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小政治”背景下，甘地和曼德拉这些伟大政治领袖的故事看上去犹如童话。现在是另一位巨人、捷克不同政见者和政治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去世两周年之际，让我们来讲讲他的不凡经历。
这个故事确实有它的童话元素。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辉煌而古老的城市，有一座辉煌而古老的城堡，里面住着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国王。自柏拉图以来，所有哲学家都落败的一件事，这位统治者却成功了：他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可以和西方勤劳民族所在的国家媲美；在贫困的斯拉夫区域，它是唯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
这个创建于1918年的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而这座城市，就是布拉格，它的哲学家国王名为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是极少数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权威主义蛊惑的国家之一，对马萨里克感恩戴德的人们尊称他为“国父”。
很多年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又发生了另一个童话故事。击败共产主义的黑暗势力后，谦逊的哲人瓦茨拉夫·哈维尔在1990年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领袖，住进了捷克的权力中心赫拉德恰尼城堡。
在回忆录中，哈维尔描述了自己从罪犯到四任总统的生活轨迹，并将它与洪扎(Honza)的故事相提并论，后者是很多捷克童话中的一个常见角色：“小洪扎——虽然每个人都告诉他毫无希望——用头撞墙撞了这么久，墙壁最终坍塌了，他成了国王，统治国家13年之久。”
虽然哈维尔通常十分谦虚，但他明白了自己的例子对其他人的意义：“为什么这样一个结局幸福的故事不应该被宣扬呢？对于那些还没有经历过墙壁倒塌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希望的源泉？”看了当前时事新闻的人，立刻就会联想到在基辅进行反政府示威活动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或者联想到俄罗斯的政治活动家。
现在和未来的新教徒们，沿着自己的信念勾勒出来的路径前行，成功的希望并不大，而异见者的传记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慰藉。它与异见者的宣言不同，因为一旦战斗结束，后者就迅速到了过期之日，被埋葬在历史的档案中。在这个方面，哈维尔仍然属于极少数的例外。
正如波兰反共产主义活动家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最近所说，“我认为，对于我的异见者朋友们来说——以及对我来说——仅有异见哲学是不够的。对哈维尔来说是不够的。”
带着类似于孩子们第一次去玩具店的那种天真，以前的异见者进入了新时代；事实证明，在西方的所有东西中，市场的无形之手是最诱人的。但哈维尔不一样，因为他没有简单地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在他看来，这两个制度是同一场文明危机的两个版本。
在自己1978年的著作《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哈维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点，该书也许是反共产主义异见人士最重要的宣言。现代民主社会“没有给技术文明和工业消费社会的无意识行为提供根本的牵制，因为，他们也在被这种行为无助地牵着走”。
哈维尔在他2006年的自传《请简短些》(Briefly, Please)里确认，他自己刚刚当上总统，就在“现实”面前屈服了，所以，这些绝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要把它当成自己反抗商业化媒体蠢行的一个标志，后者为了追求迅速的传播效应，把所有出版物都转换成了毫无头脑的陈词滥调。这本书的美国出版商不经意地印证了哈维尔的观点，他们把书名改成了更畅销、更平庸的《布拉格城堡的一个来回》(To the Castle and Back），此举还同时确认了，书中的故事在本质上是一个童话。
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新诞生的资本家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如此狂热，就连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成员，看似都像是小心谨慎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匆忙赶来充当顾问，建议捷克该如何在几近一夜的时间里，跨入自由市场阶段，与此同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几乎被避之不及地当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然而，哈维尔看到了新的危险。“我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反对者，有鉴于此，挖苦大军”已经把我归为左翼人士。“挖苦大军”是哈维尔的专用词，指的是“对觉得不够资本主义的所有东西都予以挖苦的记者们”。
哈维尔指出，全球都陷入了对短期利润这个毒品的毒瘾中，它提供了一时的愉悦，但在长期内却对发展构成了威胁。他指出，意见和货品都存在伪造出来的多元化表象。“迫切地获得毫无灵魂的统一性，对所有形式的独特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今天，这种统一性随处可见，尽管你可以在假装各不相同的、看似无穷无尽的种种产品中，做出似乎无穷无尽的各种选择。”
在政治上也能发现类似的现象，所以，他认定有必要寻找一个替代物，来替代陈腐的、极端技术官僚化的政党，手段是“采取措施去除被他们隐藏的、微妙的、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权力本身就背离了代议民主原则。
哈维尔相当重视被许多老牌异见人士认为纯属浪费时间的运动，即在后社会主义东欧国家兴起的新社会运动，比如女权主义运动、或者全球司法运动。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对环保主义产生了兴趣，远在城市问题变成所有人都无从逃避的问题之前，他就把它当成了优先的政治议题。
每个体制都是以无处不在的顺从思维为基础的，它意味着我们都是牺牲者，也都是执行者。我们可以不闻不问，接受我们面前不完美的现实，也可以一同挑战它。哈维尔向往一场“存在主义的革命”，就像在他之前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向往“心灵和思想的革命”一样。他们都同样地不信任制度，却信任无权者的力量。哈维尔已表明，这种力量不再只是存在于童话中。
斯瓦沃米尔·谢拉科夫斯基(Slawomir Sierakowski)是社会学家，政治批判运动(Krytyka Polityczna)发起者，以及华沙高等研究院院长。本文由Maria Blackwood译自波兰语。
翻译：土土、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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