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粪” by 秃头倔人
文学训练出身的汪晖一直在跨界游走，但他跨界的政论文章著作我还真没读过。一周前，当一位青年同事问我读没读过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这篇文章，并希望我能批评一下该文时，我还觉得有些诧异。一是不明白汪晖怎么会论到朝鲜战争问题上去了；二是不明白这种文章和我有什么关系。
当晚，《文化纵横》编辑发来汪文，要求“不隐恶、不溢美”，且“赞弹笑骂任由您作主”，对汪文做一“点评”。我这才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汪的这篇文章。看过文章开篇，我就发现汪文把批评的主要矛头指向了沈志华，这意味着如果要点评，也应由志华亲自去回应的好。可惜给志华去电，他次日即开始“闭关”写书，要两个月才出来。两三天后参加上海的一个研讨会，竟又听到年轻学者对汪文的不满议论。因此，我只好抱着好奇心花时间把汪晖这篇长文读完，以便了解为什么一些年轻学者如此关注汪文却不满汪文。读完才知道，人们的看法确实是有道理的。
需要说明的是，通读汪文之后才发现，作者本意并不在讨论朝鲜战争，他只是不满意历史学家总是“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不能像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而是局限在国家利益的范畴内思考战争。他则试图跳出国家利益的范畴，“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同时雄心勃勃地试图发现并记取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战争的经验与教训。
任何研究者敢言人所未言都值得鼓励，特别是作者还主张要“自居于客观地位”，“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对研究者的影响，这就更加应该肯定。但是，读过汪文才发现，作者其实并不具备历史解读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他不仅自己就深受“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的困扰，常常深陷于国家利益的局限之中，并且连像历史学家那样基于历史内部来理解政治的能力都不具备。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作者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几乎每一谈及作为其论点的论据，即历史史实时，都会出错。就连最不该出错的历史概念的使用，作者也经常会张冠李戴，或搞得似是而非。也许是作者对举证底气不足，硬写强辩的原因，全文中行文和逻辑也常常自相矛盾或语病连连。当然，如此错误百出，杂志社竟能够一字不改让其发表，也着实让人颇多感慨。
因为“投鼠忌器”，作者还会“爱屋及乌”，不仅硬要违反历史真实在开篇中强调中方不了解情况，随后还不惜花很多笔墨去论证说：“朝鲜战争是二次大战的后续发展，是美苏双方战略平衡及失衡的产物”，大家反正都在做战争准备，因此谁打第一枪并不重要云云，这怕是矫枉过正得也太远了一点。
“术业有专攻”。我的研究侧重于中共历史，故本文不拟就汪文中涉及朝鲜战争史方面的错误做具体讨论，只打算着重对汪文中涉及中共革命史方面的问题做出批评。但这并不等于说汪文在涉及朝鲜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史方面的史实、概念、行文及逻辑就没有太多错乱之处。考虑到字数所限，以下仅举其正文第一节首段头两句话为读者略作分析。
先看汪文第一节第一自然段第一句：“根据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朝鲜战争爆发时，中美双方均感突兀，也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偶发事件。”
这里先要指出，这句话有明显的语病。它前半句的主语是“中美双方”，接着使用了双谓语，一是“均感突兀”；一是“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后半句使用了一个转折词“但”，并接了一个否定式的陈述句，称：“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偶发事件。”显然，“这”是对前半句中意思的代称，“并不意味着……”是对“这”的否定。但这句话只有在删去“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一句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有了这句就不通了。因为前半句陈述的意思是两重的，说朝鲜战争爆发时中美双方均感突兀，可以接“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偶发事件”；加上朝鲜战争爆发时中美双方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就不能接“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偶发事件”了。因为前者讲的是中美双方不知道为什么和如何会爆发战争，从作者的角度强调这不等于说战争的爆发是偶然的，是可以的；而后者强调的是中美双方都认为战争的爆发是有预谋的，不是偶然的，作者再去否定，重复说战争的爆发不偶然，就同义反复了。
这句话的对史实的表述与历史事实也是不符的，而且，作者的这一表述与作者随后进一步的史实叙述也是矛盾的。
作者在这里讲的“中美双方”理当是指中美决策高层或曰政府当局。如确，那么，说中美双方决策者对朝鲜战争爆发“均感突兀”，甚至说双方“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本身就有问题。虽然作者一上来就先宣布说，这是“根据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但文中既没有举证，也没有注出档案和回忆的出处，因此也不能证明作者此说有何根据。
首先，说对战争爆发中美双方“均感突兀”，“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与事实不合。其一，关于朝鲜即将爆发战争的情况，苏联和朝鲜在开战一个月前就正式向中方通报过，中方虽较被动，但已知情。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中方根本不可能感到“突兀”，更不可能怀疑是美国策划了战争。其二，自1945年北朝鲜由苏军占领并成立军政府之后，苏联就一直全面控制着北朝鲜，即使中共建国后，这一情况也从未发生过改变。苏军长期驻扎北朝鲜，美军战后亦长期驻扎南朝鲜，战争爆发前苏美占领军虽然都撤出了朝鲜半岛，但双方都留下了军事顾问团，并且仍旧掌控着南北政府的大政方针。美国人非常清楚，北朝鲜的一举一动都和苏联的动向乃至决策有关，相反，它对初建政权、在北朝鲜连一个大使馆都还没有的新中国的影响力并不看重。故战争爆发时，美国决策者首先要怀疑的，肯定是苏联，不可能是中国。
其次，汪文作者也不认同自己开篇这句话的说法。从汪文随后的叙述可知，第一，作者几度清楚地说明是金日成组织发动统一战争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第二，虽然作者有意回避不提，但从作者的引注和曲折的行文中可知，他也知道战争爆发前金曾亲来北京面见中共高层领导人，通报了北朝鲜方面的计划与准备情况。也就是说，作者并非不了解中方预先知道朝鲜即将爆发战争，且有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还要说什么中方和美方一样“均感突兀”，甚至说中方怀疑是美方策划了战争，就显得有些言不由衷了。
汪文作者想要强调和维护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其心或可表，但为此刻意回避不提战争爆发一年前和战争爆发前夕朝方两度向中方通报情况，中方了解朝方意图和准备的史实，再造出中方深感突兀的情节，就违背学术研究的原则了。而且，这也与作者自己所主张的，要“自居于客观地位”，“排除”时代政治或国家利益的影响与局限的初衷，是很不相称的。更让人不解的是，因为“投鼠忌器”，作者还会“爱屋及乌”，不仅硬要违反历史真实在开篇中强调中方不了解情况，随后还不惜花很多笔墨去论证说：“朝鲜战争是二次大战的后续发展，是美苏双方战略平衡及失衡的产物”，大家反正都在做战争准备，因此谁打第一枪并不重要云云，这怕是矫枉过正得也太远了一点。
再来看汪文第一节第一段第二句：“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最初公开提出中国要卷入战争，新中国建立尚不足一年。”这句看似十分简单的话，里面竟也错误多多。
在行文上，这句话里同样存在明显语病。
首先是所谓“中国要卷入战争”的表述，“要卷入”三个字就用得极不适当。“卷入”一词无论在中文，还是在英文中，一般都用于被动语态，亦即应该讲“被卷入”（be involved， be drawn， etc）。在中文中虽然可以省略“被”字，但不等于可以当主动词来用，如说成“要卷入”。至少，没有哪个政府会公开宣称自己国家“要卷入战争”的。
其次是“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最初公开提出中国要卷入战争，新中国建立尚不足一年”的表述，前半句也存在语病。这句话正确的说法应该是：1950年9月中共中央准备参战时，距离（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尚不足一年。但是，作者却在1950年9月之前又加上了“从1949年10月到”，使原本只是强调在1950年9月这一具体时间点发生的具体事件，即“最初公开提出中国要卷入战争”这一短语变得不适用了。可以肯定，说“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这近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都在持续地“公开提出中国要卷入战争”，应该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此句要么应该删去“从1949年10月到”这几个字，要么就要相应地在“1949年10月”之后像“1950年9月”之后一样，也加上一个说明在当时具体时间点上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短语，如“从1949年10月中共夺取政权到”，与“1950年9月”后接的短语形成一种并列关系。
