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11月27日下午，信孚研究院携手凤凰网博报共同举办了“下一个十年——解读三中全会新精神”论坛活动。活动名家云集，袁伟时、吴稼祥、蔡霞、翟振明、杨恒均、张军、王占阳、鄢烈山、肖滨、王冲、李公明、章文等学者、媒体人士参与，大家从多角度解读三中全会新精神，尽管当天阴雨绵绵、行动不便，活动却得到中山大学师生的热烈响应。现将活动发言的一部分整理出来供大家分享。
信力建：美国的立国者们在讨论如何建立新的国家，以及讨论宪法的时候，也是几十个人关起门争论了五六十天，最后才确定的。
一些伟大的政治家，应该考虑到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政策，而不是像我们的国家这样，几天搞一个新的，过几天又搞个新的，那么国家就会受不了。我同意袁伟时老师说的内容，现在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左派和右派，其实都是虚的概念。只有一个概念是成立的，就是文明或者是不文明，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走过了二、三百年的现代化过程，本质目的是文明化。再加上人类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内容，谈论都是文明或者不文明的内容，文明才是人类发展的核心要义。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家是否正常，现在如果不算非洲的话，大体上南美、北美、欧洲，亚洲的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基本是正常的国家，有些国家则是不正常的国家，无论用怎样的形容词都是没有用的。正常国家的表述就是，每个公民都有相应的权利，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新闻自由，司法公正，人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选择政府的权力，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是那么烦琐或者是深不可测。
全世界最多的时候有66个社会主义，现在只剩下4个社会主义，里面的道理，大家想想，我就不好说了。
章文：北京腾讯网也在开关于三中全会的会，会上江平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说得很好的：一个党的全会，这么重要，就说明这个国家完全没有进入法治社会，江平老师终身以追求中国法治为目的，江平老师觉得中国现代社会离他心目中法治的状态，有一段非常遥远的距离。我认为从终极的目标来说，江平老师的话应该是对的。
我做新闻12年，时间不长，12年前，我们就开始这个话题。我相信有比我资历更深的前辈和朋友们，他们更早之前就批判劳动教养制度侵犯人权，到了现在被废除了，这是值得欢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追问一下，这么多年，劳教侵犯了很多普通人的权力，国家是否应该道歉，是否应该启动国家的赔偿程序？对待下一步的司法体制改革我也持这样的态度。人、财、物集中了，行政化的倾向是否会得到遏制？如果行政化上升了，实质的进步就没有那么大了，我对三中全会特别大的体会是，我们不要看它怎么去说，我们要看他怎么做。我们不要旁观他们说和做的，我们要推动和压迫他们去说和做，我就是这样的观点。
蔡慎坤：学者和专家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行了很好的解读，他们是站得比较高，看得比较远，但是勇气和说话是有所保留的，就我个人来看，这次的决定尽管有60条，尤其是吴稼祥老师讲，很多是戴着帽子出来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多的新意。中国的改革如果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一切都是空谈。如果不谈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就不会公平的惠及全民，这是我基本的判断。因为利益集团不会将到手的利益或者是看得到的利益，让利给普通的老百姓，让给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这是基本的概念。这次全会的决定，两万多字，只有一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十三届中央全会的政治报告，有12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废除政法委，还有各个部门不设置党委。
89年之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向比较好的方向。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我记得十三届的报告中讲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一条件越来越远了。我们看到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二十多年来中国的GDP疯狂的增长，贫富的悬殊如此的加大，社会动荡越来越厉害，尤其是我们的维稳力度不断的加大，但是群体的事件不断的爆发，归根到底还是政治体制不改革。
鄢烈山：前面五位都是教授和学者，他们是比较严谨，我们三个人是写评论的，我们是专门挑刺和批评的，我们有自己的思维习惯。
经过一年的言论打压后，出来这样的东西，谈不上惊喜，可以说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十个月来，已经将我们的希望降到最低，然后出来这儿个东西，我们不能有更高的期望，这是我第一个基本的判断。
刚才吴稼祥先生说有很多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强调的是社会治理，无论是怎样性质的国家，例如新加坡、美国等等，数字化管理都不涉及到大的政治层面。
第一，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条是铁打不动的，党管军队，党管媒体，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余地可能不大。
我比较满意的就是废劳教、教育和医改方面提得不错，不知道是否可以做得到，我认为是可以做得到的，首先是取消以药养医，这是关键的一步。
教育方面取消重点中学，校长和师资轮换，这些都是实际的，都是可以实现的。最不满意的就是户籍制度，中小城市放开，中等城市搞准入制，特大城市要控制，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将不公平的制度进一步的固化了。《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体现了市场化决定的作用，不妨碍各种经济体制的公平竞争，我认为应该算是大家很好的愿望。
信力建：看来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解读，到底《决议》好和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我们在网上搜集了一些观点，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是搞教育的，是否可以开放教育？我观察了一下，广州各个区和各个市教育局，过去十年几乎没有批新的教育机构或者是民办的教育机构，有再多的钱，不能为国家分忧，不能开新的学校，同时不能让更多的孩子入学，入学难怎么解决？尤其是幼儿园，为什么不让民间办学，关键是官僚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官僚说，我要让一些东西给你，但是让的是利，不让权，你没有权，怎么去得到这个利呢？
