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堡少年李哲为功夫来中国，但他说，如果学巴西柔术，也未必去巴西；为留学生预备的高考，使韩国女孩尹惠营如愿步入了一流大学；因为中国，美国人吴耐圣在故乡染上了思乡病，他想念川菜的辣、京菜的浓酱，也想念旅途中遇见的姑娘；同样是美国人的马千里，则指望将创业项目做到业内第一，而中国是最好的创业地。在中国显得更重要的时代，外国学生们各怀心事地到来。
记者_孙炯 实习记者_蒋晨悦 上海报道 摄影_孙炯
在上海体育学院，李哲跟随武术队的彭傲枫做武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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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时，哥德堡少年李哲就决心赴少林。在瑞典的第二大城，能买到影碟《英雄》或者《卧虎藏龙》，也有河南师父办武馆。少林和尚在海外教授武功，北欧的站点即是哥德堡。
但李哲执意来中国。高二时，他攒够钱，与5个瑞典人一块儿到中国，上了嵩山。在少林寺，他见着和尚练气功，“是非常神秘的东西”。而和尚播放梵乐，点燃盘香，这些气味与观感都令他着迷。
在瑞典社会安定，每个人读完高中，再念大学，而后工作，住别墅，一般的家庭会养两只狗。“我很害怕，一切都是固定好的。”李哲说。
“中国却竞争激烈，除了家人，没人照顾你。”他确信瑞典才是社会主义，不工作也能拿救济，每月的最低收入是14000元人民币。
这些对底层人有帮助，对年轻人来说，则少了动力。
李哲的姐姐去非洲做志愿者，而李哲到中国不是这角色，他来找自己的方向。他在嵩山上习武功，练基本动作，踢腿、扫腿、跳，学侧空翻。“那时觉得硬、重、痛是好的。”李哲说，和尚们示意他，不会那动作，就在石头上做一千次。他痛且累，但他想，那才是有效的。
李哲身高184厘米，在少林寺四个月后，体重下降至72公斤，他才意识到，训练的方法不科学。他离开少林去边上的“小龙武院”，不久也告别那里。他做总结：第一很辛苦，付出与进步也不匹配，况且，山上没有女孩。
再寻找去处，上海体育学院接纳了他。“这是个转向，对我的人生很重要。”李哲说，“来中国的原因和继续待着的原因不一样了。”
原本他不学中文，到上海以后，他在体院练武，也去复旦大学念文化课，甚至申请到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奖学金。复旦的本科留学生，日本、韩国人多，而瑞典人只有李哲，他利用了这种独一无二。
他跳脱出体院自有盘算，“体院不太有名，对前途不利”，以及“武术是我的一个特色，不是我的专业”。
上海外语频道发掘他，打算播一档“太极”节目。“外国人，懂中文，会武术，广电背景，在上海只有我一个。”
2009年，朋友找李哲去拍《叶问》电视剧，演打菲律宾拳的美国人，他也去哈尔滨客串抗日剧，演反派。“在中国我想做得好，付出了努力，中国人会说我棒。”他说，“而瑞典人不理解，你何必这么累。”
李哲接受了在中国才有梦的说法，毕竟，“中国的电视里那么多梦想秀”。他来回比较瑞典与中国，祖国过于安逸，而中国遍布新奇。“在瑞典，成功是幸福，而中国的成就感来自赚更多钱。”
同伴对上海的女孩介绍他：“李哲有一台昂贵的相机，他拍戏赚很多钱。”建筑公司也请他去参加谈判，每天支付1000元。他坐在长桌边，演不懂中文的西方人。而后，乙方告诉甲方：“这是我们的设计师。”
“不懂中文，对方觉得我国际范儿，是厉害角色；懂中文，他们认为我是留学生。”李哲说，这过程却与做小偷没两样。
获奖学金后，复旦大学免除他四年学杂费，每月再补贴1400元，李哲便觉得中国政府了不起。“美国在四处战争，表现硬实力；而中国优待留学生，展示了软实力。”
提及另一位瑞典留学生应斯文，他不客气地评价“很二”。2011年6月，应斯文号召网民在上海外滩参与“快闪集会”，被驱逐出境，罪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他有点过了，”李哲说，“不了解中国文化？还是要试探下？”但李承认，瑞典人习惯批评政府，瑞典的媒体就因为莫言没批判政府而批评莫。
“我不觉得中国有这么恶劣，”他停顿一会儿，“我感觉离不开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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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习7年后，尹惠营选择回祖国，即便出生于韩国京畿道的她明白，“在狭小的国度，只能展开有限的生活”。
2006年，初中毕业的尹惠营即思考未来，“在韩国高考压力大，高三一整年要熬夜，牺牲掉爱好，只为进入最好的大学，为此自杀的人也有”。