在史实上，这句话的问题也很大。所谓“1950年9月最初公开提出中国要卷入战争”云云，就明显错误。作者同样没有说明他的这一说法依据如何，但就笔者了解的情况，9月间中国政府是不可能公开表示要参战的。这是因为，联合国军9月15日仁川登陆后，金日成到9月下旬才改变拒绝外援，尤其是不希望中国人介入战争的态度。北朝鲜劳动党中央9月28日开政治局会议，30日才向斯大林发出希望苏、中两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正式请求。10月1日凌晨斯大林收到金日成的求援电并转发给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当天晚上开会讨论对策，2日凌晨毛泽东才拟稿打算向斯大林表示中国愿意出兵。中方正式表态是3日，但也没有“公开”，而是周恩来秘密召见印度驻华大使，希望能透过印度政府的管道转告美方中方可能被迫出兵干预的意思，要求联合国军不要越过三八线。由此不难看出，说中国政府在9月即“提出中国要卷入战争”，而且还是“公开提出”，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信的。
限于篇幅，本文对汪文有关朝鲜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的论说部分只能如此“点评”一二，并到此为止了。我在下面主要要讨论和批评的，是汪文有关中共历史的叙述与论说。
为了论证自己的重大“发现”，即中共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所谓“政党转型”现象，作者在没有认真研读过史书的情况下即已主观认定，早期中共，一直到江西苏区形成前，都没有高度重视工农运动，更没有意识到发动群众配合战争的重要意义。
汪晖擅长标新立异和理论创新。以中共建成江西苏区为线，将此前此后的中共说成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认为前面作用不大，之后则成了“超级政党”等等说法，或可视为一家之言。问题在于，作者推导归纳得出这一结论性新观点的史实说明与判断，是否可靠和准确呢？为方便评论起见，这里不妨把汪文论述这一结论性观点的一段论据分句摘录如下。
汪文写道：
（1）“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主要由一些被马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跟工农的关系深厚。”
（2）“1925，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
（3）“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主要政治创新集中于两点，其一是摆脱旧军阀，建立党军；其二是与共产党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用群众运动配合北伐战争。”
（4）“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最初阶段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国民党的创新。……”
（5）“从共产党方面说，离开北伐战争失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战争，政党的转型是不可思议的。”
（6）“无论在成员构成上，还是在社会基础方面，也无论在工作形式上， 还是在革命政治的内涵上，1921年诞生的，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的政党与江西苏区时期的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别。”
（7）“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
（8）“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我将这一政党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
上述（1）（6）句是作者对1921-1930年中共组织性质及其作用的高度概括的说明与评价。两句话都有语病，（1）句中“他们”指代的意向不清，很容易被误读，实际上应改为“这些知识分子”。（6）句中用“政党”一词替代“中共”一词，就像用“水果”一词不加说明地特指“苹果”一样，显然不适当。就史实而言，两句对早期中共组织构成及其实际状况的概括也都很成问题。
首先是不符合当今政治正确的标准。随便翻开一本官方党史著述或中学、大学相关教科书，都能看到那里的说法是，1921年诞生的中共是建立在思想、组织、阶级三个条件基础上的。即所谓“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使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现代史》（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4-125页）。按照作者（1）（6）的说法，这三个条件一个也不存在。而且直到作者所强调的“江西苏区时期”之前，作者认为中共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成员也不是什么“先进分子”，只是一些如马林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党的阶级基础更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自建党之初至江西苏区建立，党“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还不如国民党。
这样的说法不合正统，是否合乎历史事实呢？也不合。因为，不承认中共思想理论的马列主义性质，简单地把“转型”之前的中共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合，无法解释中共建立的苏联和共产国际背景，无法解释自建党伊始中共就致力于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原因。至于说1921年成立时的中共，以及直到江西苏区建成之前的中共与工农均无实质关系，也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工运领导机关，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最早举行的全国劳动大会，都是中共成立一年之内就由中共组织发动成功了的。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些标志着中国工运高涨的重大事件，也基本上是中共从中组织领导的。最能够看出早期中共与工人关系密切的例证，莫过于党的成员构成了。1923年中共三大时党员中工人比例就占到了38%，到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中工人比例更高达53.8%。中共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如此之高的工人党员比例数了（中共三大时工人党员的比重为37.9%，1926年11月为60%，1927年五大前后为50.8%。见孙应帅：《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与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国民党无论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有这样高比例的工人党员。硬要说这一时期的中共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所构成，不是无知，就是瞎说。
其实，作者（1）（6）的判断与概述，自己也写得毫无把握。我们只要读（2）（3）两句就不难发现，它们和（1）（6）的叙述是相互矛盾的。（1）（6）强调的是国民党与工农的关系很深厚，（2）（3）却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才“与共产党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虽然（2）的行文写得很勉强、很含混，且存在语病，但行文中“由于国民党接受了联俄联共政策”，和“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两句，无论是从因果关系，还是并列关系看，都不难看出作者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承认，在从事工农运动问题上，也包括在与工农的关系问题上，中共未必不如国民党。一句话写得如此别扭，一方面显示作者还是多少知道这一情况的；一方面则显示出作者不顾史实勉强“硬写”的尴尬。
“硬写”是许多习惯于以论带史的研究者经常会出现的情况，但多数以论带史的写手知道如何去寻找并剪裁出适合于自己观点的史料与史实，故就行文逻辑上大体上还能自圆其说，行文紊乱、自相矛盾的情况并不多见。汪文的行文及逻辑却频出问题，这只能说明作者对自己所谈历史的史料和史实太过生疏甚至于太缺乏常识了。
为了论证自己的重大“发现”，即中共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所谓“政党转型”现象，作者在没有认真研读过史书的情况下即已主观认定，早期中共，一直到江西苏区形成前，都没有高度重视工农运动，更没有意识到发动群众配合战争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和工农运动颇多隔膜，而且在军队、战争等方面都不如国民党做得好。但当作者真的去寻找相关史实做论据时，他所读到的教科书也好，《毛泽东选集》中的个别文章也好，又都明明白白地讲到中共致力于工农运动的情况，讲到国民党当年的工农政策还是中共推动和引导的结果，讲到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包括国共最后关系的破裂，也都是因为共产党太过重视工农运动，双方政策目标无法调和造成的。本来，发现这种情况，作者理应重整思路，修正先前的论述逻辑甚至观点，然而作者却毫无意识，霸王硬上弓，这自然要弄出更多的错误来。
