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岁月流逝，中国人回望历史的时候，2013年会引起特别的兴趣。在这一年发生的某些事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发展过程中积聚的问题和冲突日益扩散、复杂和深化的迹象渐趋凸显。
在迟疑十年后，新一代的当国者们决心与历史展开一场赛跑，试图顺利规避风险，继续主导中国发展，有效驾驭国家和社会，并延续自己千秋万代的统治生命。虽然提出的方案“定力”十足，内容全面，但由于充满内在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其所能发挥的效用可能会相互抵消，且将强化某些负面结果，因此或许难以从根本上化解逼近的危机，抵达成功的彼岸。
中国改革开放后高歌猛进的经济似乎遭遇了真正的危险，几经沉浮，增长企稳中总体上仍呈现下滑趋势，市场对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信心不足。经济决策者们在奉行多年GDP主义后，提出不再以GDP论英雄，弱化GDP在各级官员们的政绩评估中的指标，改革再度成为时代最强音，在市场的期待中，上海自贸区在决策层的特殊关照下迅速获批运营，继深圳经济特区之后，在其境内采取迄今为止最为市场化的运营方式，它体现了执政者对现实的担忧和对未来的期许。
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强化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激活民营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政府简政放权并强化职能为中心，加强顶层设计，提出了一揽子的制度改革措施，以遏制经济下滑的势头，努力使经济发展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上。不过在年关将近的时候，原本对大量加印货币产生警惕的政府，不得不继续扩大市场货币供应量，侧面显示出新改革举措至少在目前并未对经济起到明显的提振作用。新的药方能否有效，在维持威权统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之间建立积极的平衡关系，推动中国经济摆脱结构性困境，仍是未知数，也是今后当国者们面临的长期问题。
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本就脆弱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体系雪上加霜，突出表现为养老金的资金缺口问题上，在这一年引发了朝野对延迟退休年龄极富争议的讨论。《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称，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 .3万亿元。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建议实施延迟退休年龄，以缓解压力。官方学者和媒体持续跟进，大量释放将推行延迟退休制度的信息，引发了坊间强烈的反弹。在互联网上，反对实行延迟退休制度的文章铺天盖地，并直陈养老金制度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不过，社会保障制度是维系中共长久执政的重要保证，资金缺口问题显然对决策者们造成了深度困扰，因此虽然反对声十分强大，但还是作出决定，强力推行延迟退休制度。照顾到民间情绪，其具体实施方案迟迟未予公布，渐进式实行这一制度看来成为消弭舆论集体反叛的对策。
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因其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固有的矛盾，所以对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一个挑战。如何在遵循自由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建立一个社会的基本的安全堤坝，维持公民的信心，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经过了长期的摸索，曾引发持久的争议，但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体系，对于维持一个国家政府合法性具有重大关联。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无法忽视其背后的潜在政治价值。中国作为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其内在要求理应是比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更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体系的建设，但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和大量的腐败行为，使得社会保障金不能得到有效供给，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为了解决它，往往不是从既得利益者那里下手，而是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由此成为社会不满的来源。
数量不菲的政治腐败、滥用职权现象、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以及公众诉求表达渠道的匮乏，在逼仄的制度环境中，催生出一个初具雏形、但力量不容忽视的中国式公民社会形态。它主要以互联网为载体，以社会良知力量为辅助，通过一件件爆发性的公共事件，迅速扩张，时势造就了一大批网络公共知识分子。它们逐渐与传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合流，形成一股不小的声势，对突出政治社会问题的揭发和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产生发展奠基于上述问题，以及更为广泛深厚的民众支持之上，并受其催化而蓬勃成长，在一个缺乏反抗合法化制度的边缘环境中获得了自身特殊的存在，在一系列的公共事件中彰显了力量。
