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毅
诗人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作者，在这个喧哗嘈杂的时代，在一次突发的脑梗后，把自己“丢”了。
一
“你可以去看我的一篇文章，叫《晨霜》。”59岁的诗人梁小斌坐在医院休息室的椅子上，轻轻地说，“现在的人都没看过晨霜，因为我们起得太晚了。”
我去看望梁小斌的时候，他住进北医三院已经好些天了。由于脑梗压迫神经，他的眼睛光感已经降到5%，看人只能看到大致的轮廓，思考和说话都让他倍感吃力。
“你可以去看我写的一篇叫《晨霜》的文章，现在的人都没看过晨霜。”两分钟后，梁小斌又跟我说了一遍几乎同样的话。
我看到梁小斌的夫人卓秀英在他身后摇头，发出轻微的叹息。“他的脑子现在不好使，记不住事情。”
十多分钟后，梁小斌第三次向我推荐了《晨霜》。
我看了《晨霜》。这是梁小斌出版于2001年的随笔集《地主研究》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的是“文革”的时候，梁小斌计划在早上把校长抓起来，结果他们到校长家时，发现校长已经被其他的造反派抓走了。他得出的结论是：“坏人如同晨霜一样，稍微去迟一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文章紧接着的两句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坏人，出现在一个晨霜凝重的早晨。谁能说，我今天又醒得很迟，出来得还很晚呢？”
这是梁小斌随笔的特点，他能迅速捕捉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展开手术刀般的内省式思考。很多时候，你得看好几遍，才能琢磨出其中的意味，而这意味又是发散和不确定的。叶匡政的说法，这种写作考验读者的智商。而如此“阻滞”阅读快感的文字，在这个“一目十行”的浅阅读时代，读者并不是很多。
“他每本书大概就卖个一万册吧。”叶匡政说。叶匡政当年是《地主研究》这本书的编辑。这是叶匡政给梁小斌编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独自成俑》。“俑是兵马俑的俑，不是蜂蛹的蛹。”叶匡政特别强调了书名中的“俑”字，“‘独自成俑’也是梁小斌当时的一种心态，‘俑’是陪葬者。”
北师大教授张清华当年收到梁小斌送给他的《独自成俑》之后，引用了茨维塔耶娃对荷尔德林的评价来说明一个好的诗人与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荷尔德林与他的时代整整错过了18个世纪。“人们命名了一个时代和一个群体，却将一群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变得简单和浅表化了。朦胧诗和它的创造者们的命运，就是被这样一种关系轻巧地删改和简化了。”张清华写道。随着诗性的80年代过去，梁小斌也成了欧阳江河所说的“词语中的亡灵”。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多年，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人诵读。这些诗还在流传，但梁小斌成为“词语中的亡灵”已经很久了，或者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晨霜”，他还在那，但出现得太早，而晚起的人们已经没法看到他。
梁小斌从80年代就开始写随笔，写到21世纪，已经写了上百万字。但这些写在几个软硬抄上的文字很长时间里只是在诗友之间传看。
1999年，叶匡政到花城出版社出一本诗集。编辑问他，你还知道有什么好书稿。叶匡政说，梁小斌的笔记写得特别好。编辑看了之后，愿意把梁小斌这些被“错过”多年的笔记出版。但是这位编辑随后离开了花城出版社，此事搁浅。叶匡政觉得可惜，自己再找出版社把梁小斌的随笔结集出版。这就有了《独自成俑》。
这件事情让身处安徽合肥的叶匡政与出版结缘。同样是安徽出身的诗人简宁打算在北京做一个出版公司，把叶匡政拉到北京合作。简宁还拉了莫言、邹静之等人来做股东。这家出版公司推出了“华语新经典文库”，前两本是莫言的书，第三本就是梁小斌的《地主研究》。“莫言对梁小斌的随笔评价很高。”叶匡政说。
二
“《地主研究》的书名是我给起的。”星期天的晚上，简宁站在北医三院一楼大门外，点燃了一根香烟，跟我说道。