如上述（2）句称：“1925，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这一句话里就有几处不实或不确。
一是就像作者自己在（1）（6）句中所说的，国民党并非由于接受谁的联俄联共政策才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特别是工运，远在中共成立之前，国民党在广州等地已经从事了近十年之久了。至少不能简单地表述成：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才联合起来从事工人运动的。
二是国民党并非1925、1926年接受联俄联共政策的，国共两党也并不是在1925、1926年才联合起来从事工农运动的。两党合作关系启始于1922年，部分实施于1923年，全面展开于1924年，最后结束于1927年7月。这期间双方在工农运动方面都共同工作过，并非只在1925、1926两年里有过联合从事工农运动的情况。
三是说1925、1926年国共联合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也不对。国民党参与和从事农运较从事工运晚，广州农讲所是国共全面合作后中共主导下于1924年夏天开始举办的，当时国共还没有联合起来发动农运。另外，农讲所连办了六届，都是其他共产党人在主持，毛泽东只不过是最后一届，即1926年那一届农讲所主任。故既不能说广州农讲所是1925、1926年国共联合从事“农民运动的产物”，也不能简单地说广州农讲所是“毛泽东所领导的”。
同样，（4）句中所谓“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国民党的创新”的史实说明，也不准确。所谓国民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说法，就让人莫名其妙，不知所指。说“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法，是国民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创新”，更是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里面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汪文没有告诉读者它这里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共产国际，还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自马克思到列宁到斯大林，各国共产党所推动的世界革命运动？
要知道，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各国共产党推动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党军”的形式或“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法，都扯不上太多关系。“党军”也好，“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也好，确有中国特色，但简单地说这两个概念或这两种情况是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创新”，也不确。因为“党军”的观念和组织，其实是国民党学习搬用苏联红军建军经验的结果。所谓“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方面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特点做出的总结与概括（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1926年11月30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7页）；另一方面这个“武装的革命”，孙中山革命三十年都没有建起来，也是苏联帮助并援建起来的；“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更是靠苏联提供金钱、武器、顾问和战略战术，才得以顺利发动实现的。换言之，国民党的“党军”以及“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法，准确地说怕是苏联政府在中国输出革命的一种“创新”。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为国民党的“创新”，说它们是国民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结果，即不适当，也不确切。
（7）句所谓“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云云，也让人颇感困惑。在这里，作者至少犯了两个很明显的错误。
一是没有搞清此三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时所犯“错误”的实际内容。说瞿秋白、李立三主导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多少还说得过去，说王明参与中央政治局领导工作后也主导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就谬之千里了。王明上台时已经是1931年了，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改变过去的城市中心论，也无力再依靠所谓工人斗争了，因而共产国际已经明令要中共中央把60%以上的干部力量和工作重心都派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中，随后大批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干部都转去各地苏区和红军任职了。说王明和瞿秋白、李立三一样盲目依赖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显然与史实不合。
二是作者对三人的排序让人不明所以。我们知道，历述这种历史人物的作用时，人们通常都会考虑好一个排序的标准。最普通、最容易、最不会出错的标准是按历史人物出场的先后次序。比如这里所提到的三位中共负责人，按照出场顺序，肯定是1927-1928年担任总书记的瞿秋白在前，1930年弄出“立三路线”的李立三居中，1931年进入政治局并影响到后来临时中央组成的王明在后。当然，人们也可以按其他方式排序，比如上述三人在中共历史上都被认为犯有错误，而且是同一性质的“左”倾错误，故如果有人想要按照他们犯错误的轻重排序也是可以的。但这样做一定要有所说明，并且如此排下来，先轻后重，和按时间排序不会有什么区别；先重后轻，就要反过来，王明要排在最前面，瞿秋白要排在最后面。然而，汪文的排序既不按时间，也不是按错误轻重，而是把江西苏区形成前已经出场，犯错误最轻的瞿秋白排到了最后；把中间出场，犯错误次重的李立三排到了最前；把最后出场，被后来的中共史书认为犯错误最重的王明排到了中间。
这其实反映出作者对这段历史情况实在太不了解了。
作者既不了解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江西苏区时期的历史，自然更不了解从1927年失败到1934年再失败之后，中共为重新崛起，在改变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上面，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汪文作者对历史甚少知识，理当擅长于论说，可是，作者在此文中表现出来的论说能力竟也让人深感失望。如（5）（8）两句谈的就不是历史史实，而是在谈作者的论点，读起来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作者在这里想解释什么是他所讲的“政党转型”。他告诉读者称：“人民战争”是中共实现“转型”的关键所在。说由于有了“人民战争”，政党与军队、与政权、与大众结合了起来，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也改变了。故“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
首先要说的，是前面提到过的，作者在这里不加说明地用“政党”二字代称中共的奇怪表述方法。如果说党报党刊或中共党员提到共产党的时候简单以一个“党”字来替代，大陆人一般绝不会发生误会，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成自然。然而汪文这里一句一个“政党”如何、“政党”如何，这个“政党”却不是不言而喻的。最奇怪的是，就连作者自己也不认为这个“政党”一词只是特指共产党的。在同一段话中，作者就提到了好几个“政党”的概念，既有单指中共的“政党”，还有区别于江西苏区时期以前的“政党”的“超级政党”，也有不是指中共的“其他政党”，并且有既指中共也指其他政党的什么“超政党”、“政党类型”等等概念。结果就有所谓“政党”是一个“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有所谓“政党”是一个可以“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有所谓“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等足以让人晕眩的说法。光是一个“政党……与其他政党……关系的改变”，略去语病不提，单看这句话，谁能明白作者在说什么？而所谓“……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这个新型“政党”“包含着超政党要素”，只能称之为“超级政党”云云，同样令人费解。作者一方面想说这个已经脱离了“政党政治”的“政党”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了；一方面却又坚持加上“超级”二字还应继续视这个“政党”为政党。但由于作者没有为自己使用的这个“政党”的概念做出最基本的内容界定，因此为什么已经具有“超政党要素”的“政党”还应视为“政党”，这个“超级政党”和特指中共的那个“政党”，和“政党类型”、“其他政党”等用语中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到底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读者自然会看得一头雾水。
