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es” by 秃头倔人
《礼记·表记》云：“情欲信，辞欲巧”，传为孔子言。但，《论语·学而》章：“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两句话有百分之五十的意思相同，含义却一褒一贬，令人费解。和朋友车中聊天时，一时想不起《礼记》中的话，却想起了巧言令色，不仅将两句混同，同时把孔子的贬义说成了褒义。朋友说我搞错了，当即百度。果然，孔子认为花言巧语又面色伪善的人，很少能仁。但，巧言令色的“巧言”不就是《礼记》所谓的“辞欲巧”吗。一个人说话，不但要内心诚实，还要言辞巧妙。为何“辞欲巧”是正面的，“巧言”又是反面的呢。
让我产生这样混淆的，是胡适。1959年胡适在台湾《自由中国》创刊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有过一次演说，题目是《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是一份言论杂志，对国民党日益持批判态度。尤其像当时台大教授殷海光这样的作者，几与国民党势不两立。这次纪念会上，胡适借他学生毛子水引用《礼记》“情欲信，辞欲巧”的话，引渡到孔子的巧言令色，说：“从前有人因为孔子看不起‘巧言令色’，所以要把这个‘巧’字改成了‘考’（诚实的意思）。毛先生认为不必改；这个巧字的意思很好。”
胡适引毛子水的话借题发挥，实际上把孔子的巧言令色给正面化了。一个词或一句话要看它的语境才能确定意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毛泽东那里是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可是在胡适那里却是要负责任。毕竟你选择了做和尚，那就得撞钟。同理，巧言令色在胡适这里不仅言辞上要巧妙，而且态度上要容色和顺（朱子集注：“令，善也”，令色即“善其色”）。如果要让人把话听得进去，无疑说话要巧，态度要善。接着，胡适当场背诵了一段他认为《论语》中的“第一等”文字，那是孔子就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与鲁定公的对话。胡适认为这段话：“不但文字美妙，而且说话的人态度非常坚定，而说话又非常客气，非常婉转。”其实这既是情欲信，辞欲巧，也是巧言令色。
如果读过胡适这篇《容忍与自由》，你不难感觉到，该演说本身不啻是巧言令色的现身说法。胡适其实是在表示他对《自由中国》的不同看法，但表达得很诚恳也很委婉。他不主张《自由中国》对国民党持激烈的对立态度，也不赞成杂志对国民党抱多深的成见。甚至主张和国民党关系日益恶化的《自由中国》开纪念会也请国民党人来参加。晚年的胡适早就不像殷海光那样是一个批判型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和身份使他和虽为专制政体的国民党有着复杂的关系。按照胡适的自我认领，他和国民党的关系就像他所认可的孔子和鲁定公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必然使胡适和国民党走得很近。因此，殷海光在自己的弟子面前经常批评胡适，有时话还说得很重，比如说胡适：“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
胡适和殷海光，其实是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那天在车上从巧言令色，由此聊到了这两种类型的知识人。不用说，作为《自由中国》的一支笔而且是铁笔，殷海光是典型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该杂志所以触怒国民党，多来自殷的文章。只要言论允许，殷对国民党的批判毫不容情，十分锐利。平时也绝不与体制打交道，而且后来还身受国民党的迫害。这不但决定了殷海光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对与国民党有合作关系的胡适之的态度。
1928年国民党执政后，走出《新月》“人权论战”阶段的胡适，便开始逐步从“批判型知识分子”向“建构型知识分子”转化。后者和体制有着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它主要不是从外部对体制批判，而是从内部对体制建言（包括批评），从而对其施加影响。这种知识分子经常会受到批判型知识分子的诟病，说重了，他们就是奴才；说轻了，他们想做“帝王师”。的确，后者是想得君行道，即促进体制转换以实现自己的道统。读胡适日记和年谱，不时可以看到胡适独自面对蒋介石，正如孔子面对鲁定公。在蒋面前，胡适说话从来没有委屈过自己的意思，但在表达上却是那么婉转。真正是情欲信、辞欲巧、色欲令；得体又得力。
对专制体制的转型来说，上述两种知识分子都重要，它们一个面对社会，以批判为主；一个面对体制，以建言为主。两者缺一不可。但似乎这两种知识分子往往于对方缺乏同情之理解。殷海光当然不理解胡适，他对胡适的批评并不公正。但你可以想象胡适面对蒋介石时可以像殷海光那样拍案而起吗，除非你是要把事情搞砸。同样，胡适也未必理解殷海光和此时的《自由中国》，他们已经不是体制内而是体制外。他们的文章是对社会发言，不是对蒋发言，因此并不需要情欲信辞欲巧。相反，批判的力度更重要。如果说胡适的巧言令色具有合理性，那么殷海光的直言正色亦有正当性。说话对象不同，彼此言论的游戏规则也就相异。
我们今天也存在着这两种知识人，同时也存在着这两种知识人之间的隔膜。批判型知识分子对与体制合作的建构型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道德优越感，看不起对方，甚至视对方为奴才。这其实不必，鲁迅说：横竖是水，可以交通。即使不愿交通，也要理解对方的工作。批判型知识分子可以坚执于“道”，但合作型知识分子更要讲究“术”。彼此相济则天下大利；否则“道术将为天下裂”，是为两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