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何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

　　 我这次下放劳动改造，时间也许还不到一年，但值得专辟一节来叙述。因为这是我一生八十多年来经历过的最艰苦最难挨的日子，使我对我们的国情和中国农民群众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段时间不长，但确实值得说一说，写一写。可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只能靠不够完全的记忆。值得庆幸的是经过那场灾难我竟然还能活到现在，真是当年想不到的奇迹。

　　 （一） 下放安徽

　　 作出了要我不必等结论批下来而是先去农村劳动改造的决定后，章汉夫、姬鹏飞一起找我谈了一次话。他们的态度都挺好，和过去一样。章汉夫说，我们认为你主要还是思想问题，下去接触一下实际对你会有好处。到哪儿去呢？部里下放到南方北方的都有。北方省份生活可能苦一些，我看你还是到南方去，具体说来就是安徽。那里是鱼米之乡，生活一定会好点，不知你还有什么意见？我除了感谢组织的照顾以外，没什么可说的。姬鹏飞也作了临别赠言，勉励了几句。

　　 回家后就是准备行装了。这也简单，除了挑选一些要看的书以外，主要是带足冬装。我知道下去以后不会很快回来，而南方冬天的保暖设备要比北方差得多，所以还是未雨绸缪的好。我下去的时候，正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我却带了两床被子，里边一床还是一直没派上过用场的鸭绒被，一件老羊皮大衣，以及朋友送我在东北才用得着的棉鞋，等等。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宝还真押对了，过冬时占了很大便宜。因为我的问题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行李多点没关系，可以雇个三轮车拉到火车站，外交部人事司还派了专人来送。家里的人就不用说了。那天除了宋以敏外，就是抱着我两岁儿子的保姆叫范耀荣，临别时哭得很伤心。因为她虽然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但在她的心目中总是一直认为我是个好人，这一去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而且又是一个人远行，自然感到凄凉。

　　 我下放的落脚点是安徽省六安县苏家埠人民公社。这地方属大别山区，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曾在这一带活动，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多次提到六安和苏家埠，我们下放时许多老人还记得当年内战时的情景。再加上1953年我跟着驻外使节参观团又来过这一带，所以对六安并不生疏。那次参观是因为邻县霍山正在修建佛子岭水库，国内宣传的很火，我们就慕名来了。当时的六安和霍山好像是归一个专员公署管，都处在大别山麓。出六安城往南走，大约有三五十里就是大山，山北一马平川，应该说是很富庶的地方。那次参观的印象也很好，当时情景一直记到现在。一想起来就是：向上望，满山开遍杜鹃；看平川，到处庄稼丰茂，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田园山水画感觉。可是这次来六安，看到的却是一片萧索，路上看不见行人，街上碰不到游客，连许多买卖铺都关了门。沿路走去，没看到过老百姓饲养的家禽家畜，更谈不上什么鸡犬相闻了。

　　 那时全县也没有一辆汽车，县委接送只不过是派人帮我扛扛行李就是了。由于中央监委还没批下对我的处理，所以外交部也无权将我反右倾运动中戴的帽子通知地方，县里还只能按常规接待，请我吃了一顿午饭。这顿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相当寒碜，米饭是糙米，下饭的菜不但没肉，还几乎看不到油。就是这样的饭，桌子上撒个米粒，陪同吃饭的干部也要捡起来送进嘴里。初次见到这种场面，还以为是地方干部的俭朴作风，怪不得要让住在大城市的干部下来劳动改造呢。可是很快就发现，原来是灾难临头，全国早已进入了大饥荒的年月，而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因为进入1960年，中央和地方的宣传和所谓舆论导向，还在拼命反右倾、鼓干劲、大讲成绩、力争上游呢。《人民日报》元旦第二天的社论就是《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不久后，新华社又连续发布1959年全面大跃进的各种统计数字，真是形势一片大好。记得在我下放走人的前些天，还看到薄一波的讲话（经查，系二月十六日在全国冶金工业1960年全面跃进誓师评比大会上），说要实现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赶上和超过英国。直到这年七月，毛主席还提出，“要继续跃进”，“今冬动员7000万人大办钢铁”。想想看，当时是什么气氛。我就是这样在大跃进声中去安徽的，那一年的生活也是在继续跃进的“洪流”中度过的。