在这一年中它的声望达到了一个历史时期以来的最高峰，其显著的标志是，执政者从中感到了危险，并采取措施约束和控制其存在，特别是阻遏它们在大型具有暴力性质的群体性事件中，与民众形成呼应。后者比如官方对成都、昆明市反对PX项目事件和湖南临武群体事件的处置。而重点无疑是防止出现足以对国家政府构成挑战的领袖人物，王功权、许志永们的命运就能充分说明问题所在。在一系列多管齐下的举措作用下，包括倡导七条底线、两高司法解释、个别打击，一度汪洋恣肆的互联网舆论在下半年出现了明显的萧条景象。朝野博弈的第一个回合，看上去初生的公民社会受到了削弱，但在长期的磨合后，其发展壮大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上层建筑中也开始出现裂缝，这一点在薄熙来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政治体制的落后让政治生了疮，虽然经过手术，切除了受伤体，却未对致病源头进行清除，难以杜绝将来复发的可能性。姗姗来迟的审判，为薄熙来定下三宗罪，完全切割了薄案背后的政治因素，并传染上娱乐圈的流行病，情变的狗血剧情更使其变得富有戏剧性。薄熙来案的结案，提供了一个非政治化的以法律方式解决政治危机的模式，为未来提供了参照，并意外收获了一个正能量的结果：向世界证明中国是个法治社会。
然而薄案之后值得深思的是，国家领导权的产生过程中缺乏竞争性和民主程序，不仅体现于整个社会，在中共党内也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它导致了拥有政治雄心的政客们千方百计突破常规，以特殊政绩煽动民粹，争取民意支持，以对现行政治秩序下产生的政治领袖发起挑战。只要竞争性政治和民主原则不能得到有效确立和实施，就无法消除野马的出现，更无法避免政治无序化，从而引发深刻的社会危机。薄案终结了，但围绕在薄案之上的谜团尚未完全解开，尤其是它的更深次的问题尚未被揭开，年近岁尾，李东生案浮出水面，真正的难关正在到来：将一桩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与政治因素彻底剥离，而定性为腐败案件，能否自圆其说，进而服众？
薄熙来之所以成为一个超越一般政客的符号性人物，是因为中国一部分民众透过他的施政作为，在他身上寄予了广泛的政治理想，使其俨然成为中国毛左症候群的精神领袖。2013年，以薄熙来为标杆性人物的毛左症候群与崇尚西方价值理念、推崇民主制度的当代右派们进行了多种方式的论争。左右之争分裂了民意，但也为当政者们坐收渔翁之利提供了便利。
以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为发端，以最高领导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尾声，这一年在中国舆论场发生了持续的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论战。虽然挑起战斗的一方并未出动学界耆宿，而只是寻找一些枪手，在前台冲锋陷阵，但却丝毫无损于其重大历史意义。高校“七不讲”、反宪政主义、反普世价值，枪手们动作不断，裹挟着左右之争，在互联网上招致了大量口水，但由于执政者们吸取苏东剧变教训，坚持“三自信”的意志更加自觉和坚定，并改变执政策略，收缩公共舆论中的西化力量，在左右之间保持必要平衡的同时，扶持体制基本支持力量的毛左一派，成为一个战略性选择，因此势必在一定历史阶段改变中国意识形态现有格局。
就像薄熙来案一样，李天一案因其富有娱乐性，在2013年备受公众瞩目，并长时间保持热度，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十分罕见，而且这一案件所内在蕴含的丰富的法律、政治、社会价值，使其必将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一笔。此案最初发生时颇显扑朔迷离，导致公众对其背后存在强大的权力干扰心存疑虑，但在李某母亲不断地搅局下，权力在其中作用的重要性退居次席，人们开始担心公共舆论、人情左右案情发展。事实上这三种因素自始至终都存在其中，最后它作为一个判例，无论法律在它的判决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也无法避免人们对其公正的质疑。
法治是社会有序、公平和正义的保证，在所有西方政治取向中，它是极少数受到中国执政者们认同的因素之一，因此推动建立法治社会成为一项历史共识和公共政策的目标。但在建立和完善法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权力、人情和舆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对贯彻法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只要宪政不能实施，权力大于法的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在此情况下，人情和舆论因素也就无法杜绝。良好的愿望如果不辅以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就无法变成现实。
2013年，新加坡《联合早报》选出的年度汉字为“霾”，雾霾频发，正在成为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代表性现象，虽然生态环境恶化表现在诸多方面。全国至少有16个省份存在雾霾高发的现象，对民众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事实说明，中国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略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恶果逐渐得到显现，只不过在本年度得到了集中爆发，如果治理措施不到位，其继续恶化的势头就无法遏制。
对于气势汹汹的民众不满之声，领导层也坐不住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元旦前夕考察北京市时专门回应了雾霾问题，说明它的严重程度令决策者们也无法回避了。牺牲民众健康和利益的发展，纵然有多大成就，终究难以掩盖其背后的利己动机。