章文：李克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句话，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经济发展了三十年，同时也是利益逐步固化的三十年。举一个例子，中国的教育系统利益如何被固化，被有权力的人，一步步的赚取，将国家的利益赚到自己的腰包里面。
一些重点院校，国家极力的培植，投最大的资金，给重点的院校和名校，例如“211和985”，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给予倾斜。等名校培养起来后，名校里面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就想搞独立院校，收费比其他的学校贵很多。这些独立学院的股东和老板是怎样的人，就明白了他们进行了怎样的交易。这些老板和大的股东，基本上全部是跟教育系统和权力相关的亲戚也好，孩子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做过交易亲近的人。
我们当年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同样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国有企业的贱卖，让跟权力靠近的人得到利益。可能一千万的资产，几百万就卖掉了。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最后会形成固化的机制，谁想打破机制的话，必然遭受强烈的反弹。
今天中国要做改革，改革要继续下去的话，大家都说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可能遭受巨大的阻力。到底如何做，光靠中央搞一个国安委协调中央各个部门就可以了吗，我认为太天真了。官僚系统自我改革、自我开刀的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最终还是要寄希望于每个人，如果每个人都成为改革者，成为参与者，这种改革才有希望，否则的话，光靠中央提出光辉的前景，我不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如果每一个人不行动起来的话，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我强调的是每一个人，应该在此进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蔡慎坤：我是做企业的，谈一点企业的感想。我们过去说，公有制为主体，市场为辅助。过去我在国有企业呆过，现在自己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除了极少数的行业和企业外，很多的企业将大量的精力不是用在如何搞好公司的经营，而是跟政府搞人际关系。如果这种格局不能改变的话，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还有非常漫长的过程。
这次三中全会提到将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到2020年的时候，提高到30%，其中的一部分用于补充社会养老或者是民生，单从这一点来看，我是非常不满意的。2012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是2万亿元，占有大量银行的资源，占有大量行政的资源，也占有了国有的矿山和垄断资源，才取得如此利润，效率极低。去年国有企业上交的费用是900多亿元，其中90%又返还给这些企业，过去几十年，他们累积下来的财富，至少都在10万亿元以上。反过来，专家讲社会保险的时候，有几千亿的缺口，就要延长老百姓退休的时间，或者是加大养老金征收的力度什么的，为什么不将国有企业积攒下来的财富，完全或者是拿一部分补充到社会养老金中，充实全民养老金的资金呢？不知道政府出于怎样的考虑，完全可以将资金更多的用于民生。
信力建：国有企业应该跟社保局合并。解放前国有企业被教科书批判成官僚资本，到现在就说自己是国有企业。国民应该分到股份和利润，如果分不到的话，就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怎么可以说某些人享有所谓的国有企业？是谁的国有企业，是老百姓的国有企业吗，这是很大的问题。
改革也有很大的问题，到底改革是为了那一块，如何表述，苏联的改革是围绕两个问题，第一财产私有化，将国有的主人重新的找回来，找到财产的主人，国家是谁的，财产是谁的，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国民都是他的主人，量化给每个人，然后重新分配。
第二个就是民主化，每个人有权力参与政治过程，如果两个事情同时做的话，后果是良好的。这些国家一步就走过去了，东欧没有流血，成为了现代国家。如果现在不能将财产的原有主人找回来，在不民主的情况下，进行私有化，权力所有者将这些财产瓜分了，现在不知道，将来会知道的。
鄢烈山：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很难和解的，因为不是重新的开始，制度没有改变是不可能的。蔡教授谈到公民参与。邓小平这样的强人，当年写的文章，十三大文件一个字也不能改，照样改，他自己都坐不住了，写得再好，是否可以落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邓小平自己说了，有些内容是有其政治逻辑的，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多么漂亮，某个领导有多么大的决心就可以改变的。
有的文章是骂当局比较厉害的，说我们是西朝鲜，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像西朝鲜一样，政权被利益者收买了，大家想想先军政治和高官的腐败程度，不可能靠金家自己就可以维持的。靠人治反腐不见得现实，明朝朱元璋反腐更加的厉害，他对贪官污吏非常的痛恨，但是不痛恨朱家自己的贪污。他做的事情比我们严格得多，例如公款消费是非常的严格，还有官员坐轿，表面上是非常的严格，但是背后是一塌糊涂。现在如果中国真的要改革的话，就需要公民的参与，要有民权。现在有皇权、官权，还缺少民权。中央集权就是皇权，只是一个比喻，一般的官僚就是官权，皇帝和士大夫共同对付老百姓，必然是利益联合体，因此需要民众的监督。我们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其实要比中纪委厉害，只要有言论自由，我对法律负责，不行就关我，有这一条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多的中纪委、监察局等等。我们的事权、知情权、讲话权、参与权都没有，还让我们每个人活得有尊严，哪里有尊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刚才问教授，西方国家没有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他们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社会，我们的制度这么差，哪里有什么社会主义，不要谈主义不主义，要谈老百姓的问题，要谈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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