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法国人说的吧，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人。写作这本书时，我一直暗暗期待，我写了什么，就成为什么人。
书中的多数人物，都是我感佩的对象。他们可能曾常年关押在绿岛，可能是活跃在中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仍身陷北京的囹圄。他们不仅是行动者，也是思考者，知道倘若没有一套新的语言与价值，抗争可能只沦为权力争夺，丧失了更高的意义，没有一个充沛的内在世界，外在的行动注定难以持久，没有个人的孤独坚持，集体行动则容易消散。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所做的判断也常常错误，常常还是新时代的不合时宜者，甚至还成为自己信念的背叛者，但他们都曾在某一个具体的时刻与情境下，成为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中的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与概念，而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
我忘记了，是在阳明山的温泉、东九龙那间破旧公寓、还是乌坎村的大排档，最初生出了写这本书的意愿。
从与他们的或短暂、或绵长的交往中，我感到历史的一种奇妙联结。一个六十年代的台湾政治犯的经验鼓舞了北京此刻一名维权律师，香港记者又对乌坎村民寄托了过分的期待，“党外”杂志与国民党审查制度的斗争看起来又是如此熟悉，是一名迷恋日本的台湾学者帮助中国理解了民族主义对弱小者的意义……
这些人物与故事既平行前进，又彼此交叉。参差的年龄、不同的口音表明着他们所处时代与情境的不同，但在很多时刻，他们几乎是精神上的同代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温暖、惊讶、共鸣，也有一种巨大的愧疚，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在逃避的道德责任，忘记了倘若缺乏信念与勇气，思想与文字必然缺乏光彩。
书中人物覆盖了台湾、香港、大陆三地。这与我过去几年中在这三地旅行有关，也与它们之间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历史命运有关。
是崩溃的中华帝国，造就了这三地的现代命运，它们沦为殖民统治、变成失败政权的流亡地，或变成匪夷所思的政治试验场。它们彼此的分离像是提醒我们中国历史的伤口。然后，又是一个经济联结时代，当“大中华”在二十年前出现时，它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意味着三地共建的商业网络、市场力量。如今，我们正目睹着一种新的政治与社会叙事在这个区域浮现，因为新技术催生的信息与情感网络，它们彼此呼应。在这个新的叙事中，抗争或许是最核心的特征，北京政权与它代表的一整套制度与理念是这抗争的对象，它正在迅速、有力的改变着香港与台北。
但倘若缺乏历史意识，没有平行的座标，抗争则经常失去力量。因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地域与抵御的区格也并不重要，它们常相互交融与影响。
我很希望这一系列抗争者的故事，能为新一代人提供某种参考，他们的经历不断表明，所有的事件与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它有着各自历史脉络，每个人都需要从中汲取能量，更重要的是，历史更不仅是数量与规模决定，理念与个人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我也试图探索出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人抗争精神。在中国传统中，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的高度统一，令异议者难以生存，要么沦为疯子与避世者，要么成为重复性的“造反者”，一个多元权力中心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崩溃的帝国给予某种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台湾与香港就像是中国的异端。一个再度崛起的中国则让人看到了这“大一统”的幽灵的袭来。
但这也是一个寻求抗争精神的良机，尤其当这三地对彼此的抗争历史产生真正的兴趣，它很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融合与呼应，带来意外的结果。
当然，抗争也从不仅仅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它更是个人获取存在的意义的主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