尹的舅舅是基督教牧师，他提出到中国去时，韩国上下正流行学汉语。对韩国人来说，之前的中国是陌生国家，后来它发展了，新闻都播报它成长快。
“这样的情势下，我不要承受高考压力，要自由地学习。”尹惠营说，在舅舅促成下，她跟随留学团队，到苏州国际外语学校学习。
中国教育部曾公布2011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情况，韩国留学生的数量居首，有62442人，其次是美国与日本。
留学一年半后，苏州学校归属了部队，尹惠营转学至上海实验学校，后来再转去北京十五中。现在想来，留学团队也存有问题，韩国人聚一起，不使用微信，不使用 QQ，用韩国本土的聊天软件 KakaoTalk，“跟中国人交流的机会少，失去了留学的意义”。
在韩国，依尹惠营的资质，很难入读顶尖大学，而中国为留学生预备的高考，给予了她步入一流大学的机会。北大与清华是在华韩企最认可的学校，录取留学生的分数也高一截，尹惠营没挤入第一梯队，但考取了人大的市场营销专业与复旦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她儿时的梦想是做电视导演，“广电专业与我的梦有关。”她说。而考量学校的知名度外，她也自知要提升能力，“韩国企业在华招聘，看中受聘者的汉语水平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程度。”
CJ 集团曾在中国推出一种牛肉酱料，失败了，他们没了解中国人更爱鸡肉。相较中国的朝鲜族学生，韩国留学生在上述方面上都弱势。
尹惠营强调，回韩国是为了婚嫁，并且“父母朋友都在那边”。这背后也有现实困难，“留学潮时，在韩国学习不好、有问题的学生逃避性地来中国，他们认为会前途会光明，现在变了，人民币汇率升高，留下的成本都是问题。”她说。
另一方面，中国收紧了签证政策，外国人需要有2年工作经历，才可能获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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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亚伯是ATLAS中国求职平台的创立者，他和200多个在中国求职的外国青年交谈过。向他求助的人多数在25岁上下，踏出校门不久，只有些许经验。他们从中国的高校毕业，或者在本国修读中文相关的专业，正站在求职路口，疑惑自己对中文的投资能否收取回报。
亚伯看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语言、文化或签证，而是“不清楚自己的职业该怎么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速快，许多公司在这里经营得好，“但要怎样把好的宏观面，转化成自己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呢？”
亚伯给他们实际建议：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去中资企业找机会，去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找机会。
吴耐圣像是亚伯建议的力行者。2004年，他自美国大学毕业，学过一年中文，他为自己规划了轨迹：将中国作为跳板，再凭借中文能力与中国履历，回到美国的就业市场脱颖而出。
最初，吴耐圣在地图上选中贵州的铜仁，“所有提供英语教员职位的城市里，铜仁看起来最小，最不可能有外国人，这是它吸引我的原因。”
当抵达贵阳时，铜仁学校的负责人却告诉他：“那职位不招人了。”吴耐圣在火车上结识的朋友，父亲是本地警官，那警官列出一份贵阳有可能招聘外籍员工的学校名单，吴开始逐一登门。一周后，他遇见了至今仍感念的老板，获得了一份工，去遵义市的大洋外国语学校。
这座因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而闻名小城，与吴的家乡规模相似。2004年，除去两三名国际志愿者，在遵义只有他一个外国人。当地人还不习惯老外在街上走，但中文继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后，已进入到美国小学、初中的教学大纲。
吴耐圣在遵义搭一部出租车，素未谋面的司机也对他的住址了如指掌，小城的司机间，已经互通了关于他的信息。
他住在风貌朴素的老城，并在这里接触到中国当代史——通过造访遵义会议的会址、老战场，甚至走了一段长征路。他自觉开始理解，为什么与美国不同的政体能够在中国运作。“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说，“我想政府也是一样，最终的目的是为国民创造一个更好的国家。”