“我十几岁就认识梁小斌了。”1979年，16岁的简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专业是工程热物理。那个时代，条条大路通诗人。简宁是中科大诗社社长。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在1980年发表，他成了合肥最有名的诗人，每年都会被请到合肥最有名的大学中科大去开讲座。“科大团委会给他几百块钱，已经很不错了，当时一个人的月工资才几十块钱。”
在80年代，写诗是能赚钱的，一行诗的稿费是五毛钱，发表一首诗能赚十几块钱，相当于半个月工资。“问题是，三十多年过去，诗歌的稿费才涨到一行几块钱，大多数刊物发表诗歌干脆就没有稿费。”叶匡政说。
中科大有一批梁小斌诗歌的爱好者。“我的诗歌写作，早期都是受梁小斌的影响。”简宁跟梁小斌交流很多，关系密切，而且，梁小斌对简宁的影响超出诗歌。“我一个农村孩子，在上大学之前，对所谓的城市现代文明一无所知。我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大部分表现在精神方面。我自己走向文学的道路，其实跟当年的困难不无关系。一个人的尊严被现代性的生活压榨之后，他本能地会做出反应。梁小斌的文学主题会面对生活中真正的困难，这是他的作品的可贵之处。他是我的导师。”
在简宁跟我说这句话的十分钟前，他站在住院部的过道里，给刚刚做完检查的梁小斌提出了很多建议。看上去，50岁的简宁才是59岁的梁小斌的“导师”。
“我在体制内成长，对这个社会运行的环节和程序比他熟悉。”简宁现在的身份是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技术六级，相当于“正师级”。“我要谋生，我会学习谋生的技巧。梁小斌谋生的知识大概停留在20岁的水平。”
梁小斌生病的消息传开之后，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关注，许多人亲自到医院来看他，大量款项打入了专门给他募捐的账户。
“我相信许多读者都曾经从梁小斌的诗歌中领受过温暖和安慰。这么多人真诚地关心梁小斌，不是没有来由的，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关心一个困难的人。”简宁说。
最早来医院送钱给梁小斌的是作家邹静之。“邹静之送了一万块钱。他知道小斌生活困难，也知道他的为人。”简宁说，“他跟梁小斌说，你的散文天下第一。这样的评价比一万块钱还让梁小斌高兴。”
简宁的朋友棋哥给他发私信，要给梁小斌捐5000块钱。棋哥告诉简宁，他在很多场合朗诵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现在是来交版权费的。
梁小斌平时跟简宁见面不多，一旦有重要事情，他们就会碰面。11月11日，梁小斌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之后，找了简宁，简宁给他找了北医三院一位熟悉的眼科大夫。
当晚，去医院路上，简宁觉得应该提醒朋友们注意健康问题，发了条微博：“诗人梁小斌因脑梗塞被送北医三院急救，我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大家保重、戒酒。”
梁小斌住进医院之后，卓秀英去缴费。这时，简宁发现卓秀英是全款缴费，就问，小斌没有医保吗？卓秀英说，没有。
“小斌刚住院的时候，怕花钱，连CT都不肯做。”卓秀英说。
简宁的微博迅速传播开去，大家开始了解梁小斌的情况，知道了他没有社保和医保。
将近三十年前，梁小斌被合肥制药厂除名，从此没有了编制，也就没有了社保和医保。“1985年，工厂劳动科长亲自把除名决定送到我手里。我说：本来应该是我去拿的，麻烦你们送来了。自此，我的生活靠全国诗友们的赞助。”
梁小斌之所以被除名，是因为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文学创作上，“不能维持正常的上班”。在此之前，梁小斌获得了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创作奖。这个外省青年诗人从合肥来到北京领奖，走了红地毯，还得到了邓颖超的接见。
当年，北京是朦胧诗的主场。北岛、顾城、芒克、多多、江河等朦胧诗代表人物都在北京。外省写朦胧诗出名的人，大家能迅速叫出名字的是厦门的舒婷、合肥的梁小斌.
