那样，就很可能激发其他人来效仿。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点的一种证明。过去几年中，此类性质的袭击在新疆常有发生，但它们相对来说几乎没有引起中国公众的注意，也基本上没有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这次北京发生的袭击迫使政府承认问题的存在，结果是，此次事件作为一次政治暴力行动的价值更高。

问：在发生了与维吾尔族极端分子有联系的袭击事件后，政府经常会把责任部分地归咎于外国势力。海外极端分子的作用有多大？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本土问题？

答：这一点很微妙。积怨肯定是在本土形成的，但我在文章中阐述的一个关键点是，维吾尔族的处境正在得到更大范围的国际圣战组织越来越多的关注。结果是，这个组织中一些主要的声音已经开始呼吁要对中国发起袭击。也许更重要的是，维族激进分子已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活动的组织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肯定存在建立联系的可能性。

虽然这么说，但目前我们需要提防的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有效的联盟。需要将这种担忧与中国政府把袭击与外国势力联系起来的诱惑加以平衡，中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改变国际社会的观念，转移其认为政府是在压制分裂主义的看法，让其认为政府的打击具有合法性，因为那是全球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问：中国发生的恐怖袭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这些袭击的手段都不复杂。天安门袭击案造成的伤亡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是汽车撞人所致。2009年乌鲁木齐暴力事件中使用的武器是棍棒和刀。你怎么看待这一点？这些袭击会变得更具杀伤力的危险有多大？

答：在中国要想获得枪支相对较难，这也是最近几起引人注目的砍杀事件背后的部分原因。但是，武器的可获得性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应该被过分夸大。自杀用的炸弹背心和简易爆炸装置都可以用现成的材料制造。更重要的因素是，到目前为止，维族分裂主义运动中的暴力分子相对来说是孤立的，其手段也不高明。我在文章中指出的担忧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更有实力的国际活动分子之间正在建立联系，后者具有如何制造简易爆炸装置、以及实施自杀性爆炸的真正实际经验。如果这种联系发展下去，对袭击手段可能会升级的担忧就不无道理了。

问：你对中国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会采取怎样的安全响应措施有怎样的预计？新疆的安全措施还有多大的提升空间？更严格的安全部署可能会收到怎样的结果？

答：政府对这次事件的响应很可能会和过去一样：在新疆开展打击运动，加强对新疆以外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检查力度。但是，对维族民族主义者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及加强安全措施，会增添不满情绪，同时加深东部的更自由更繁荣景象与西部的警察社会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