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身处的珠三角小城中，改革开放后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极多，按年纪推算，他们多为四零后和五零后。
其中有一位五零后，孩子相当争气，各级名校全靠自己考入，出国留学亦年年奖学金。他本人虽只读到初中，但精明干练。
他曾这样慨叹：“如果我不是生在阿爷（他对毛泽东的习惯称谓）的年代，而是跟我儿子一样的环境，说不定会是个音乐家”，他说自己在乐器上极有天分，年少时摸什么会什么。
他也羡慕儿子的书房和电脑，那是他在这个年龄时不敢想象的东西。他亦有许多五零后常见的一面，比如官本位思想颇浓，崇拜毛泽东，喜欢那些极假的战争电视剧。但他的特别之处是不乏自省（这也许与珠三角的地理环境和开放程度有关），甚至因此而矛盾，他说崇毛是一种从懂事起就被灌输的意识，这辈子都无法改变，但他也知道，他小时候的日子实在太糟，“阿爷这样搞绝对不行！广东这地方本来种什么长什么，可你要是去塘里抓几条鱼，在塘边种点菜，就成了资本主义，县里就要派人来搞你！”
与在“起跑线”上遥遥领先的红二代不同，这类曾被耽误却能白手起家的农民老板，发迹之路更为艰辛，他们的智商和情商自有过人之处，亦更具代表性。他们的优点与缺点、观点与思维、经历与际遇，可折射出一代人的复杂内心。
以这位五零后老板为例，尽管他不乏自省，但身上仍有着许多同龄人身上的普遍特征，比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长，经历过人为导致的严重物质匮乏，有官本位思想，个人崇拜烙印难除，内心仍有“与帝国主义一战”的战争情结……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代人？
按他们当中许多人的说法，是奋发向上、理想主义的一代，但也有人不敢苟同，以“红卫兵”斥之，说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培育”出深入骨髓的暴戾之气。近来，关于摔倒老人讹诈帮助者、老人公交抢座之类的新闻层出不穷，扰人的广场舞亦被一些人称为大妈组成的“邪教”，凤凰网的一篇文章以“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来诠释这一现象，直指已经变老及正在变老的四零后和五零后，迅速成为近期流行语。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又想到了前面提到的这位五零后老板，便问他对“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句话的看法。他的反应是：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了四个字，“这就是命。”
以他的文化程度，无法表达更多的东西，但我想，我懂他的意思——这一代人的命运和际遇，在幼年或出生时就已注定。因为，他们是“红旗下的一代”。
两个概念
我想先说两个概念，一是“一代人”，一是“一代人影响时代的滞后性”。
我常常拿“一代人”（尤其是40后和50后，即所谓的“红旗下的一代”，这个说法遵循的是“文化世代”的概念，以重大社会事件或历史运动为代际划分标记）说事儿，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你怎么可以这样绝对？怎么可以用一个概念框死所有人？”然后就是各种论据，比如自己的爹不是这样，自己的娘不是这样……
其实，这种反驳混淆了概念。所谓一代人，并非指这一代际中的所有人，只是指代际普遍性，是“具有共同社会经验的人”，他们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人生观、价值观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红旗下的一代”中，也有很多人有着独立的性格、独特的思维，走着不一样的路，但代际普遍性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存在。
我还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指改革开放前民风淳朴，社会主义亦取得了巨大成就，开放后则乌烟瘴气，人们利欲熏心，世风日下，以此来论证前三十年优于后三十年，甚至称四零后五零后远胜如今的八零后九零后。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在逻辑上不堪一击，因为它忽视了“一代人影响时代的滞后性”。
