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言的《丰乳肥臀》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毁誉不一。
在某种意义上说,《丰乳肥臀》可以视为莫言的最具争议性的作品。因为,自从1995年该书面世以来,就曾遭到过媒体公众的最强烈批评。这些批评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其内容上的情色低俗倾向严厉批评,但这些批评很快就被认为是一种误解或曲解;二是从政治思想角度进行批评和否定,这方面的激烈批评可以以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的观点为代表。
1996年, 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写过一篇题为《莫言的枪投向哪里?——评〈丰乳肥臀〉》的批评文章,文章尖锐地指出:
“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难以有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想不到几十年后,却有莫言的《丰乳肥臀》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丰乳肥臀》一书中,共产党一无是处,不仅迫害母亲,而且像土匪一样残害无辜,土改时吃包子不给钱,还把卖包子的抓了,卖棺材的、开油坊的、教书的私塾先生都成了斗争的对象;抓不到司马库就把他两个只有一两岁的小女儿枪毙掉……而国民党却好处不少。”
“我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评价《丰乳肥臀》,是因为莫言在小说中的政治倾向已很鲜明,他的投枪、匕首既然已掷出,我们怎能沉默?而且他的描述已对一些不了解革命历史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彭荆风当年的这种立场代表了那时许多老一辈作家文人的共同立场,著名的就有陈荒煤、刘白羽、端木蕻良、程代熙、纪鹏、柯原、陆宁(当时为中宣部宣传局顾问)等。
以今天的文学批评立场来看,这种单纯的以政治立场来否定一部作品的态度自然显得有些迂腐甚至可笑。对此,莫言甚至可以不屑一顾,而对于今天莫言的拥趸来说,这种指责甚至还可以为莫言小说添彩增重,可以作为对批评莫言是一个回避现实的“乡愿”型作家的反证。他们甚至可以据此大言不惭地宣称:当今中国文坛,真正敢于直言不讳的大胆针砭现实的“伟大”作家和作品,舍莫言其谁?舍《丰乳肥臀》其谁?
尽管当年“彭荆风”们的观点如此鲜明和激烈,但依然很快就成为明日黄花了。
1997年《丰乳肥臀》一举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十万元“大家文学奖”。
2012年,莫言获诺奖后,今天的“百度百科”上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更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性’大书……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政治气候的变迁,也表现了莫言对于女性的爱戴、同情和赞颂……作家倾情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 “小说热情讴歌了生命最原初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表现了莫言对于女性的同情和赞颂”。如此赞美,可以说是“欲加之‘赞’,何患无词”!
莫言自己对这部小说也是踌躇满志,颇为自负,明言:“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 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
如此天差地别的判断,如此扑朔迷离的分歧,这桩文坛“公案”,让局外人何去何从?
当莫言获奖的喜讯传遍中华大地之后,在应试教育重负下几乎无暇旁顾的中学生群体中,竟然也出现了一些莫言的读者,我的一位学生在读过《丰乳肥臀》之后,竟然对我说出了这样的观感:“莫言的小说怎么这么‘黄’哈,比郭敬明、韩寒‘黄’多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如同“皇帝新装”中的童言无忌的小儿,学生的“幼稚”观感实在一语中的,道出了一个很朴实的道理:《丰乳肥臀》无论如何“史诗”,其中表现的“母爱”无论如何“伟大、朴素与无私”,但本质上它却是“中学生不宜”的。虽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语),并不曾减损《红楼梦》的伟大,但对于《丰乳肥臀》来说,中学生的看见了“黄”,却歪打正着地击中了它的致命软肋,何况,顺着这“黄”色挖掘下去,作品中穷形尽相的千姿百态、林林总总的污泥浊水,又怎一个“黄”字了得?
