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霞/图）
我是什么，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
我们先谈谈“是”是什么的问题。
《说文解字》里，“是”指的是夏至时分太阳走到空间的基准点上。由此，“是”引申出“正确”、“善”等含义。《淮南子》中有“立是废非”的说法。“是”还意味着“遵从、以之为法则”，《荀子》中有“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之语。
我们已经很少谈及“是”的上述含义了。尽管，“是”也许是我们使用最多的汉字。我是教授，我是政协委员，我是商人，我是官员……当人们习惯用这样的句子向别人介绍自己，却往往忘记了“是”字之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我”，而“是”字之后，是这些称谓应该正确遵从和恪守的职业法则。
这也就是南方周末为何以“我是”为纲，来编辑这一期报纸。我们让17位著名或不著名的人士来阐释“我”，更阐释他们的人生规则。他们或是“兢兢业业”，向内寻找本职工作的意义；或是“不务正业”，向外拓展人生价值的外延。无论向内还是向外，他们都在遵照内心的信仰和规则，确立自己的“是”，写下大写的“我”。
我是什么，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
红二代的观点，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了。我只希望大家能在法律和宪法上达成共识就好。谁都有说话的权利。
我退休后的生活，是由一堆聚会组成的。
聚会分两种：一种是红色后人的聚会。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有很多活动；还有许多战役的纪念日，许多父亲战友的诞辰或者忌辰。推不掉，我就参加。推得掉的，我就让给我的大哥陈昊苏参加。他更能代表老陈家。
另一种聚会，我把它称作“尽社会责任”。比如《财经》杂志的年会，讨论政治形势；比如一些反思“文革”的讨论会，我不是专家，可以谈谈自己亲历的事。
又比如2013年11月，我参加了由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的“江湖”沙龙。中国证券的创始者高西庆、王波明等，回顾当年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经过。现场，王波明甚至提到了与我的一段交集：
1980年代末，王波明找到了我，我当时正担任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政改室）社会改革局的局长。他对我鼓吹，中国要建立股票交易所。我那时不明白，只能对他说：你说半天股票交易所，可是我现在研究的是，社会发生动荡以后，到底如何处理——社会改革局嘛。
陈小鲁：陈毅之子。2013年10月，陈小鲁回到母校，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道歉，引发外界对“文革”反思的争议和对“红二代”群体的再关注。 （刘春霞/图）
那是1988年，物价飞涨，社会不安，我们政改室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不过可惜，还没调查完，1990年代，研究室就撤销了。
现在想起来，即使很多东西不明白，这段交集对我影响也很大。在政改室的那段日子，让我了解了中央运作的过程，也让我体悟了改革之难。随后，我选择离开了体制。转业，经商，一直走到现在。
所以，我算是“红二代”当中的少数了。
为“文革”道歉也一样。我曾用“头羊效应”来解释群众运动——羊群中，头羊起着导向作用。头羊一走，大家就跟着走。“文革”中，极左的人就是头羊，它诉诸武斗，打砸抢烧，其他的人都会恐惧，于是没有人敢说真话，大家都随波逐流。
为“文革”道歉，则不存在“头羊效应”了。“文革”这段经历，谁都忘不了，却未必都会道歉。即使私下说对不起，也未必敢公开说。一些红二代甚至说我“不像话”，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
因为红二代的多数人，都是吃“皇粮”的——军人，或是在体制内。我不吃“皇粮”，比较自由。我还是纳税人，所以讲话可以多一些，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红二代的聚会上，我则说话不多。大家默契地不谈政治，不谈敏感的问题。都是说谁又整理父亲的文章出书了，谁又到哪里参加纪念活动了。
在我看来，红二代无足轻重了，应该和普通的农民工一样的。都是一帮老人，带着记忆活着而已。如果还能说说民情，让领导听一听，就是好事。
红二代的观点，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了。我只希望大家能在法律和宪法上达成共识就好。
谁都有说话的权利。我们正计划做一个“八中文化革命大事记”网上平台，使用“百度百科”的编辑方式，谁都能在上面写文章、补充细节，主要是想把历史记下来，别重蹈覆辙。
2013年12月29日，我还到国际金融博物馆，参加了另一场“江湖”沙龙。主持人是任志强，另一个属于少数的红二代。
他们让我谈谈我的人生。我老老实实讲：我这个人，也无足轻重，就是潇洒一点，追求自由的人格，仅此而已。
（南方周末记者范承刚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