（8）句中所谓“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一句，也存在着对历史的误解甚至是错读。
作者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中共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改变。按照汪文行文的语意，作者对自己在这里所讲的这种“改变”，理应同此句前面接连提到的三个“结合”一样，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如前所述，所谓江西苏区时期，是包含在中共党史中那个被称为苏维埃时期中的，这个时期中共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是这种改变不仅没有推动中共走向成功，反倒是将中共引向了失败。作者在这里不会是想说这些都是三个“结合”和这种“关系的改变”造成的结果吧。
汪文会如此叙述，仍然是对这段历史的无知造成的。作者既不了解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江西苏区时期的历史，自然更不了解从1927年失败到1934年再失败之后，中共为重新崛起，在改变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上面，进行了怎样的努力。作者对这一切毫无概念，只是基于自己认定的“人民战争”创造了一切的想象，想当然地以为，武装斗争、工农红军、红色政权既然在江西苏区结为一体，自然也就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全面展开。一个已经“人民战争”化并成长为“超级政党”的中共，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一定也变得十分成熟了。他竟然不知道有江西苏区失败、红军损失十分之九，和随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转变这回事！
汪文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有自己的专长，应该不会出这类纯粹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但跨界到历史学界，特别是跨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就不免因知识太少每每表现得捉襟露肘，错误百出了。
由于（8）句较长，有几个分句，因此其中的问题还不止于上面所说的几种。该句中还有一个作者非常看重，在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的说法，即所谓“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也是问题多多。
这句话一样存在语病。什么叫“……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阶级主体”？这句话的动宾关系是“……创造了……阶级主体”，在作为宾语的“阶级主体”前面作者加上了两个定语短语。一个短语是否定的，即“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个短语是肯定的，即“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依语序读下来，主句的意思似乎是“人民战争……创造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但如此理解，语义上并不通。因为句中的宾语“阶级主体”前缺少一个限定“阶级”这一概念指向的名词定语，“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这个短语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即读者并不能了解宾语讲的这个“阶级”指的是哪个阶级，因为该句从语义上看应该不是指农民，否则就等于说“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农民阶级主体”，变成同义反复了。那么能否将该句理解为“……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阶级主体”呢？逻辑上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那就必须要在“阶级主体”前面加上“无产阶级”这个定语。因为只有说“……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主体”，语义上才是通顺的。当然，用“历史上无产阶级”对应“无产阶级主体”，也还有点毛病，最好能找到一个和“历史上”相对应的词，比如说：“……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主体截然不同的……新的无产阶级阶级主体。”
这个分句中所谓“历史上无产阶级”的概念也很怪异。汪文用了两三万字论述中共历史及其革命战争的意义，连同此处，全文只有两处用到“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他所谓“无产阶级”指什么，本来就不清楚，再弄出一个“历史上（的）无产阶级”，就像上述“政党”的诸多说法一样，只会让读者犯糊涂。更有甚者，在作者看来，无产阶级还有以工人为阶级主体和“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的不同。查汪文另一处提及“无产阶级”的表述就是：“先前的政党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民战争而自我重构了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对照（8）句中“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的表述，可知（8）句讲的那个“阶级主体”中的“阶级”，作者本意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只是在行文中漏掉了或误以为可以不说自明。但问题是，这样的表述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吗？或者说，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主体是农民的“无产阶级”，还可能是无产阶级吗？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无产阶级并不是无财产者的大集合。它指的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下的产业工人，农民中间无财产者或少财产者，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国家，发达也好，落后也好，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都不可能存在什么“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同样，无产阶级既然特指大工业生产方式下的工人阶级，除非作者能够做出全新界定，否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条件下，也不存在什么“历史上（的）无产阶级”和“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新型无产阶级的区分。
汪文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有自己的专长，应该不会出这类纯粹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但跨界到历史学界，特别是跨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就不免因知识太少每每表现得捉襟露肘，错误百出了。作者所以会把农民和无产阶级混为一谈，估计是太过浮皮潦草和太少阅读《毛选》得来的一种印象。只因为注意到毛泽东个别文章中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说法，就以为共产党所讲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无财产的穷人的概念，既包括“工人”，也包括“农民”。作者不是不知道共产党依靠的社会力量中有工农两个阶级，在前述（6）句中也特别提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概念，但他不仅缺乏基本的理论敏感，没有意识到既然是两个阶级，自然不应当简单地将两者视为一体；也没有注意到农民并不都是，甚至基本上不是无产者，如何能够把有产的农民也视为无产阶级？同时，他显然也不知道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含义是什么，因而很简单地依据所读《毛选》个别文章的印象，就将“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混为一谈，提出来一个什么“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概念来了。
《毛选》文章中有没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提法？有。但是，历史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就在于，研究者能够区分不同时期历史当事人的思想、言论及其使用的话语概念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何在以及为什么会有此变化等。汪文作者完全不了解读《毛选》也要历史地读，不能把毛泽东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放在同一纬度上去衡量，当成不变的教义来读。因为毛泽东也是从所知甚少的年轻人逐渐成长起来的，他的思想、观念及其对事物的认识同样会随着年龄、读书和知识经验的增长而发展变化的。何况，毛对马克思的理论直到晚年还在学习和思索中，其思想到生命最后也还有变化。像毛对无产阶级概念及其作用问题的理解，早年和晚年、进城前和进城后，就有不小的差别。简单地拿毛泽东在农村期间的一些提法和观念，当成不变的铁律，不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