当然,以中学生的观点来为《丰乳肥臀》定性,实在太不“专业”; 但是,透过中学生看见的“黄”的情色表象,再反思一直以来人们对作品情色内容的质疑,我们却可以比较“专业”地寻根溯源作家的审美趣味之导向。因为对于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其作品的最终价值判断都绕不过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审美趣味。莫言创作的最大美学特点是什么?莫言的拥趸曾津津乐道过两点——叛逆与审丑。对此,著名学者刘再复(此公当属莫言拥趸中最重量级人物)有一段更明确的论述:“莫言说,文学便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也就是说,文学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敢于冲破权威、冲破禁忌、冲破金科玉律的原创精神”。(刘再复《 莫言高行健风格比较论》,文中所引用的其他刘再复的言论也出自此文,不再标注。)
好一个“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这话虽然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但以此来审视莫言作品的艺术特点,却实在算得上是诚实无欺的“夫子自道”;对于我们深入剖析莫言作品所谓“叛逆与审丑”的美学特点,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切入口。
二
所谓“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转换成朴实的表达就应该形成下面的审美判断:在文学的面前,世上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即便神圣如“上帝的金杯”,文学照样使它丑态百出,穷形尽相,而这正是文学的职责。以此来观照莫言的美学特点:“撒尿”、“叛逆”与“审丑”,三者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一个整体。
在我看来,在莫言的“叛逆”与“审丑”美学追求之中,“审丑”才是目的,“叛逆”不过是实现“审丑”的手段而已;而“叛逆”的终极表现形式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也即不惜一切地亵渎神圣,亵渎崇高,并以“亵渎”为美,以“淫邪”为美,纯粹自然主义的以“丑”为美,甚至以“丑”为“真”,为“善”。所以,这整个“审丑”过程中的实质绝非刘再复所极力“美化”的所谓“敢于冲破权威、冲破禁忌、冲破金科玉律的原创精神”那么美好,而只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病态美学趣味的毫无节制的恶性显现,类似于某种病态人格嗜痂成癖的劣根性的暴露。而这种“暴露癖”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越“天才”,其负面影响就越大,其美学趣味就越病态。而在莫言的《丰乳肥臀》中,这种病态的美学趣味可说展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
当我们在探究莫言的病态美学趣味的本质时,首先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莫言为何偏好“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
如果按照刘再复的理解,这是一种“冲破权威、冲破禁忌”的艺术创新表现;那么,我们就还得问下去,难道创新就必须亵渎神圣吗?如果“上帝的金杯”是虚假伪劣品,不值得尊崇,你出于展现真善美的目的,勇敢地挑战它,亵渎它,且体现出了你独具一格的才智和想象,那么,这样的“撒尿”行为才具有真正的创新价值。否则,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夺人眼球,或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病态幻想或病态审美趣味,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毁谤亵渎“上帝的金杯”,公然践踏文学真善美的基本准则,这怎么可以视为“艺术创新”呢?某种意义上说,这简直就是一种艺术的犯罪!
刘再复对莫言的文学“撒尿”行为极为欣赏,他是这样概括莫言的文学主张的:“莫言认定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他让母亲表述的理想是‘我要一个真正站着撒尿的男人’(《丰乳肥臀》)。即使《天堂蒜薹之歌》中最儒弱的高羊,他在少年时代也被迫进行喝尿比赛(喝自己的尿),电影《红高粱》在酒里撒一泡尿,这也是典型的莫言细节。”好一个“典型的莫言细节”,可以说概括得“精辟”之至!刘再复对莫言的文学“撒尿”细节可说如数家珍,并将它们推崇备至为一种“敢于冲破权威、冲破禁忌、冲破金科玉律的原创精神”,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莫言的这种毫无节制的文学“撒尿”行为的走火入魔色彩,已经将莫言引领到一个越来越病态的美学领域,而这很可能是一条艺术的歧途。
考察刘再复所梳理出的莫言的文学“撒尿”之旅,不难理出其中的迷途头绪:
如果说电影《红高粱》在酒里撒一泡尿,竟使得酒味更香醇的细节还有一种天真无邪、狂野质朴的民俗学和艺术夸张美感的话;那么,《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少年进行喝尿及撒尿比赛的细节已经开始在向粗俗和无聊的美学趣味迈进。不知刘再复为何要在喝尿比赛一词中加上“被迫”二字,事实上作品中的少年高羊是很“高兴”的主动“请缨”“我先试试”的,虽然在心理深处有一种地主儿子想讨好队长儿子的动机,但如果硬要把这解释为“被迫”还是很牵强的。不过,这种心理动机的存在至少还可以使这些“尿”细节因而具有某种人性批判的意味,而不至于完全陷入无聊和粗俗的“黑洞”中无以自拔。但是,到了《丰乳肥臀》,莫言的文学“撒尿”趣味几乎整个陷入了走火入魔的绝境,当他让自己所尊崇的“伟大的母亲”说出“我要一个真正站着撒尿的男人”这样粗俗且充满暧昧情色意味的话语时,他确实已然将“上帝金杯”中最神圣的母亲、母爱之美视为秽物,竟可以随心所欲地蹂躏;与此同时,在整部小说张扬恣肆的滥情纵欲想象中,莫言把他的文学“撒尿”狂想发挥到欲罢不能的极致境地,这些狂野的“尿液”以秋风扫落叶的迅猛之势将严肃文学本应褒扬的人性“真善美”情感冲击得奄奄一息,几乎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一个光怪陆离、人欲横流、情色迷离的丑恶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几乎找不到理想中的真善美,所有的只是一个充斥着假恶丑的淫乱世界;而且,你还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对丑恶的描写中包含了作者的严肃厌恶的批评暴露的立场。事实正好相反,在众多的淫秽丑陋描写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对此充满迷醉欣赏的态度,浓墨重彩,烘云托月,沾沾自喜,乐不思蜀。这就是莫言《丰乳肥臀》为我们展示的所谓“艺术”的真谛,这就是他心灵深处所迷恋的万劫不复的“艺术”魔域。
下面,请让我们立足于原著,剥去批在《丰乳肥臀》外表的种种虚假神圣的外衣,看清它的淫秽丑陋的本相。
三
莫言在《讲故事的人》中坦言,“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莫言献给他母亲的“丰乳肥臀”式“母亲”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它所表现的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以及对于女性的“爱戴、同情和赞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作品中的母亲——农村妇女上官鲁氏在艰难的环境中养育了八女一子及其第三代的众多子女,从这个角度讲,她本来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勤劳伟大的母亲的。但是,很明显,莫言在作品中并不愿意以传统的方式来展现母亲的“伟大”形象,而是按照刘再复所推崇的“冲破权威、冲破禁忌”的“撒尿”理论来进行颠覆性的“塑造”的;所以,小说中莫言并没有兴趣来正面描写母亲的“善行”,而宁愿以种种稀奇古怪的想象、漫画式的夸张来丑化她,妖魔化她,让她具有种种怪异暴戾的色彩,这就如《蛙》中姑姑的形象一样,二者如出一辙。当然,上官鲁氏较之几乎完全妖魔化的姑姑而言,显得要收敛多了。然而,作为一个正面的母亲形象,莫言的这些文学“尿液”,已足以使她灰头土脸,丑陋不堪了。
作为一位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伟大”母亲的形象,首要条件是勤劳,善良,吃苦耐劳,承受了别的母亲难以承受的艰辛。平心而论,上官鲁氏在那些动乱的年代要养育一大家人,确实应该是很辛苦的;所以,莫言只需要客观朴实地叙述一些“辛苦”生活故事就不难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前面已说过,莫言的兴趣并不在此,而只在于颠覆,在于审丑。所以,作品中绝少正面描写母亲是如何坚韧吃苦耐劳,却总是以种种离奇的际遇渲染来为她“排忧解难”。比如,作品中一个最典型的情节套路就是:她的众多女儿总是在每个不同时期都能分别与当时的得势者或出类拔萃的“能人”发生恋情,因而使一家人的生活得到接济甚至有了充分的保障。在作品第25章村民声讨司马库罪行的描写中,徐瞎子的一段话对这种“生存方式”作了一番精准的概括:
“盼弟姑娘,你们上官家可真叫行。日本鬼子时代,有你沙月亮大姐夫得势;国民党时代,有你二姐夫司马库横行;现在是你和鲁立人做官。你们上官家是砍不倒的旗竿翻不了的船啊。将来美国人占了中国,您家还有个洋女婿……”
而在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一方的爆炸大队被迫撤离时,作为政委鲁立人妻子的上官盼弟强求母亲为她抚养孩子时说过一句很明确的话:“娘,我们走运时,您没少跟着沾光。现在我们走背字,连我们的孩子也不吃香了是不是?娘,一碗水要端平!”
这番揭示使母亲“勤劳、伟大”的形象不免有些“模糊”了。撇开话中的立场偏颇不谈(母亲感情上更亲近国民党一方的司马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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