为治理多发的腐败现象，挽回渐失的民心，2013年度反腐败多措并举，得到了大力加强，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在这一年，十数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八项规定、巡视制度等整党治腐措施得到较好贯彻，群众路线教育持续进行，充分说明在危机感和社会冲击的双重压力下，反腐在一定范围内动真格了。
但同时坚决回避经反复证明切实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等制度，表明政党中心模式仍是治理腐败的首要选择。而非建立在国家法律、有效制度基础上，依靠组织自觉的反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治本之策。
在内政领域，2013年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新一代领导层在法律和程序上最后完成了接班，执政风格初步显露，治国理政方式开始奠基，而同时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象征性地说明在执政压力逐步增强的时代背景下，当国者们认识到深化改革，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是确保执政合法性和民众支持，确保长久执政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但同时为了同样的目的，强化政治的威权色彩，在放弃一部分权力的同时，集中另外一部分权力，以有效掌控国家、社会和人民，防止“翻船”，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
中共在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社会发展走向，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其突出的特点是政治改革呈现出矛盾性，调适和收缩并存；政治姿态表现出两面性，所谓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后者从呼应民众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以及国家领导者们的亲民秀可以看出。对于前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就改革作出决定，提出一个混合改革配方，一方面回应了民众一部分改革吁求，另一方面在关键方面塞入了维持长久执政的“私货”，而在年末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讲话中，很显然放弃了彻底清算历史旧账、迎接全新美好未来的良机，在邓小平为历史问题定性之后，对毛的政治遗产给予了迄今为止最高的评价，而对其政治过失轻描淡写。在接续毛和邓的政治遗产，从而建构起中共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新的话语体系方面，新一代展示了自己的雄心，但能否奏效，唯有历史能够验证。无数事实说明，如果包括文革在内的重大历史错误乃至犯罪的影响得不到有效清除，它迟早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并对政治和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发展产生冲击。
2013年外交最为重大的变化，是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的特性得到了强化，“韬光养晦”的外交基本战略得到了明显的修正，民族主义被列入了执政的优先选择对象，发挥其在丰富执政资源中的重要作用。它体现在诸多方面：加大高科技领域的攻关力度，提升武器和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加速备战，神十飞天，嫦娥登月，蛟龙潜海，航母编队，潜射、陆基战略核导弹连续试射，登陆战设备全面丰富和优化，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准备在南海也建立相同的措施；更加积极地申张主权诉求，中国民用、军用舰船频繁地在主权争议海域巡航，战斗机深入“敌后”；与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俄之间长久以来的战略平衡得到倾斜性改变，并在周边外交中加强战略预应等等。
中国政府的新措施与以往的迥然相别，既强化了国家的主权形象，也引发了某些外交纷争和后果，集中表现在中日、中菲关系的恶化上。特别是前者，由于其经济规模与中国相仿，力量强大，并富有地缘政治野心，因此在国家“正常化”、废除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方面不断迈出新步伐，最新地例证是日本政府公布了新的国家安保战略以及首相安倍晋三在中国纪念毛泽东诞辰当天“挑衅性”地参拜靖国神社。它们一方面是日本当局的政策所致，另一方面毋庸讳言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对其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主权问题的关注程度，在中共建政史上并不一致，如今对此问题的高调，更大的原因在于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对于现实政治，对于扩大民众支持以及危机应对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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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岁月流逝，中国人回望历史的时候，2013年会引起特别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