衡量一个时代，要看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体。对时代主体的评价，则要回溯他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1949年到1976年之间，社会主体力量（即掌握话语权者）应是生于十九世纪末的那代人，以及所谓的一零后、二零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源自民国与传统，“民风淳朴”只能说是传承自“旧时代”，至于所谓的“巨大成就”，比如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两弹一星，其研究者亦是清一色的民国知识分子。
那时的四零后与五零后，正在孩提或少年时代，其后便当上了红卫兵。而且，在这些年间，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呈现递进形态，始终在破坏曾经淳朴的民风。如破四旧这样的疯狂打砸抢行动，在物质上断裂了传统，而反右和文革时那些捕风捉影的举报、残虐的批斗，各种莫须有，则在精神上断裂了传统。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社会主体力量恰恰是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四零后与五零后。种种社会乱象，其实都可以在他们的“启蒙时期”找到影子，比如在城市建设上追求宏大，大建高楼与广场，破坏城市原有风貌甚至文物，审美水平低下，无疑有着大跃进时期的烙印；又比如贪腐，不但与1949年后便开始的特权特供一脉相承，也与这个年代的人经历过严重物质匮乏，因而对物质极度贪婪有关，从这一点来说，贪婪的官员与超市里不肯排队、疯抢打折鸡蛋的大爷大妈其实同源，区别无非是手中权力的多寡，你若是给一个蛮不讲理的广场舞大妈一点权力，她小人得志的嘴脸或许更加恶劣，让无数人烦不胜烦的“居委会大妈”们不就是典型例子吗？
至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残虐嗜血批斗，捕风捉影的举报，以及各种上纲上线，亦是如今那些暴戾之气、复杂人际关系的根源。我们无法回避的是：他们如今真的变老了。
有意思的是，在生活中见过很多推诿功力极其高超的四零后与五零后。说起文革之乱，他们说自己只是被时代所裹挟，甚至认为自己没错，说起如今的社会乱象，他们竟摇头叹息，说一句“现在的年轻人啊”，浑不顾道德败坏、造假横行、大肆破坏时，他们口中的年轻人甚至还未出生。其实，这也跟他们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们习惯了“永远正确”。
一代人的普遍特征
不爱排队、不守规矩、横穿马路、随地吐痰……这些都是老人与准老人身上所常见的毛病。而这些不文明行为，其实仅仅是表征。
有次出游，早上吃酒店的自助早餐。一位五十多岁、北方口音的大妈在取了一份食物后，又开始选择酱料，众目睽睽之下，她竟然将酱料勺塞进嘴里一一尝试，再旁若无人般将沾了她的口水的勺子放回酱料碗。饶是见多识广的五星级酒店服务员，见此情景也目瞪口呆，上前劝阻时，却遭大妈大骂，其中有一句是：“我们家吃饺子都用一个醋盘子，吃火锅都用自己的筷子，你装什么文明！五星级了不起啊！”
这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没几个人能干出如此恶心之事，但她所用的借口却值得玩味。在她眼中，公域和私域之间并无界限，另外，讲文明就是“瞎讲究”。遇到事情，则用暴力方式解决。
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她的同龄人身上也极为常见。比如我们常见到的那些新闻：交警劝阻横穿马路的老人，反遭辱骂；老人逼人让座不成，一屁股坐在年轻女孩身上……
将道德、文明视为“假正经”、“瞎讲究”，当自己的不文明遭遇外界抨击时，就以辱骂甚至动手的方式去解决，这其实与1949年后的思维模式一脉相承，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不敬畏道德、不遵守底线、不尊重知识。
善恶观念、是非准则、道德约束，已得千年传承，但这一切却都被当成封建思想，与宗祠、祖坟、寺庙等实体的“封建遗留”一起被摧毁。而在政治运动中，那些捕风捉影的举报，莫须有的罪名，亲人间的反目，对老师和父母的批斗，批斗中的各种人格侮辱，武斗中的残虐，都使得耳濡目染的这一代人不懂得“底线”二字为何物。至于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足以说明一切。
“敬畏”二字缺失了，“匮乏”二字却随之而来。在我所接触过的四零后和五零后中，绝大多数经历过物质的匮乏，农村出身的自不必说，城市出身的即使有严重城乡剪刀差“庇佑”，即使大饥荒时期曾牺牲农村力保城市，但他们仍有饥饿的经历，至于食物之外的其他物质则更是匮乏。