简单地说，由于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再加上人们早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有限，毛泽东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理解，确曾较多地从财产观念出发过。1925年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就曾将农村中完全没有生产资料，纯粹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农民划入到“无产阶级”之列。但这部分农民主要只是雇农，人数甚少，不足以成为中共革命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因此，毛泽东当初更重视的是有少量财产，同样贫困，人数却较多的农村贫农阶层。“半无产阶级”的概念就是针对这一阶层提出来的，毛泽东很长时间谈论中国革命中农民的作用，指的就是这部分农民。因为长期在农村靠贫苦农民革命成功，到了1948年，即将建立全国政权前，毛泽东还一度提出过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农村要依靠农村半无产阶级，中国革命事实上要由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半无产阶级共同领导的观点。
但是，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共渐渐脱离了农民革命的生存环境，接受了城市中心的现代观念，特别是更多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过去过高地将农村贫雇农视为革命领导力量的理论表述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质疑。1951年，党内有理论工作者就写信给中央对此提出了异议，中共中央几度研究，并经毛泽东同意，于当年12月正式发出指示，决定修正以往这类提法。指示称：“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我们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是毛泽东在个别文件中使用过。现决定：“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城市）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毛泽东关于改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问题的批语和书信》，1951年11月18日，12月15，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10-511页）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曾对农民做过进一步的所谓“阶级划分”，俄国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农业国，列宁、斯大林也曾很重视农民中革命的力量，正是他们率先把农民划分成不同阶层，注意联合利用其中的雇农和贫农分子。但是，他们从没有忘记，农民不论多穷，本质上还是“小私有者”，是落后的旧式生产方式的产物。中国比俄国更落后，中共干脆就是立足于农村背靠农民打天下的，党的成员绝大多数也是农民，它对农民中贫苦阶级更加重视和依赖是必然的。然而，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重视贫农作用的毛泽东，也很清楚马列主义阶级理论对农民阶级本质及其历史局限性的看法。因此，只要多读一些《毛选》中的文章，多了解一些中共革命中和建国后处理农民问题的史书，就应该知道，纵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提法，他们却不会像汪文作者那样，把农民阶级简单地视为一个整体，也不会因为贫雇农财产极少，就把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自然更不会简单地把全体农民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早在1920年代末，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农民党员较多的情况，提出过要设法解决农民党员小资产阶级本性的设想与要求，进城后的毛泽东更是经常提醒全党：中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要“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4页），并要求党员必须通过“思想入党”来实现自身“无产阶级化”等等（参见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992-993页）。
由上可知，汪文笼统地把“农民”与无产阶级混为一谈，甚至声称中共的阶级基础或中共依赖的“阶级主体”是“农民”，在此基础上来总结吸取所谓中共革命的经验教训，距离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只怕是太远了一点。
如果真的照汪文所说，在苏维埃革命期间中共曾因“人民战争”的展开，发生过意义重大的“政党的转型”，同时那个“转型”前的中共又是那样不堪，完全不能与“转型”后的中共同日而语，根本就是天上地下两个“类型”的话，那就势必出现一个问题：那个“创造”了全新的中共“类型”的“人民战争”又是怎么来的？
（8）句中，包括全文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也需要有所澄清，即作者贯通全文，并以为最大创见的那个所谓“人民战争”的概念。在作者看来，中共政治上的“转型”或曰崛起，靠的是“人民战争”；中共历史上成功的主要经验，是“人民战争”；理解新中国各种成就的关键，了解中国革命对世界政治做出了怎样的“政治创新”，包括解读中国为何出兵朝鲜等等，也都需要从“人民战争”的角度来认识。但奇怪的是，作者在全文却从来没有具体解释过“人民战争”这一概念中“人民”这一本质概念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严格地说，涉及所谓中共“转型”与“人民战争”的关系，作者的表述就很容易让人犯糊涂。作者在（8）句中的说法是：“人民战争创造了……政党类型。”意思是说，“人民战争”展开前中共基本上还是如（6）句中所说的，由少数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与工人、农民均无实质关系的一般的政党；“人民战争”展开后即江西苏区时的中共就完全不同，已经成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了。鉴于作者在（7）句里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当权时的中共也一同视为“转型”前的一般的政党，可知作者误以为三人当权于江西苏区建成前，“人民战争”展开、江西苏区建成，瞿、李、王三人就不再发生作用了，党的“转型”就实现了。如前所述，这种叙述及判断首先就错得有点离谱，因为瞿、李、王主导中共时期，也正是江西苏区创立、建成，乃至于全面失败时期。如何能够在时间上将瞿、李、王时期与江西苏区时期截然分开呢？
汪文是怎样叙述和了解“人民战争”展开、“江西苏区”建成和中共“转型”的时间先后关系的呢？对于“人民战争”展开和江西苏区建成的时间问题，汪文是这样写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这句话不仅史实上不准确，表述上也有毛病。井冈山会师是1928年的事，江西苏区根据地基本建成是1931年前后的事，两者相隔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一个里程碑如何树法？是该树在1928年，还是该树在1931年呢？
必须强调说明的是，作者在这里把井冈山会师和江西苏区创建当成是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同一件事情了。退一万步，即便我们相信1928年春井冈山会师就是“人民战争”展开和江西苏区创建之时，麻烦也依然存在。因为，这等于说中共在1928年春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向“超级政党”类型的“转型”了。这又与作者（7）句中所谓瞿、李、王先后主导的中共斗争方针“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的说法，发生矛盾了。
其实，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一直到江西苏区失败，前后七八年时间，包括整个江西苏区时期在内，中共都在作者所说的瞿、李、王先后“主导”之下。如果认为瞿、李、王“主导”下的中共还是“转型”前的党，那么，说什么1928年春展开了“人民战争”，哪怕说什么1931年建成了江西苏区，完成了中共“转型”，都说不通。唯一可能的解释法只有一个，就是说中共中央没有“转型”，而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江西苏区时期”的中共“转型”成了“超级政党”。不过，这样解读历史显然会太过荒唐。只要多少了解一点中共苏区史就会知道，毛泽东恰恰就是在江西苏区建成后被依次夺去党权、军权和政权的。如果江西苏区时期中共真的实现了作者所谓的“政党转型”，最能够代表这一“转型”的毛泽东为什么还会被夺权呢？更不必说，为什么已经变成了作者所谓“超级政党”的江西苏区的中共，不过三年时间就惨遭失败，整个红军还险些全军覆没呢？
