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我在“历史嘉年华2013”上的发言，根据速记整理，有较大增补。此为文字版首发）
现在流行说“土豪金”、“土豪，我们交朋友吧”，不过这和我今天要讲的“土豪”并不是一回事。当下流行的“土豪”称谓，大概是指品位不高却出手豪迈的土老肥、暴发户，普通人对他们夹杂着羡慕、嫉妒与戏谑等复杂情绪。而我要讲的“土豪”，则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被国家机器消灭的那个群体。我的爷爷也是其中一员。
“土豪”的词义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西汉时已有“豪强”一词，可看做“土豪”的词根。西汉时的地方豪强，或由宗室演化，或由地主升级，或由巨商转成，或由游侠登堂，纵横乡里，乃至与郡守结盟，成为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势力。汉景帝时对地方豪强即有少数举措，至汉武帝时始对他们展开全面打击。
汉武帝时期打豪强，首先是政治目的，又分为中央朝廷维护统治目的与地方官员维护个人地位之政治目的；其次是经济目的，主要是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在经济领域的二元对立，打压豪强的手段常表现为“国进民退”；最后才是微不足道的民生目的，整顿社会秩序，减少豪强兼并，改善黎民生活。
到魏晋南北朝，“土豪”一词正式出现了（如《南史·韦鼎传》：“州中有土豪，外修边幅，而内行不轨。”）。所谓“土”，就是地方，“土豪”就是地方实力派。当时的文献中，“土豪”多是跟“乡望”连在一起的（如《宋书·殷琰传》：“叔宝者，杜坦之子，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土豪乡望代表着地方有声望有资源的阶层，而打土豪运动，则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间充满紧张、此消彼长的关系。
朝代鼎革之际，土豪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这时候社会结构通常都会被打碎，本来处于上层的土豪，多会被底层的愤怒群氓给掀下马来。我读明末清初的笔记，血腥记载随处可见，譬如姚廷遴的《历年纪》，就有详实生动的述录。
不过“土豪”一词真正进入到大众心中，大概要到1920年代，秋收起义“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之后。那是中国共产党崛起之初，它用仇恨和利益来点燃群众之火，得心应手，以后数十年里，这手段一直在使用。
到1950年代初，“土豪劣绅”再度成全国热点人物，这次他们隶属于“反革命”群体。
我的爷爷宋森友不是土豪，但他是劣绅，终于难逃一死。
爷爷在1948年考上国民党的县长培训班，然后在四川犍为的福禄区当了区长。当时福禄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山镇，三面背靠巍巍高山，一面临水——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俗称铜河，正如郭沫若自传中所言，“铜河——土匪的巢穴”。
那时的福禄，只有几条窄碎的青石板街道，除了在全镇地势最高的十分气派的王家大院外，剩下多是破烂茅草房里杂夹的几间瓦房。几百斤重的大青石条砌成三米宽的城门，每到黄昏，城门就关上了。
爷爷下车伊始，就着手对出没在深山老林中的土匪安抚招编。历尽艰难险阻，终于消弭了福禄四周让人谈之色变的匪患。福禄居民自发送来“一方平安”的大匾，彪悍山民还将在深山猎杀的老虎皮，送给爷爷做褥子。
为治理好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小镇，爷爷费尽心思，还让他的大女儿（我的大嬢）嫁给当地首富王家长子。谁知这联姻后来竟给我大嬢带来数不清的磨难。1950年后，王家被清算，大嬢的公公被枪毙，丈夫则被判无期徒刑，她一人拉扯大两个孩子，当乡村教师、短运站工人等。
1950年犍为归于中共统治。爷爷以“社会贤达”身份迎接解放军进城，积极参与维持本地治安。1951年初的一天，爷爷外出理发，久久未归。傍晚，理发师仓皇而至，告我奶奶说，“宋先生被军管会押走了”。我二嬢从福禄匆匆赶回犍为，军管会头头同意她去探监。二嬢来到监狱，面目全非的爷爷在她手心上写了一个“走”字，低声说，“越远越好”。
不久，又有人给我奶奶传话，说她可见爷爷一面。隔着铁栏，爷爷指着一张纸上写的三男四女姓名，一一询问平安与否，奶奶泪流满面、频频点头。爷爷将纸片交给她收好，回家后，她才发现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书“亲友如相问，冰心在玉壶”。
1951年4月1日，爷爷与其他4人被枪杀在犍为西城门外，均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噩耗传来，奶奶当即昏厥，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滴水不进。爷爷后事，全靠亲朋料理。有人乘夜送来上好的楠木棺材。次日匆匆葬于犍为乡下塘坝之地。今已无从觅迹。
英国史学家伍德沃德于《英国简史》三版序言中说，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中。
现在我讲爷爷的故事，也是纪念那千千万万在大时代中被吞噬的无辜生民。
据学者辛灏年研究，在中共建政前后，在所谓新老解放区，从没停止过镇压反革命。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二百万人，另有特务分子六十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六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清匪反霸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又发下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断言“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偏向，以致犹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
1951年，中共基于朝鲜战争和农村土改的需要，进一步发动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当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镇反必须“严厉地大规模地进行”。1951年1月30日毛泽东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停一下以便总结经验”外，又指示“其它杀得不够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后来，毛又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在全国范围内杀人而论比例，古今罕闻。（张思之老先生当时在北京，是法院的律师，他在这次嘉年华会议上回忆说：“用不着审，法院成了摆设。镇压反革命运用的是所谓军法处的名义。军事委员会、军法处一纸布告，就宣判一个人死亡。北京市在1950年8月，一天最高纪录杀了200多人，我自己经历过的一天杀70多人。搞掉这些人命，统统都只需要一纸布告”。）