　　 当我来到苏家埠的时候，精神还不错，先到住在公社的下放干部领队毕季龙那里报了到，然后又一个人在街上转悠了一阵。这毕季龙，我们很熟。他在新闻司当专员，一直对我很尊重、很友好，见面总是笑眯眯的。不知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还是在美国留过学，给我的印象是，外交部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他总是会被抛了出来，成为受批判或叫帮助的重点。他的态度也好，叫检讨就检讨，运动中不顶牛，事后也不翻案。所以他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没有受过什么处分，还得到升迁，当了新闻司的副司长，改革开放后被派去当了几年联合国副秘书长。我去纽约进行学术交流，还得到过他的热情接待。这次反右倾运动，他倒与张闻天反党集团沾不上边，但被认为思想有点右倾，因为他在参观北京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而兴建的十大建筑时，竟然说纽约的中央火车站比咱们的北京站还要大。这类“错误”自然不算大，他的态度又比较好，所以没受什么处分，既要下放劳动改造（这是对错误大一些人的说法，对像他这类人的用词是劳动锻炼，这在当时是很有分寸的），又让他当了我们那批人领队的头目。对他没有三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只是负责管这些下放干部，同地方上也就是县和公社打交道，如交涉看病住医院啦，联系接待的生产队，算帐交粮票啦，等等。这次我们在苏家埠公社他的住处相见，他的态度仍然是友好的，公事公办，既不歧视冷淡，也没有特别照顾。他向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就安顿我在公社的招待所一个原来的破旧客店住下，等他同有关的生产队和下放干部小组的组长商妥后再到队里去。

　　 我把行李往客店一放，就一个人上街溜达去了。别看那时老百姓多么贫穷困难，社会风气还是相当好。无论是住客店还是住群众家，一年间搬来搬去不下五六次，但从来没有丢过东西。不管住在哪儿都没有人动过我的行李，对人完全可以信得过、放下心。到街上买东西，也是公买公卖，还真是言不二价，童叟无欺。我在街上转了一阵，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吃的东西贵得要死，一些穿的用的东西又便宜得要命。比如一个油炸萝卜丝素丸子要卖一块钱，而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也可能连一块钱都不值。我那次下放带的冬装多夏衣少，可是冬天还远，夏天就在眼前。于是我就到几个旧衣店里去看看，想买一件短袖衬衫。说来凑巧，在一个店里看见了一个半新的，也很合身。问是什么料子作的，答复是罗。好家伙，这绫罗绸缎，从小在私塾里就念，可直到这时还没见过也不知道什么是罗（其实后来也没再见过）。而且一件罗料短袖衬衫要价只有五毛，我当然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后来回到北京还穿了两年。我对这件罗料衬衫一直念念不忘。

　　 那天晚上就住在那个客店里。由于旅途劳累，很快就睡着了，但是又很快被臭虫咬了醒来。点着灯一看，真是了不得，臭虫像一群蚂蚁般地向我发起全面进攻。这间房子大概平时没人住，臭虫们不知饿了多久，现在有饱餐一顿的机会，所以就一拥而上。这可是我平生遇到的唯一的一次。因为以前在家乡、在延安以及在东北打游击，来找麻烦的只不过是虱子和跳蚤，而且也不会成群结队。当然东北夏天的蚊子也厉害。像这次遭臭虫的围攻，后来也再没有碰到过。

