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中国共产党90年沿革

作者：信力建 

孔子生前讲到儒学时有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国的政治经过一次改革，才能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的政治经过一次改革，便和儒家的大道相符合了。”）事实上，儒学不但在孔子生前如此一变再变，在他死后，更是精彩纷呈——《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所谓“儒分为八”是也。其实，也不仅学说如此，就是一个政党也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变化多端，几乎让人看不出它原来的模样。

就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其变化就堪称“天翻地覆慨而慷”。

陈独秀创立的共产党，基本上是一个原教旨的共产党。这首先体现在党的构成上，他比较强调党是由纯粹的工人阶级和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构成——这当然是马克思关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理论的忠实体现。陈独秀历来强调共产党应该是“纯”工人阶级的队伍，当时中共党员已经发展到195人，尽管人数不多，但行动雷厉风行，成功地领导了多次工人大罢工。马克思学说解释了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解释了什么人才可成为共产党员——工人、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表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最初各地小组都发生了好不容易发展进来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退党的事，这让陈独秀更坚定了纯洁共产党队伍的决心！也因此，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就应该与鱼龙混杂的国民党迥然不同，他多次与中共中央组织委员张国焘说过，共产党的队伍是要“纯而又纯”的。所以，他对参与创建中共上海小组的一些国民党人如邵力子、沈炫如，他就一直看不顺眼，与他们多有冲突，开会时摔茶碗摔板凳的事都时有发生，甚至连朱德主动找他要求入党，他也拒之门外。其次，在革命道路上，他也坚持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原教旨理论，提出和平革命（也就是“二次革命”理论），所谓“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的一定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正式形成了他的“和平革命（二次革命论）”的理论观点。具体说来，就是陈独秀把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当作辛亥革命一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同时，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太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观念和对阶级力量的错误估计出发，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公式：“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民主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不过“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的能力之机会”。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了，无产阶级才可能进行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第二次革命。

而奉行这种理论的共产党到了毛泽东时期，则“齐一变，至于鲁”，面目全非起来。毛泽东的建党理论跟陈独秀“和平革命的工人党”刚好掉了个个儿，可以谓之“暴力革命的农民党”。

这体现在：首先，从党员的组成来看，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基本上就是一个农民党。毛泽东对农民评价很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就直言“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谁否定贫农，谁就否定革命；谁打击贫农，谁就在打击革命。”也因此， 1929年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就中共在边界地区的组织状况写道：“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况：“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这首先表现在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份都是农民。其次，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据杨克敏的报告，酃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且多洪会中人”。而且，地方党组织还存在“家族化”倾向。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斯大林一直坚定地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农民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斯大林在和他的密友进行的私下谈话中，对可能来自中国的新威胁感到担心：“毛泽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农民观点，他看起来害怕工人，并使他的军队脱离城市人口。”而毛泽东能领导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这种依靠农民利用农民的策略显然是原因之一。

其次，在革命方式上，毛泽东的共产党也抛弃了陈独秀“和平革命”理论，而代之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理论。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这是因为：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二、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三、广大农民所在的农村，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的战略基地。至于这些农民打出的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封建主义，他就在所不计了。他关心的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所以，坚持武装斗争为主要革命形式，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为主要组织形式，善于把武装斗争这个斗争形式同城市工人的斗争等其他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是夺取政权的基本途径。武装斗争也因此成为他之所谓“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

在取得政权后，毛泽东又抛弃了农民本位思想，采取苏联剥夺农民来发展工业的模式。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开始效仿苏联模式。特别是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直接导致中国在建国30多年后一直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工业方面通过剪刀差来剥夺农民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方面，有苏联的影子在里面。譬如过分集权。个人崇拜等方面。在中苏交恶之后，苏联模式还是影响着中国的发展，然而，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出于对世界无产阶级导师这一头衔的向往，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指出，对待外国经验必须采取辩证的态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讨论这两篇文章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阐释了国际共产主运动中的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强调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跟苏联模式不一样的道路。如果说建国后，毛泽东走了一条从一边倒，到放弃苏联模式的左偏右倒的道路的话，到邓小平时代，党又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条完全放弃传统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从否定毛泽东——具体说，是否定毛泽东文革路线——起步的。1977年中共十一大，是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后的首次党代大会。但这次大会不但没有否定文革，还将粉碎四人帮称作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继续批判被毛泽东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用了3年多时间，其间包括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为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审判四人帮和林彪集团、通过党内大讨论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在1981年彻底否定了文革。1982年的十二大，胡耀邦的政治报告批判文革。1987年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将政治体制改革与防止文革重演联系在一起。正是有了这一系列否定毛泽东，否定文革（文革是毛泽东自认为自己一生干的两件事之一），中国才走上了今天这样一条虽然崎岖，却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道路。这一变化才算“鲁一变，至于道”。

回顾共产党的历史，我们不难理解：什么一百年不动摇，什么“绝不”，都是些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空话，真正的历史进程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共产党尚且这样，何况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