但他没想过久留，反而，对家人的思念日益滋长。两年后，吴耐圣着手联系在美国的工作，然后买好机票。
他的告别旅行走到成都时，遇到了同样独身的姑娘，他们结伴而行，顺长江坐轮船到上海分别。
吴耐圣回到他毕业的大学工作，但问题是，10个月里，他在故乡染上了思乡病。他去当地的中餐馆，食物却“吃起来可怕”。他想念川菜的辣、京菜的浓酱，乃至吃饭时呼朋唤友的社交生活，他也想念旅途中遇见的姑娘。
“那，我就回来了。”他语调轻快地说当年的决定。他联系了贵州的老东家并重获工作，一年前的旅伴则变作女友。“第二次回归意义非凡，我觉得我回家了。”
吴耐圣留在了中国。2009年，他离开生活了四年的遵义，去往女友的家乡南京。“我从未想过，自己只能做一名教师。”他遇上外国人群体普遍的瓶颈，他们很容易在英语教育行业站稳脚跟，再要寻求突破时，却举步维艰。
上海的朋友告诉他，可以申请奖学金，名校的硕士文凭才能帮助他应聘。2012年，吴耐圣申请进入南京大学修读城市规划和建筑的研究生学位，他看好中国的房地产业，寄望这个学位能带来机会。
在中国，通常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从事教员或翻译工作，而吴耐圣试图扭转：“我能贡献是设计能力，而非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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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高远的还有马千里，他与中国合伙人邵翰一起打理大学录取咨询平台Chasefuture。2011年时，邵翰是成功的博客博主，他的博客介绍转学出国经历，而马千里在芝加哥大学领导一个NGO，搭起导师关系网，辅导高中生如何申请进入大学。两人在剑桥商学院的咖啡厅碰面，邵提问：“美国有多少只网球？”马千里当时答：“美国有50万家庭打网球，每家两盒球，所以是三百万。”这是咨询行业里考察思维与逻辑的题目。
随后两人惺惺相惜，开始计划跨越大洋的套利模式，指导中国的学生去申请西方大学。马千里懂市场，熟悉美国大学的招生模式，而邵翰在中国有人脉，也有营销想法。
马千里的家乡是美国西雅图，在西市所属的华盛顿州，40%的经济建立在贸易上，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与加拿大。也因为此，“思考中国”伴随着他的成长。幼年时，马千里在太平洋游泳，他见到一艘大船，父亲说，那是来自中国的船。
在中学参加辩论，许多议题也事关中国，“中国在变得强大，美国人对此好奇”。
直到2009年夏天，马千里才去了北京。待在北京的三个星期，他意识到有巨大机会。“那么多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希望去美国和英国学习，”他说，“我看到了这点，这个想法一直在那里，直到遇到了邵翰。”
在剑桥相识的晚上，邵翰就用Photoshop画了海报，上边是三个人像，分别指向了达特茅斯、哈佛、以及剑桥这样名声赫赫的学府，而说明写道：“世界顶级学校的学长学姐，来指导你的留学申请。”这张海报被上传至中国的人人网，当晚，他们就有了第一笔收入，50美元。
马千里说，中国是最好的创业地点，因为有最大、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他们也去了解印度、俄国、土耳其这些新兴国家，但事业“还是要从中国开始”。
听从了邵翰的建议，合伙的公司落户在上海。马千里是公司唯一能把自行车架上楼的人，保安禁止中国人这样做，但对老外妥协了。
另一些优待包括优先获得孵化机会，迁入政府扶持的创业园区。“这说明中国想要大力引进来自远方的外国企业家，以激发创新。”马千里说着体面的话，“但是，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与我来自西雅图没什么大关系。”
在美国，人们可以搬去五十个州中的任意地方，去追逐梦想。马千里知道，中国人有户籍限制，也知道中国的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这些与美国很不同。”他说，“但我看到一部分的经济自由，已经在中国创造了巨大财富。”
他还有一种实用的哲学：一点点的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机会仍均等。他记得，J.F.肯尼迪曾说，上涨的潮水能托起所有的船只。“现在，我亲眼见了这番场景，就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