　　 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还是被送到了生产队。那时下放干部分得很散，一个村子也就是一到两个人。我去的是苏家埠公社苏北大队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当时只叫第几队第几组，村名反而不用了。这村就我一个下放干部，住在一家姓袁的贫雇农家里。这家有一对老年夫妇，我叫他们大爷大娘，都是要饭的出身，解放后才分得土地和房子。现在土地被公社化掉了，但房子还归他们。有个儿子名叫袁世银，19岁，是党员，当生产队长，他叫我何大哥，至今还和我保持着通信联系，去年曾专程来我们家看我。我写的这一章材料还请他看过，得到他的认同和赞许。这家人甭说有多好了。那时候农村的风气本来就好，群众非常淳朴善良。包括一些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家（我看不少是被拔高错划的），也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而这一家又是我住过的五六家中对我最好的一家。那时农民群众的思想观点是，似乎受苦只是他们的命，我们这些所谓有知识的城里干部下来跟他们受苦，反而是受了委屈，不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倒是他们可怜我们了。这就让我联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帕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的法国农民。他们不能代表自己，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好清官或某个英雄好汉的身上。没有人带头，他们一切都可逆来顺受。这就是为什么大跃进给他们造成了那么大的苦难，却不但没有出现“怨声载道”，而且明知有些做法是胡闹还能跟着“继续跃进”的原因。当时的农村确实显得安定、平静和稳定，无论上面怎么说都没有人起来反驳。

　　 （二）农村情景

　　 为了说明我这一年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情况，先得交代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第一，1960年是现在人们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间的一年（当时硬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至今仍有一批“左”派学者坚持这一说法），可能比前后两年更严重些。第二，安徽被称为当时的重灾区，饿死人数仅在四川之下。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因“跃进”得猛，曾被毛泽东封为圣人，比作宗圣曾子。后来受到各方批评，他的思想一变，又搞起了包产到户，因而丢了乌纱帽，调离安徽。当然，我看到的只是安徽的一个小角落。那时由于饿得走不动，无法走得太远，顶多只是去过几趟三五里路程的苏家埠，更无心到处闲逛了。所以这里说的只是那个小角落的情况。至于全省其他地方，估计也不会有太大差别。

　　 一贫如洗的农村

　　 那一带农村真是被折腾的穷得叮当响。说一贫如洗，一点也不过分。土地被公社化掉了，包括自留地，各家倒还留下房子。可是这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住的那个村子没有看到一家是砌着墙的砖瓦房，多是名副其实的茅草棚。上面盖着稻草，墙用麻杆编成，里面再糊上泥巴。由于风吹雨打，泥巴有多处脱落，冬天住在里面温度和室外差不多。最令人感到不习惯的是，隔壁邻舍的动静都可听到，还可从墙缝看到邻居家的人和东西。所以我和房主人的谈话，如果不想让隔壁看见和听到，只能在夜间进行和打手语，不能高声说话。例如我住的那家的袁大娘，不知什么时候把一只实在养不活了的母鸡给宰了，也是天黑后煮熟的，半夜把我悄悄捅醒来，硬要给我和他儿子一人吃一只鸡腿。这我怎么能吃呢？死活不干，但不能嚷嚷，只能我一个人和他们全家推来推去。你看这哪像房子？而且还真是家徒四壁，农具和炊具公社化去了，吃饭锅早已拿去大炼了钢铁，连锅台也作为肥料由生产队给拆了。只剩下几个竹床和床柜上一些破旧被褥和衣服。实在想不起还有别的什么家什。大家说，不光是我们下放干部，连当地老乡自己也说，那里每户人家的家当就是两大缸咸菜，不但自家吃，还可以拿出去卖。当地有个传统习惯，就是再穷也得腌起码两缸雪里蕻，供全年吃，没有其他下饭菜之说。我们下放干部也是每人买一小坛雪里蕻，尽管咸得要死，看见蛆在里面爬，饿极了也还是要忍不住吃它几口，而且明知吃得太咸会加重浮肿，但也顾不得了。

人要吃饭，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一条。可正是这个吃饭问题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那时我们和群众一起吃大食堂。粮食按人头定量分配，但不同的工种、大人和小孩有点区别。农家自己都没有颗粒存粮，也根本不存在粮食的买卖了。在北京，有粮票还可以买点食品、下个饭馆什么的。可在苏家埠，全镇没有一个饭馆。任何粮食制品，即使有粮票也买不到。人们常说的“有钱能买鬼推磨”，在这里也不灵了。当时我们的定量是每人每月十二斤原粮（没加过工的玉米，本地叫玉芦），每天平均老秤六两，合新秤四两稍多点。中间是否有流失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毕季龙住公社就比我们在生产队吃得好一些。四两玉芦磨成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