汪文中关于“人民战争”与“政党的转型”的关系问题的表述，还会引发出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疑问。这首先是因为，汪文自己的表述常常表现得比较混乱。它一会儿说：是“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阶级主体”，“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等；一会儿又讲：是“这个政党试图在战争条件下……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是这个“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等等。到底是“人民战争”创造了全新类型的党、全新的政治主体，还是这个党创造了“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新政治”，亦或创造了作为“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的“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相信很少读者能够读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准确意涵。
这个问题之所以需要讨论，还不在于作者绕来绕去、概念多歧的表述习惯。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真的照汪文所说，在苏维埃革命期间中共曾因“人民战争”的展开，发生过意义重大的“政党的转型”，同时那个“转型”前的中共又是那样不堪，完全不能与“转型”后的中共同日而语，根本就是天上地下两个“类型”的话，那就势必出现一个问题：那个“创造”了全新的中共“类型”的“人民战争”又是怎么来的？一个必须要被“人民战争”再造、自身毫无基础的旧政党如何能够“创造”“人民战争”及其政治基础呢？
作者有一个解释是：这是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存下来的那个还没有转型的中共“不得不探索”的结果。他写道：“这个政党试图在战争条件下独立地建立的割据的红色政权，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大众政治的相互结合，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这等于说，所谓“人民战争”原本就是这个“转型”前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与工农均无实质关系的中共，在遭受挫折后“不得不探索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的结果，它也确实“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作者为什么又要声称：“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呢？显然，每当作者想要自圆其说的时候，他对历史的解读总是会自己和自己打起来。
事实上，以所谓江西苏区创建为线，截然将之前与之后的中共划分成两个“有着巨大的差别”，甚至“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的党，本身就是从观点出发对历史生吞活剥的一种作法。任何历史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脱胎于旧，旧附着于新。包括被作者批评的那个主导了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的瞿秋白、李立三，其实同样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以农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毛泽东的队伍和朱德的队伍，以及其他中共武装，几乎都是因为执行城市暴动计划失败退去农村，才创造了农村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包括毛泽东在内，没有谁在国共关系一破裂就认识到必须到农村去组织武装和建立根据地，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很显然，简单地说“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转型”，或“政党……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都是有问题的。历史本身既是变化的，也是渐进的。即使比较瞿秋白与李立三，李立三与王明，虽然三人当权时都表现“左”倾，最终导致了江西苏区的失败，但中共中央工作重心及其对军事斗争、农村工作重视程度在逐渐改变中，也是显而易见且不容置疑的。可惜对于这些历史情况，汪文作者几乎一无所知。
汪文作者虽然大谈所谓江西苏区时期的意义，其对当时历史的了解却极其表面，常常似是非是，甚至似是而非。试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汪文写道：“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取得了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凡是读过中学、大学相关近现代史课程的读者，相信读到这些文字时都会感到有点别扭。因为，大家熟悉的“边区政府”这一概念是用来指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和晋察冀的，没有谁会拿它来指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色政权。不错，作者关于“边区”的概念是读《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得来的，毛泽东在此文中确实使用了“边区”这一概念。但作者未免太过粗心，他没有注意到，无论在此文中，还是在《毛选》其他文章中，毛泽东都不曾把“边区”和“政府”合在一起用过，只是在抗战期间的文章中才频频用到“边区政府”一词。换句话来说，毛泽东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写的文章中固然使用了“边区”两个字，但此“边区”非彼“边区”。
“边区”概念的由来，与苏维埃时期和抗战时期中共生存的地区有关。因为中共在这两个时期占据的大都是几省交界处，这才会有“边区”的说法。但苏维埃时期存在于“边区”的政府，无论在当年，还是在后人的史书中，也包括在毛自己的著述中，都不叫“边区政府”，因为当年中共是独立政权，处处都要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因而对根据地政权，无论大小，均冠之以它的政治属性，称为“苏维埃政府”、“工农兵政府”、“工农民主政府”等。只有在抗日战争期间，才出现了不再显示政权政治属性的“边区政府”这一概念。这是因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中共承认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国民党同意中共在陕甘宁、晋察冀等几省交界处设置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边区政府”，这种形式上仍须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统辖的“边区政府”，自然不能再加上一个标示中共自身政治属性的定语前缀。了解到这一点就会知道，一旦用上“边区政府”这一概念的时候，也就不会出现只有苏维埃时期才存在的“红军”和“围剿”之类的字眼儿；如果要讲“红军”和“围剿”之类的事情，也就不能用“边区政府”这样的概念了。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战争”的首要条件在“人民”的广泛性，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在“放手发动群众”，在能否争取到“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说“人民战争”可以在实行“关门主义”政策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生长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
汪文作者对历史概念使用的粗心，也显示在他对“人民战争”这一全文核心概念的理解、解读和使用上。他明显地不清楚“人民”这两个字所包含的重要政治涵义，以及它的使用对中共政治“转型”所具有的重大政策意义。
何谓“人民”？共产党话语中的“人民”指什么？共产党历史上是如何认识到“人民”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并以之为政策考量的基础和目标的？对此，汪文既没有做过考察，更没有说明。汪文在谈到“人民战争”及其经验价值时，兴致勃勃以为重大发现的，只是一个“主体”说。在全文中，作者反复强调这个“主体”的概念。作者再三讲，“人民战争”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不过，对于这个被“人民战争”创造出来的“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具体指什么，作者同样给了读者好几个不同的、足以让读者头疼的解释。
一是说“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诞生了”；
一是说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
一是说“……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
一是说“创造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
一是说“群众”是“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它的诞生事实上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
另外还有所谓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构成了“战争主体”、“人民民主国家为主体的东方体系”等说法。
略去“战争主体”之类，深入分析，或可猜出作者所说的“人民战争”创造出来的“革命政治主体”，本意要指的主要是农民“主体”或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群众”或“人民”，也包括“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之类。作者只有一处曲折地讲到他所说的“人民”是什么，原话即：“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在这里，“工农联盟”只是“外壳”，言外之意，工人并不重要，“人民”也好，“大众”也好，“群众”也好，在作者的眼里，农民就是人民、群众、大众等名词的“主要内容”。
