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科特·莱德尼茨，西恩·罗伯茨
10月28日，一辆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炸，导致两名无辜的路人死亡约40人受伤。尽管手段简单，但是这起由来自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穆斯林发起的事件被定性为一起恐怖主义事件。这起事件是近年来维吾尔人首次在维吾尔自治区以外实施政治暴力事件。这一起事件似乎是维吾尔人与中国政府间逐渐升级的紧张关系的产物。
维吾尔人将维吾尔自治区视作故土，这一主张激化了他们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在过去二十年间呈上升趋势，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具有争议的政策来把维吾尔人整合进中国的版图中。政府用铁腕政策来维系这一整合（大棒）， 但是它将最大的赌注压在用日益繁荣来鼓励维吾尔人的忠诚度（胡萝卜）。不幸的是，中国被过时的发展战略所引导，它只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
中国的最具争议的整合手段压制了维吾尔人的文化并且侵犯了他们的人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政策来限制维吾尔人自由践行伊斯兰的权利并且在维吾尔自治区抵制所有的政治组织和言论。政府以“非法宗教活动”、“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之名逮捕参与者，他们最后被处决。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强行学生学习中国普通话而限制维吾尔语的教育政策，政府还减少了维吾尔文资料的出版和传播。
但是这些强制性的文化转型手段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政府还在维吾尔自治区采取了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并且让来自农村的维吾尔人在中国内地的院校和工厂接受教育或者打工。这些用“柔性”的整合维吾尔人的尝试不仅没有缓和维汉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恶化了这种关系。
这让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民众感到受挫，他们本以为这些仁慈的措施可以给维吾尔人提供新的机会和更好的生活。但是维吾尔人并没有感到欣喜。实际上，在近现代，许多国家已经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缓和的少数民族人口的情绪，结果却都产生了相同的效果。
通过建立联合民族来实现现代化的构想可以回溯到数世纪之前。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德国、英格兰、法国等欧洲的民族国家，在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通过通信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使他们祖先时的零散体称为联合体。现代国家不仅开始征税和建立军队，他们还资助国家的教育系统来宣传意识形态并用一种民族语言来教育学生。经济发展使国民产生了对国家的忠诚度和归属感。根据马克思和自由市场现代化理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可以带来国家的和睦与团结。
20世纪，一些开国者试图用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工业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欧洲用几个世纪实现的目标。这种方法在实现高速增长时很有效，但是在建立联合的政体时就不怎么成功了。在土耳其，即使禁止并压制库尔德语和文化，领导人却试图用发展教育和基础设施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把库尔德人整合进新的国家里。 这种战略只引发了暴力分裂运动。今天，土耳其政府通过实施新的改革被迫顺应库尔德人依旧强劲的库尔德身份意识。
苏联同样依靠发展来整合辽阔帝国上的人民。俄国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物质资料的发展来消除民族意识（包括反苏联的民族主义的威胁）。福利的提高会将人们约束在苏维埃帝国中，而宏观经济增长将消除民族之间的不同，最终让拉脱维亚人和乌兹别克人成为苏联的主体。我们现在知道，这一计划没有实 现，70年的发展带来了生活水准的可观的提升，但是没有抹杀民族主义。最激烈地反对苏联的正是那些富人。
为什么繁荣不能收买忠诚？
首先，和导致政治的政治被动相比，经济发展更趋向于导致更大的政治参与。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意识到，实现城市化的 数十年前，教育和提高收入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发展自己兴趣和为自己发言的途径。和对国家帮助他们实现政治觉醒表示感激相比，新兴有权阶层要求更有责任的政府，有时甚至会推翻它们。这是19世纪欧洲实现民主化的最直观的形式。它同时也是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体现，他们的领导人正是在殖民主义政权的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
发展未能平息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发展的不均衡，特别是在它快速增长和国家主导的情况下。即使名义上用于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投资的好处也往往无 法达到目标。相反，国家的发展资源往往会落入一批彼此联系紧密的精英手中（经常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而不是少数民族的代表自身）或者是让某些地区（经常是 城镇）获益，这会增加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总体不平等，从而激化怨恨。经济繁荣和发展会引导多数民族的民众移民少数民族地区，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原住居民 被边缘化。当人们受到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边缘化，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反而会加剧他们不同于多数民族的意识并给他们提供可以团结起来的原因。
现代化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人们除了物质富足之外还珍惜特定的理想。金钱固然很好，但是追求公平、公正、自决或尊严的欲望会成为人类行为的强力驱动。 虽然阿拉伯起义的部分原因是失业和对精英腐败的失望，但示威者呼吁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面包，自由和尊严”成为埃及解放广场上民众的一致呼声。此类价值 呼吁同时也会出现在文化被边缘群体的运动中，他们用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传统的诉求回应官方的打压。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维吾尔人身上。由于维吾尔人在自己的故土被边缘化，中国的密集的发展计划只激化了维吾尔自治区的冲突。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已经代替传统的维吾尔社区，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文化象征、喀什古城的破坏。另一方面，为了大型项目的建设，政府强行搬迁维吾尔人。加之中国的政策鼓励汉族移民涌入该地区以追求经济机会，这使维吾尔人的人口比例开始下降。最后，维吾尔人在城市遭到日益严重的就业歧视，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益大多流入汉人手中。
中国在维吾尔自治区的实施的经济发展使用的是过期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这对当地的GDP很有好处，但是未必对当地民众的平均生活质量有利。结果，许多维吾尔人认为中国的发展计划是对他们的最起码的生存的威胁。
为了缓和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的紧张关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失败并不能作为发展永远不能减轻冲突和动荡的证据。但是，引入身份政治来考虑问题 时，发展计划必须包括所有的民族和群体并且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中国政府将继续面临发展政策倒行逆施的后果。像发生在天安门的袭击也许将更加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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