如今在安徽社科院工作的诗人祝凤鸣，跟梁小斌交往已经二十多年了。他认为，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梁小斌是“合肥的大脑”。“在我认识的当代文化人中，他有内心的庄严感，我从来没听过他讲一句脏话，这极其罕见。”
“我和他吃过很多次饭，”祝凤鸣说，“我从来没看过他越过盘子去夹菜，他永远只吃转到自己面前的那盘菜。他是一个优雅的人。”
“我认为，哪怕最质朴的人，也有着他们的优雅生活。收割时弯腰与伸展的自如，不紧不慢地挖土，把钉子巧妙地钉到窗户的横木上，粗糙的手在上面抚摸。”这是梁小斌一篇名叫《优雅》的随笔中的句子。
祝凤鸣亲眼见过梁小斌写下了一百多万字随笔的9个笔记本。这些文字是梁小斌平时观察思考所得，希望先记录下来，等到某一天再变成诗歌。但是，一天天过去了，这些文字没有变成诗，而是作为随笔出版。
三
“梁小斌应该是安徽现在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了，他的随笔成就那么大。”安徽籍诗人杨子说，“梁小斌是中国作家里最有卡夫卡气质的一个，这种气质是从他身上溢出来的，而不是营造出来的。”
杨子知道梁小斌这些年的处境并不好，许多诗人有着类似的境况。杨子的弟弟——诗人杨键从马鞍山钢铁厂买断工龄后，失去固定收入，社保医保自己交，靠写些专栏、书评和画画维持生活。
梁小斌非常欣赏杨键的几句诗：“我不再寻找，我放下了，像傍晚放下荫凉，月亮放下清辉。”梁小斌认为，“我放下了”，这是中国口语化诗歌自诞生以来，中国诗人说出来的一个了不起的动词，“在当代中国，这个动词是被动词。”
《绘事后素》是梁小斌一篇随笔的名字，这个拗口的短语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述如何绘画时说“绘事后素”，意思是画的背景若是素白一片，画中之物就得以清晰凸显。
如今的中国诗人们，除写诗之外，工作若是“素白一片”，那相当于等死，他们不得不“放下”许多“形而上”的时间，谋取一些不让自己饿死的活。
“梁小斌每本书印刷一万册左右，书的定价是二十多块钱，10%的版税算比较高的了，也就两万多块钱。一个好作家的收入就是这样子。而且，这些可是他十几年思考的结晶。”叶匡政说，“我很早就说过，诗人如果没有其他职业的话，99%都得饿死。物价一直在涨，但是诗歌和纯文学的稿费一直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这个群体在快速萎缩，群体小了，贡献优秀作家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梁小斌有好几首诗收入了中学和大学教材，但这些给他带来的版税并不多。“每年收到的版税加在一起也就是一千多块钱。”卓秀英说，“有的出版机构用了小斌的诗我们都不知道。”
我问梁小斌，“现在会做什么样的事情获得收入呢？”
“我讲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梁小斌说，”我们国家有一种飞机叫预警机，你知道吗？”
“上面有个大伞的那种飞机？”我的回答更像是提问。
“这是国防尖端产品。”梁小斌郑重地说，“这个产品的宣传工作就由我来完成。”
“你会接广告文案的活？”
“我做广告文案已经做到比较精当的地步了。比如说，我们国家在国防事业中有一种军用直升飞机在汶川失事了。这么一件事你怎么写？”梁小斌反问我之后，稍微停顿一下，然后说，“有关部门就把怎么写这个事交到我头上。一开始我也写不好。我是怎么写的呢？如果直升飞机找不到，英雄的躯体将会被白雪覆盖。我们终于找到了，英雄的身上终于能覆盖鲜艳的红旗。”
我感到有些疑惑，“你写这些文字的目标读者是谁呢？”
“目标读者是军队的全体同志。”梁小斌继续解释，“每一份宣传都是要动脑筋的。我说这些难以引起共鸣，别人会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卓秀英在一旁对我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做了好几个广告文案，这是其中一个。人家什么单位找到他，他就跟人家做一个。”
等卓秀英说完，梁小斌接着说，“我大量的时间在写随笔，我自认为我的随笔是走在前面的。”
“诗还写吗？”
“诗也继续写，我的那些随笔可以看成是不分行的诗。你读了我的随笔，对哪篇有印象？”梁小斌问我。
“因为想到你可能会失明，我对写博尔赫斯与失明的那篇印象很深。”我说。
“非常好。”梁小斌看上去很高兴。
在这篇叫《失明与格律》的开头，梁小斌写道：“博尔赫斯说：‘失明使我懂得了格律。’”
对于几近失明的梁小斌来说，这篇随笔像是他给自己写的预言：“我赞同失明者的心声，我赞同失明者必须‘过目成诵’，靠的不是眼睛，而是借助心灵的重温。失明者把他记在心里的形象固定下来，那个动荡的形象世界在变化之前并不向失明者打招呼。失明者在动荡中跌倒之后，在心灵中重新树立起那个形象，给出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形象和路线的蓝图。”