把“人民战争”一说中的“人民”理解为“农民”，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基本是“农民战争”，未必就错。因为这类说法毛泽东自己也讲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10页）。但如前所述，如果不知道毛泽东所讲的“农民”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层的，甚至是可以再分阶级的；不知道不同时期中共动员、依靠的农民阶层（或阶级）的对象会有重大区别这些情况，简单以为只要中共到了农村，建了军队和政权，实行了武装斗争，“人民战争”的胜利之路就开通了，那就不仅与史实不合，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与毛泽东和中共的历史解读大相径庭。
照理，作者此文一心想要论证毛泽东战争年代历史经验的政治意义，无论如何应该稍微认真地读一读毛泽东主持下编写的，并且集中地介绍了“人民战争”思想及方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泽东有专节谈“人民战争”问题的《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只要仔细地读过这几篇文章，就不难发现“人民”这一概念对于中共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政策意义。坦率地说，如果中共历史上真的有过什么“转型”的话，它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转型”的关键，主要肯定不在于有没有实行怎样一种战争形式，而是在有没有实行某种政策。
如前所述，1927年以后中共逐渐转去了农村，创建了根据地，实行了与民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斗争，但是，几经起伏后，无论苏维埃革命，还是江西苏区根据地，照样遭遇了失败，而且败得远较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更为惨重。造成这一惨败的根本原因，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过详细讨论，明确认为，根本的问题不是军事上的，而是路线、政策的错误，亦即政治上的问题。
“江西苏区时期”中共重视了农民，发动了农民，也依靠农民进行了战争，为什么仍会失败呢？决议清楚地注意到，这是由于这个时期中共放弃了统一战线政策，对所有社会阶级和阶层几乎都转取反对和排斥的态度，一方面在城市中站不住脚；一方面对狭小苏区中不多的农民又只相信贫穷者，排斥有产者，从而在与国民党对抗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弱小。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抗战开始前夕其实就已经得出结论，称：中共失败的关键就在于实行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人民大众赶到敌人一边去的极端的阶级政策。中共要想自救，必须要在阶级政策上进行重大调整。中共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就是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宣告了“工农苏维埃”要扩大为“人民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要改为“人民共和国”，“工农政府”要改为“人民政府”的重要政策转变。什么是“人民”？毛泽东这时讲得很清楚：人民不止是农民，人民的就是民族的，所谓人民就是工人、农民、贫民、小资产阶级，再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既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包括开明士绅和地主（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注：此文建国后经过毛泽东修改，其修改主要是增补了随后进一步的政策转变的内容和理由，删除了部分发生在后来政策改变前还带有旧政策旧观念的文字）。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发现，汪文作者在对“人民战争”问题理解上，存在怎样的错误了。
汪文所以始终强调“人民战争”和中共“转型”开始于“江西苏区时期”，或者说“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原因就在于作者简单地把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和“农民”混淆起来了，以为只要中共从城市到了农村，建立起农村根据地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展开依靠农民的武装斗争，就是全面实行“人民战争”了，也就变成“超级政党”，可以一往无前，所向披靡了。作者不仅不知道，苏维埃革命时期，在瞿、李、王三度“左”倾“关门主义”条件下成就不了“人民”的战争；而且不了解，毛泽东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受到压制。江西苏区、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并没有带来成功的曙光，反而被这种孤家寡人的阶级政策引向失败的深渊。硬要和中共决议及官修史书对着干，把一个因极端“左”倾政策导致失败的时期，一个中共自己一再反思、批判的历史阶段，说成是中共完成根本转变并走向成功的历史起点，这种事发生在汪文作者身上，也实在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武装斗争、红色政权、农村根据地和立足于贫苦农民的工作方法，对中共后来的成功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问题是，只要具备了这些，就是“人民战争”了，中共就成就了自身的“转型”了吗？显然不是。只要稍多翻阅一些哪怕只是《毛选》中的文章，就不难发现，无论是“人民战争”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对于“人民战争”经验的总结，都不曾发生在江西苏区时期，甚至也没有发生在抗战初期，反而是发生在1945年春，即抗战即将结束时。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人民战争”首先是和中共的政策转变互为因果的，只有当中共实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面向最大多数民众展开工作，真正立足于“人民”的条件下，才可能形成“人民战争”的观念与实践。而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固然已经提出了“全面抗战”的政治主张，并开始尝试着放手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但中共的军事力量和根据地从处于后方的陕甘一隅之地逐渐扩展到华北数省，建立起农村根据地和农村政权，走上动员、依靠农民及各界民众共同抗日的战争之路，并形成规模和经验，仍旧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毛泽东所以直到1945年才提出“人民战争”的概念并开始总结“人民战争”的经验，恰恰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抗战条件下逐渐生成，到抗战末期才基本成形和有了较系统的经验的。
毛泽东对这样的过程是怎么说的呢？他在几个场合都解释过，说：大革命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农民群众。“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苏维埃革命初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一心搞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后来建立的农村根据地，发展了武装斗争，还是不注意研究农民，而且“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抗战爆发以前，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只有当抗战一起来，“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认识到必须要全民动员，因而实行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我们将在过去革命中积蓄了大量实际经验的军队，与包括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特别是与广大农民相结合，这才逐渐发展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和一整套适合的工作方法和战略战术（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83-984，1038-1041页。注：毛口头报告的速记记录有几种，文字及详略不尽一致，《文集》公布者只是其中之一）。
显而易见，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战争”的首要条件在“人民”的广泛性，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在“放手发动群众”，在能否争取到“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因此，说“人民战争”可以在实行“关门主义”政策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生长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上，中共才可能把武装斗争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组织起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战争来。