紧接着，1951年2月21日，毛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该条例将死刑扩大到了十数行，量刑标准无谱，连“传播谣言”都能枪毙，遂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狂潮。所以薛蛮子应该庆幸，他不是落在老毛时代，如果薛蛮子在老毛时代，恐怕连上新闻联播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斩立决。
1950年代的镇反运动是非常残酷的，大约300万人包括我爷爷在镇反运动中遇难，绝大部分都是冤杀错杀。“反革命们”基本都未经公开审判，区一级的军管会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性命。从抓人，罗织罪状，到宣判，到执行死刑，只需要基层一级的政权就可以放手做完，可说是“镇反一条龙服务”，其手段残忍而愚昧。
那些被镇反的人，就像无甚价值的纸钱，新政权随手往火中一扔一大把，然而，他们却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各自深爱的亲人！
现在来看，镇反第一个对象，是前国民党政府成员、前国民党军官等群体，这是镇反最主要的对象。其次是当地士绅，也就是地方的知识精英、商业精英或乡村精英。然后还有地方会党、拥有暴力资源的匪徒等。
镇反不是群众运动，虽然也会发动群众批斗反革命，但抓捕、宣判、执行的都是政权骨干成员，而且是贯彻从中央发布的指令。当然地方上也有人趁机挟嫌报复、私自加码，滥捕滥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镇反看上去是为了朝战和土改，但我们眼光再放远点，即可看出它实质上是新政权为了“格式化社会”而必须要做的事。如果地方精英不被摧毁殆尽，国家政权就不可能插入到村社一级；如果个人仍然有士绅社会这个缓冲区域，就不至于直接面对无情的国家机器，而为其任意索求、上下其手。
在传统皇权时代，中国一直是有社会的。1949年以后社会才基本上被“格式化”了。皇权社会是专制的威权社会，不是专政的极权社会。威权和极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如何对待社会。威权是要管制社会，极权却是要彻底格式化社会，也就是取消社会。从皇权专制统治到共产极权统治，汉学家魏特夫将这过程称为“旧式的农业专制进化成工业极权”。农业专制虽然也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但对社会与知识的控制是有限的。在工业极权政治里，极权得到充分发展并具备全面控制力，不仅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也完全掌控了社会与知识。
也有人问，这么多年来，一直宣传说镇反杀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或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难道他们是无辜的？我想这么回答：那些被镇反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罪人（至少罪不至死），很多可能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如今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地主、绅士的认知，很多是中了官方宣传的毒手。
比如说刘文彩的水牢，比如说周扒皮的半夜鸡叫，都是官方制造的神话，带着臭不可闻的意识形态气味。如今这些神话多被史学研究者攻破。
刘文彩的水牢是子虚乌有的，事实上也没有几个人会那么变态，在自己卧室外面的地下整个水牢，成天听别人受拷打的惨叫来催眠。刘文彩为其乡里是做了不少好事的，比如修水利、兴义田、办义学、行荒政等。
半夜鸡叫也被考证出来是假的。其实你仔细想想，一个地主每天都在三更半夜起床，学鸡叫催雇工起床，他该是多么喜欢自虐才做得到呀！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智商为负数。
而我爷爷，既是前国民党政府官员，又是地方精英知识分子，自然在劫难逃。当福禄区长之前，爷爷家里只有几十亩田，不敷家用，就开私塾挣束脩，后来还教过高等小学。他去考县长培训班，也是想解决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问题。
爷爷的书法绘画很好，乐山当代有个画家叫李道熙，就是我爷爷的学生。道熙先生以前曾跟我说，爷爷多才多艺，不止会书画，还懂音乐，长得也帅，有点像孙中山，但比孙中山高。他还笑着说我的长相不如我父亲，我父亲的长相又不如我爷爷，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爷爷被镇反后，至今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这么多年，我和姐姐只能给奶奶上坟，不能给爷爷上坟。更奇特的是，爷爷的名字都是我工作之后才知道。2000年，我问爸爸，爷爷的事情你怎么老不跟我讲，我爷爷到底叫什么名字？那晚爸爸就跟我说了，爷爷叫宋森友，森林的森，朋友的友。具体情况没有多讲，只提了一下，1951年，因他当过国民党的区长，在镇反运动中被枪决。
几年前，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团聚（七人还剩六人健在），我执著询问，他们才分别向我讲述了一些旧事。他们的命运也因为我爷爷被镇反而改变。譬如我父亲，是老三届学生，高考时考了峨眉最好中学的第一名，却因成分问题而“不予录取”。我三伯更悲惨，1957年他在西安被打成右派，坠入牛鬼蛇神魑魅魍魉的苦海，20多年后才重见天日。他刻了三个闲章来描绘自己的一生：金陵学子、长安鬼神、渝州人老。民国时期他在南京一所大学就读，青壮年时在西安任教被打成右派，1980年代初在重庆得到平反，这时他已垂垂老矣。
三伯之前基本不跟我讲爷爷的事情，也不讲他自己的遭遇。他说，“共产党要秋后算账的”。
我现在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的家族父辈写口述史。他们的经历各自不同，有在最底层当搬运工的，有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做博导的，有在高校被打成右派的，有入伍后被迫嫁给军队干部的，还有我父亲，资质超群，却在小地方当中学老师过一生。
我要尽我所能做好这件事，去采访、去倾听、去整理、去搜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也是这代人的义务——记录历史中人的历史，趁他们还健在，记下他们的眼泪，记下他们的皱纹，还有他们的体温。
这就是我今天的讲述，谢谢你们耐心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