如今，梁小斌“跌倒”了，关于他的医保、社保和工作的话题，成为网络议论的热点，谁可以给他规划一个未来的“蓝图”呢？
四
梁小斌住院后，安徽省作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许辉来北京看望，带给他一万块钱慰问金和一些安徽土特产。许辉打算在安徽省图书馆办一个讲座，讲梁小斌和他的时代。
“梁小斌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医保、社保和工作。”许辉说，“我们也写了报告，向相关部门递交，希望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每个省的作协会有一些专业作家，如何能获得这样的身份呢？”我问许辉。
“安徽省作协现在的专业作家是三四位。专业作家是有编制的，名额越来越少，以后可能慢慢就取消了。因为梁小斌原来不在编制上，现在解决问题就很困难。”许辉说。
许辉说了几种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
一种途径是签约作家。这主要是针对4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而且，签约作家并不是有编制的专业作家。签约作家签一届是两年，这两年内会给签约作家5000元至10000万不等的“生活和深入生活”的费用。另外还有一些研讨、学习、采风的机会。两年之后，签约就结束了。“这种情况是不能解决梁小斌的问题的。”许辉说。
第二种是通过体制内的途径，把梁小斌吸纳为专业作家。“这样做的难度就非常高了。他因为没有编制，太难。现在想进入体制内，按照规定，要考试，还需要通过人事部门层层审批，给你一个名额。这对于梁小斌来讲也是不现实的。”
还有一种特殊的途径，就是请说话有分量的领导来解决问题。“这不是常规的做法，可能性不是太大，只能尝试。”许辉说。
“我们现有的评价机制和保障机制对梁小斌都是不适宜的，所以，梁小斌就成了一个畸零人。”简宁说，“畸零人也没事，文学家大概都会遭受这样的命运。但是呢，他现在遇到了危险。我跟医生聊过，比较乐观的评估，梁小斌康复以后也是半瞎子。梁小斌身体受到的危险在他的余生之中是时刻存在的，脑梗塞会随时复发。对梁小斌来讲，他太需要一份固定的薪水和医保来保障他。”
简宁继续说，“现在都说要重视文化，重视的是什么呢？许多人重视的是资本。其实，文化产业首先是人的事业，人才是最重要的。有关部门应该根据特殊的情况救助梁小斌这样特殊的人才，体现我们的文化体制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护，这是很有益的事情。安徽省的有关部门可以委托作家协会，对梁小斌的文学成绩做一个评估，他是不是特殊人才，他是不是应该被保护？这完全是可能的。安徽省的有关部门如果保护好了梁小斌，可以说，他们在安徽建立了一个良政。
在医院的走廊上，简宁用一个比喻跟梁小斌说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只有作协一家店，不像西方国家还有基金会什么的，想吃饭还就只能进这家店。中国文化产品的市场跟西方不一样。萨特连法国总统都不鸟，因为他稿费不少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牛逼，但能拿到多少稿费？”
梁小斌静静地听简宁说话。“有时候稿费就几十块钱，都不好意思去领。”卓秀英说。
“我是军队作家，我生病了，或者我有什么困难，还是有保障的。”简宁说，“你梁小斌写得比简宁好，但没用啊。我们不在一个轨道上。我开个拖拉机，但是在高速公路上。你开个奔驰，但是你在土路上啊，你进不了高速公路。就是这个道理，现实就是这样。”
简宁直言不讳，还略带调侃，但梁小斌信服他，“简宁说的是对的。”
从宁波赶来北京照顾父亲的梁晨一直在旁边听着。他在大学本科和硕士分别学的是英语和法律。现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工作。
“这次的事情让我重新认识了父亲。”梁晨说，“我以前其实并未感觉到他是一个多么有名的诗人，只是觉得他是我爸而已。”
梁晨坐在医院住院部的椅子上，用比他父亲快一倍的语速从希腊说到了美国的医保社保机制，“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五
从病房走出来的时候，梁小斌忘了梁晨从哪里来北京，“你在哪呢？”梁小斌问梁晨。
“宁波。”梁晨说。
梁小斌走了一段路坐下来，跟我说，“这是我儿子，他在无锡。”
“在宁波。”梁晨纠正他。