汪文明明是围绕着“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这一论点展开的，但作者又告诉读者说，抗美援朝战争“已不同于传统的人民战争”了，而且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那么，读者究竟是应该相信它是“人民战争”的延伸，还是相信它实际上“终结”了“人民战争”呢？
虽然上述批评涉及的还只是汪文的很少几个段落，但所用字数已经大大超过《文化纵横》编辑要求的“点评”字数了。在不得不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还是要就汪文的基本论点，即所谓“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的说法，再费一点笔墨。这是因为，相信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续，是汪文的基本论点之一。但汪文关于这一点的论说，又实在很难让人读明白。汪文明明是围绕着“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这一论点展开的，但作者又告诉读者说，抗美援朝战争“已不同于传统的人民战争”了，而且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那么，读者究竟是应该相信它是“人民战争”的延伸，还是应该相信它实际上“终结”了“人民战争”呢？
何为“人民战争”？毛泽东的文章和中共中央的相关决议都讲得很清楚，主要是指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并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军事斗争方法和战略战术（同前引注）。在1960年以及1965年陈伯钧、林彪专门论述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长篇文章中，两人所谈的也是同样的内容（陈伯钧：《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人民日报》1960年11月14，15日，第7版，1965年9月3日，第1，2版）。
汪文对“人民战争”的解释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解释相差不多。作者认为“人民战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创造了新的政治主体；二是创造了战争的独特形式；三是创立了根据地；四是实行了群众路线。在这里，他只是改用了几个更时尚一些的概念罢了。比如把正规军、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等视为“战争的独特形式”；把政策转变后中共与政权、军队、民众的全面结合，说成是创造了新的政治主体等等。问题是，抗美援朝战争在哪些方面实现了“人民战争”的“延伸”呢？作者就此首先告诉读者的是，无论就战争主体、战争形式、战争目的，还是从作战方法和社会动员的角度看，抗美援朝战争都和“传统的人民战争”存在很大差别。抗美援朝战争既不能创造新的政治主体，也不能创造独特的战争形式，更不可能建立根据地，甚至也“很难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那种军队与根据地人民的鱼水关系”。这等于说，抗美援朝战争和“人民战争”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联系。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的延伸”呢？作者的说法是：“即使存在上述差别，抗美援朝战争仍然继承了人民战争的若干特点。”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是继抗日战争后中国唯一一次“全国人民总动员”。二是毛泽东关于志愿军要尊重朝鲜人民、军队、政府和党的命令显示中方试图在跨国条件下“重建”军民鱼水关系。三是“战争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家间战争的意义”，也是“一场抗击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战争”。但是，这几点真的是“人民战争”的“特点”吗？
为加强自己的论据，作者还特别提出两个观点来佐证。一是说：“战争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战争的特点。”抗美援朝是一场“正义战争”，因而不仅是“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续”，更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一是说：“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依托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动员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强韧的战斗意志战胜对手”。“毛泽东出兵朝鲜，表明他相信核武器并没有改变决定战争的是人而不是武器这一人民战争的逻辑。”
比较前述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作者自己对“人民战争”经验内容的概括，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作者其实偷偷地把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作者自己所概括的“人民战争”的经验内容抽掉了。他在这里新提出来的所谓“政治性”也好，“人的因素”也好，全国动员也好，既不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人民战争”经验内容的说明中，也不在作者自己此前对“人民战争”经验内容的说明中。这些作者偷换而来的所谓“继承”和“特点”，与“人民战争”经验内容的关系大多都经不起推敲。
多半是为了解决这一麻烦，作者有意不加区别地在文中混用“人民战争”、“革命战争”，和意义更泛的“正义战争”的概念。一会儿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一会儿说“抗美援朝战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一会儿说“抗美援朝是一场区别于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正义战争”。
不必说，“正义战争”、“革命战争”、“人民战争”是三个层级完全不同的概念，“革命战争”可以归入“正义战争”的范畴；“人民战争”至多只是包含在“革命战争”概念下的一个专指中共战争经验的特有名词。讲“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就必须要举出抗美援朝战争如何继承了“人民战争”的具体经验和方法。如果没有或不够，想要改从“革命战争”或“正义战争”的角度出发，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或是一场“正义战争”，延续了“革命战争”的“政治性”“特性”，继承了“正义战争”重视“人的因素”的“特点”，也是可以的。但作者应该另外去做一篇或两篇文章，不能在本文中把不属于“人民战争”范畴，可能属于“革命战争”或“正义战争”范畴的什么“特性”或“特点”，与人们已有基本共识的“人民战争”的经验内容混为一谈。
在结束本文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汪文对于“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的论点论述乏力，肯定不是作者最失败之处。甚至前述汪文种种史实方面的错乱，也不是最让人沮丧的地方。倒是读了汪文最后部分的自问自答，才真是会令人感慨万端。
作者自问道：“在今天重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越南战争之后……那种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及文化政治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深刻而宽广的政治进程不复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战争的政治性质逐渐被取消了？”
对此，作者声称：“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是政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人民战争的逻辑不再居于主导地位。”“现在非但没有人民战争，也没有正义战争。”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许多人已弃之如敝屣了。归根到底，人民战争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不论汪文所强调的“人民战争”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是否真正存在过，既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连作者自己都看不出他对“人民战争”经验的讨论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煞费苦心非要去弄明白作者自己都弄不太明白的观点和逻辑呢？
即便如此，有句话最后还是要说：今天任何想要发挥自己政论长才的学者，如果要拿历史做证据，还是请务必先去认认真真地读一点历史书为好；涉及中共党史，最起码的，也要把《毛选》里的文章读懂吧。
（作者注：此文虽应《文化纵横》编辑邀约而撰，但由于该刊近期无法刊出，故只好放弃在该刊刊出的计划，是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