因为物质匮乏，也因为必须要在残酷政治运动中自保，这一代人的功利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说到功利主义，其实是1949年后并不公开宣扬却堪称混世法宝的东西。尽管所谓的“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终日被某些人挂在嘴边，但做起来却绝非那一套。最明显的例子要算是知青回城，当年的知青们都梦想回城，但吊诡的是，回城指标的分配要看觉悟，于是就出现了搞笑的一幕：要想有机会回城，就得把“扎根农村、改造自己”这些自个儿压根不相信的话挂在嘴边。通过说假话、表忠心来获取利益，这无疑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一种体现。至于女知青为了回城甘受村干部凌辱，固然可怜，但同样让功利主义在内心扎根。
关于这代人的功利主义，后辈其实频频遭遇。为达目的，他们往往不择手段，凡事喜欢钻空子、找关系。而在生活细节中，这种功利主义亦有体现，比如坐下来就告诉你“只有考公务员才算正经工作”的大妈，其所看重的“稳定”实则也是一种功利主义。至于将书分为有用和无用，要求孩子只看有用的书，不看所谓“闲书”，也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思维，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熏陶”和“底蕴”这些词都是不存在的。还有那些学棋学钢琴的孩子们，家长们所考虑的往往不是陶冶性情，而是考试加分。有人说，这些都是社会风气所迫，可制造这些社会风气的，不还是这代人吗？
功利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所造成的逆淘汰。这种逆淘汰不但存在于1949年到1976年间（无数工商业精英和知识分子被打倒甚至迫害致死），也存在于近三十年间。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发迹者都是当年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体系中浸淫日久，在政治运动中经历过浮沉，在政治上更懂得如何揣摩、如何靠拢、如何投机，他们也在政治运动中积累了许多“管理”经验，能说会写（靠演讲和写大字报练出来的），加上经历过各种嗜血批斗，胆子远大于常人，因此上位极快，影响亦坏，甚至影响了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态。
这代人还有一个普遍性特征，那便是习惯专断，容不得不同意见，也不懂得倾听。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只知“永远正确”，只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赞成，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已深入骨髓。既然与我不同，那就必须打倒，成了许多老人的言行准则。
如今那些社会乱象，如今那些老人恶行，都可以从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找到因子。
拒绝和稀泥才是对这个时代的真正尊重。
杨恒均先生曾在《生日感怀》中写道，自己的父亲曾这样评价自己教过的老三届学生：“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相比之下，凤凰网那篇专题文章的最后一句则显得含蓄：“有些事只能留待时间去解决。”
相比之下，某报所刊的一篇文章却把矛头指向了批评者。作者认为，因为某些老人的恶行，将所有老人都称为坏人是不对的，进而指出，中国社会有一种不好的现象，代际之间常常互相指责，这其实是一种年龄歧视。这些说法看似“理中客”，其实又犯了偷换概念和和稀泥的毛病。
正如前文所说，“一代人”所指的并非该年龄段的所有人，只是指其代际普遍性，何谈“将所有老人都称为坏人”？若按这个逻辑，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须改名了。至于将代际间的互相指责视为歧视，更是典型和稀泥。并非所有批评都是毫无道理的指责，遇到冲突，应先问是非。
如扰人广场舞、公交抢座之类的老人恶行，确实不是所有老人所为，甚至可视为相对极端的例子，但我们更应看到，如功利主义、肆意干涉他人私权、无敬畏之心、不尊重知识等，在这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总或多或少存在。别的不说，那些一天到晚逼婚，使得年轻人过年都不敢回家的父母们，不就暴露了“非黑即白”（结婚才正常，不结就不正常）、肆意干涉他人的毛病吗？
从极端例子出发，探寻普遍性，揭露问题根源，才是对这个时代的真正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