“他现在跟人交流的时候，想太多是想不动的，有时候是断片的。”卓秀英说。
“我写过一篇早年下班翻围墙回家的诗，我牢牢地记着，我大部分思考的地方是在围墙上，我在围墙上想一会儿问题，然后下来。翻围墙，翻了十几年。这首诗的题目叫什么我忘了。”梁小斌坐在医院的椅子上很艰难地回忆，“里面写到墙上黑影对我说：我已经驮不动你，你自己爬吧。”
我找到这首诗，题目叫《诗言笨》。“那只脚探上墙头/前面雪地就是我家的灯了/我保存着昔日翻墙的一溜烟身姿/墙上黑影把我席卷/雪夜回家/那个黑影却说：我已经驮不动你，你自己爬吧/脚探上了墙头，鞋面亮了/手抓砖面令碎屑散落/翻墙生烟，敏捷恍如贼的翻墙岁月/散尽光了，手没着落。”
“这就是我的人生。”梁小斌说，“墙上黑影果然是驮不动我了。”
“黑影驮不动”的梁小斌走路的时候，需要人扶着，才不会迷失方向。
在此之前，梁小斌能完整地复述自己写的东西，这是很罕见的。“说明他对这些东西有着极深的思考，而不是一下想到的。”祝凤鸣说，“他的原创性思维，特别幽深凌厉，他是一个思想家。”
“他很童真，很纯粹，在生活上可能一塌糊涂，”卓秀英说，“但是在文学上确实超乎常人。”
梁小斌几年前与前妻离婚，梁晨是他和前妻的小孩。卓秀英是梁小斌现在的妻子，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他刚到北京的时候，真的是靠大家的接济。人家给他找房子住，没钱了，大家就给他一点钱花。我欣赏他，当时的一个强烈感受是：这么优秀的人不应该过这样的日子。”
马上60岁的梁小斌，头上没有一根白发。“这让我觉得很神奇，可能是因为他的心很静，对生活看得很淡，他永远沉浸在他喜欢的东西里。
我问卓秀英：“你最欣赏他什么？”
“你看着他平时生活中挺木的，但是他谈起东西来很有思想，很幽默，特别招人喜欢。”卓秀英说，“我们在一起生活很愉快。但是，这病魔一来，就有点招架不住。在医院看病，确实是个无底洞。他马上60岁了，身体会越来越不好。他这种情况，以后要终身用药。如果用药不当，还会复发。”
这些天，从网络到社会，发起的给梁小斌捐助的活动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捐款已经有九十多万元。梁小斌主动发表了声明，终止捐款，账号也停了。他表达了自己的感谢。“这些捐助来自天南海北，是大家对我的厚爱。”
“这次梁小斌事件中，与其说是对具体一位诗人的关注，不如说是对诗歌的关注。”祝凤鸣说，“在这个高楼大厦的时代，当大家回到夜深人静、风吹草动、孤单一人的时候，对性灵会有一种渴念。”
2001年，梁小斌还在合肥，他的一首诗《我热爱秋天的风光》成为了又一首收入中学教材的诗歌。祝凤鸣当时在电视台做一档纪录片栏目，借此契机，给梁小斌拍了一部将近四十分钟的纪录片。
“秋天像一条深沉的河流在歌唱/河流两岸还荡漾着我优美的思想。”59岁的梁小斌开始进入人生之秋。这个生活能力不太强的人，仍然游离于一般的游戏规则之外。
90年代初，祝凤鸣去梁小斌家，发现他的许多汇款单都过期了。“他不是很有钱，但他对这些事情不太在意。”
“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思考上。”有一次，祝凤鸣和梁小斌从合肥去武汉，梁小斌坐在大巴上，“几乎像石头一样”，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一个人彻底进入自己世界的时候，他对窗外的风景是视而不见的，他的内心有风景。”
李叔同在行驶的火车上的顿悟曾经是梁小斌和杨键讨论的一个话题。李叔同坐火车的时候，看见窗外有个人倒在地上，快不行了，火车停下之后，他下车，赶到刚才的地方，发现那个人已经咽气。“我来晚了”——这是李叔同当时的强烈感受。
“我和杨键认为：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并不认识世上的苦难，我们也看见那个形象，我们对那个倒地人仅以为如同扫帚倒地，过一会儿就会被人拾走；我们看见太阳从这里升起，到了晚上就要下山，我们认为太阳的走动就是时间；我们会像石头一样开裂，像断墙一样倒塌，我们也看见儿童，我们认为只要闭上眼睛，儿童就成为老人；我们只遵循万物寂灭的过程，以为在遵循真理，我们都在其中。”
这是梁小斌和杨键诗一般的内省式思考。如今，这两位安徽最好的诗人都“没有工作”，他们的收入来自不确定的零敲碎打。
梁小斌住院后，在80年代以小说《无主题变奏》而出名的作家徐星，来看望过他。我采访过徐星，当时在他家客厅的墙上看到法国文化部2003年授予他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这个换不了钱。”徐星说。徐星当时没有工作，有朋友帮助他在浙江、吉林等地的单位申请工作，等他把材料寄过去，一番折腾之后都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他曾经去申请每月三百多块钱的低保，也没有成功，社保医保更是没有。
