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大约每个月被警方请去“喝一次茶”。他知道，这种茶不是可以随便拒绝的。
郝建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也是著名的意见人士，他签署过效仿《七七宪章》的《零八宪章》，参加过六四座谈会。《七七宪章》诞生于1977年，这份文件促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党专制的终结。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他的堂弟不幸中弹身亡。郝建从此成了警方的关注对象。
他们会监听郝建的电话，查看他的邮件，时常跟踪他的出行。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的几个月，政府还会禁止他离开中国。在一次喝茶时，警察这样告诉郝建，“对我来说，你的生活是完全透明的。”
可想而知，这样的“透明者”并非只有郝建一人，在我熟识的人中，就有数十人被迫享受着这样的待遇。政府还监视着家庭教会的组织者、法轮功学员、上访的平民。没有人能够准确知道有多少人正受到监视，甚至无从得知是哪些部门在负责这项这项艰巨的任务。
爱德华·斯诺登事件给全人类提出了一个极为严峻的命题：为了安全，我们需要放弃多少隐私？在中国，这个命题稍有不同：为了政府的安全，中国人需要放弃多少权利？
如今的中国是一个摄像头密布的国家。这些监控摄像头装在城市的大多数道路上，在超市中，在影院里，在课堂上，几乎无所不在。这就是所谓的“天网工程”。按官方的说法，它的作用是“减少犯罪”或“治安防控”。但是在著名的长春盗车杀婴案等备受关注的案件中，这些摄像头都只是纯然的摆设。
相反，在针对人权律师李天天时，这些摄像头倒是不出意料地保持着警惕和灵敏的本性。李女士说，安全官员试图向她的男朋友展示她和其他男子进入一家酒店的录像，暗示她的不忠。（李女士的男朋友拒绝观看这段录像）
可想而知，监控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和威慑民众。近十年来，维稳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事业，但论其实质，不过是当局维持统治的手段而已。对政府来说，“稳定”的重要程度似乎远远超过教育、医疗，甚至已经超过了国防，在2012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此项预算（公共安全支出）已经超过7000亿元，而国防预算只是6700亿元。
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让我们大致了解到这种权力可以被滥用到何种程度：在2010年春节前的五天，重庆警方监控到大约4000名“不受欢迎”的人进入重庆，大多数人在几个小时之内锁定，并被迫离开重庆。（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人触犯了任何法律）
然而，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对这种摄像头之下的生活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奇。即使是在微博这样的意见平台上，也很少有人质疑如此大范围安装摄像头的合法性和必要性。201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大约55%的人反对在宿舍楼安装摄像头。
作为一名关心时事的作家，我常常怀疑自己被跟踪，被录音录像，当然，我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走在街上，我常常会扭头四顾，看看附近有没有暗中跟踪的警察。当我和朋友聚会时，我常常会下意识地把手伸到桌子下，看看那里有没有装着窃听器。
监视之下，最让人恐惧的还不是坐牢或酷刑，而是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恐惧挥之不去，可我又极力想把它挥去，这种纠结已经影响了我对事物的判断。我不确定这种状况是否影响了我的写作，直觉告诉我没有，但我又不相信我的直觉。监视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你不再相信自己，更难相信他人，这是受监视的透明生活最可怕的后果。
在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我曾亲眼看见一位朋友指责另一位朋友是共产党的特务，而这绝非唯一的一次。和这些人一样，我有时也忍不住要猜想自己身边可能有密探。尽管我提醒自己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可是这真诚中往往会掺杂几分戒惧之心。
在监视之下，本来正常的举动也往往会被视为别有用心，陌生人更是要加备提防，如果一定要与之交谈，切记不能谈论真正的秘密，否则就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一个朋友告诉我，在最近的三四年中，他几乎没有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因为相信别人“实在是太难了。”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说要建设“和谐社会”，但一个布满摄像头，充满猜疑和恐惧的国家又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和谐？没有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们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的评论版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改编自作者于11月14日在纽约的一次关于监视的演讲稿。英译稿由 Jane Weizhen Pan 及 Martin Merz 提供，中文稿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