“据我所知，北漂的民间知识人中，没有医保、社保和工作的人，比例非常大。”叶匡政说，“梁小斌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有影响力的，他能得到关注，但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和诗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让家庭背上非常沉重的负担。”
此时仍在住院的梁小斌，产生了建立一个救助危困艺术家基金的想法。“我们想，大家捐助了这些钱，如果除了医疗和基本生活费用之外，还有多余的钱，有可能的话，建立一个基金会，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卓秀英说。
六
梁小斌这些年天天写书法，他最担心的是视力微弱会影响写书法。“书法现在其实是我的主业，写作是我的副业。”
我问梁小斌：“你自己怎么评价《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梁小斌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现在仍然没有显得过时，现在还那么恰如其分。”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萌芽于梁小斌在车间更衣室的经历。
1978年，梁小斌在合肥制药厂生产胃舒平原料药的车间，当一名学徒工。某天，他上班迟到，便偷偷溜进更衣室，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钥匙丢了。”他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间太长，听见工段长在外边问：“他怎么还不出来上料？”带班的师傅解释：“他的钥匙没了。”工段长生气了：“钥匙丢了，就见不得人啦？”
下班后，梁小斌背着车间工会发的几个西瓜回家时，冒出了一首关于“钥匙丢了”的诗歌构想。他甚至觉得太沉的西瓜妨碍了头脑中正在生长的诗意，便把西瓜扔到路边的水塘里。然后便是奇迹，“我的诗情轻盈如飞。”
“这首诗对现在的中国恰如其分的意义是什么呢？”
“中国仍在探索走什么样的路，在寻找钥匙的征程之中。”梁小斌说，“有一把钥匙在召唤着我们。”
“但有的人会觉得现在没有了80年代的氛围。”我说。
“有的，现在的人探索的语言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语言看上去还有点空，现在谈的都是具体的事。探索的实质没有变，只是语系不同了。探索金钥匙的路途从没有停止过。”梁小斌说。
“中国为什么一直找不到钥匙呢？”我问。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中国为什么一直找不到钥匙呢？”梁小斌的语速变得更慢，你能看出他在努力思考。“就我所知，中国找钥匙这个意念一直不是很强烈，钥匙丢没丢，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住的地方可能没有打开过门，也没有关上过门。”梁小斌式的形而上思考又出来了。
在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之前，梁小斌还写过一首《节奏感》，里面有着类似的节奏：“当黄昏我看见一位苍老的人拉着沉重的圆木/他唱着沉缓的曲调令我难受/我的滞缓行进的祖国/我迎着晚风，按照我固有的节奏走在了前头/我的亲爱的祖国，亲爱的祖国/我的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
如今，“节奏”这个词在网络世界里有了含糊的无厘头之义，而梁小斌还在自己的“节奏”里运行。他写诗，写随笔，写文案，写书法，参加文人间的聚会，喝酒，然后在11月11日这天下午出门理发。
理完发之后，突发的脑梗让他忘记了许多事情，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记得妻子的号码，让路人打电话给自己的妻子。
卓秀英赶紧出门，像找小孩一样，边走边喊“小斌，小斌”。“当我看到小斌时，眼泪都流出来了。”卓秀英在医院里向我回忆当时的场景，眼里再次涌出了泪水。
那天正好是下班时间，街道上车流如织，商场里灯光闪烁。梁小斌站在路边，双手揣在兜里，来回转圈。他家就在马路旁边的小区，但他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在这个喧哗嘈杂的黄昏，诗人梁小斌，把自己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