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总说要加强对网络的治理，表面上说得没错，可要问起来，那就有错的嫌疑了。网络治理总得有个对象，没有对象的治理，那是对概念的治理。如果是概念对概念的治理，那就无所谓治理。或者是自说自话，是治理者对概念的精致的自我追求，以期达到对概念的审美，在这方面，逻辑学做得来。当然，这只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并不是治理主体的本意。
具体一点说，网络治理的客体是网民，可是网民如同人民一样，只是抽象的概念，对概念的治理有必要，这至少可以清楚语言的腐败和污染，可要是解决具体的事，还得把网民还原成个体。也就是说，治理网民必须具体化到张三李四，没有具体化到张三李四，其对网民的治理就是概念的治理或者说是无的放矢的治理。如果网民是指所有的具体的个人，那么有些人在网上发言既客观又理性，治理这样的网民就是有罪推定了。治理具体的网民，必须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必须是有一说一，不能有一说十，不能因为吃了一块臭肉，就说满锅汤都是臭的，不能吃了一个有虫子的苹果，就说所有的苹果都有虫子，不能说一个网民犯了错，所有的网民都有错，一个网民犯了罪，所有的网民都有罪。株连九族，那是秦始皇的做法。人类从光屁股下树到直立行走，由野蛮到文明，行的就是“个人”二字诀。
那么治理主体的本意是什么呢？治理主体的本意表面上也是很简单的，那就是通过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优化和引导舆论环境。这样问题就产生了，人们不仅要问，谣言的主体是谁？谣言的客体又是谁？如果说谣言的主体是官，那么经验和事实都表明，官方的谣言经常以事实的身份出现，经常穿上真相的外衣，简称“官谣”。“官谣”言因其权力的特殊性，公权就有被官员私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于是治理主体成为治理客体，治理者成为被治理者。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共处一室，治理变成暗箱操作的选择性治理。
如果说谣言的主体是民，谣言的客体是官，那么官员只要能验明正身、自证清白即可，打压民谣的谣言只会使民谣无限放大，毕竟如邓小平所言，谣言四起，小道消息流传是对政治不民主的惩罚，如果解除惩罚，发展民主，开通社会舆论即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权力的本性来说，绝对权力绝对滥用，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官谣”就是绝对权力滥用的一种表现。“官谣”不具有其自身的净化功能，却具有其不可治理性、功能瘫痪性、功能紊乱性。“官谣”的自我治理还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蛮横和傲慢。官员腐败、包二奶、“三公消费”、破坏生态环境、强征土地、强制拆迁、追求GDP等权力滥用严重的地方大都是“官谣”大量滋长繁殖的地方。
通过官自身来治理“官谣”往往造成“灯下黑”。这或是因为治理官员谣言的官员本身就是谣言的产生者和制造者，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为了自保，会造出另外一个谣言或另外其它多个谣言为其制造最初的谣言辟谣，结果只能是一个谣言还没有倒下去，N个谣言又产生了，呈现出谣言的自我扩张状态。或是因为治理谣言的官员与被治理的官员谣言具有共生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造谣的官员倒下了，治理官员谣言的官员也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甚至法律责任，治理官员谣言的官员就没有了主动性和积极性。或是治理“官谣”的官员缺少独立性，又因为权力缺少必要的分权与制衡，即使治理官员谣言的官员不需要承担相应各种责任，治理“官谣”的官员与被治理者也会成为荣誉共同体，为了不给共同体抹黑，治理“官谣”的官员也会止步不前、畏缩不前，从而对“官谣”进行淡化处理，大谣化小谣，小谣化无谣，无谣变社会造谣。官员对社会谣言的不当治理，经常会造成合法性的流失、公信力的降低。
治理“官谣”还得靠社会制约，靠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治理“官谣”的根本措施。
但社会舆论对“官谣”的治理又引起官员的巨大反弹。官员们经常把社会舆论当作一种不健康的力量，当成是对公共权力的威胁。解决的办法就是治理社会舆论，把社会舆论当成是谣言，通过以打击社会谣言的方式来打击社会舆论，全然不顾社会舆论产生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如果治理谣言的主体是掌握公权力的官员，治理谣言的客体是普通的公民，那么把谣言进行简单的区分是必要的。只有把谣言进行区分，才能划出公权力治理谣言的程度和限度或边界。
谣言也分为多种，一种是有害的谣言，一种是无害的谣言，一种是政治谣言，一种是非政治谣言。如果是有害的谣言伤害了他人，他人就可以通过法律的方法进行解决，官员不可代理或不应代理，除非有委托关系。如果无害的谣言，公权力没有必要去治理，权当大众娱乐。如果是政治谣言，那么公权力及时有效在第一时间内辟谣，政治谣言会不攻自破。如果造成即时而产生巨大的临近的危害的，可以以法律的方式解决谣言。如果政治谣言是针对未来的，又没有产生即时的巨大的危害，也不需要治理。关于未来的谣言，权当是拓展了人们思考的空间。
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在治理谣言时，必须划清谣言与社会舆论的界限。
不能把社会舆论当成是谣言。社会舆论表达的是意见而不是真理，追求的是真相而不是本身就等于真相，要求的是准确而不是本身就是准确。对社会意见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社会意见仅仅是社会意见，甚至是不顾事实的偏见，偏见不是谣言。一种偏见的产生也会受到另一种或多种偏见的制约，偏见需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存在。
如果把社会偏见等同于谣言，把对社会谣言的治理等同于社会偏见的治理，往好了一点说是扬汤止沸，往坏一点说是制造通往奴役之路。因为社会偏见是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是言论自由付出的正常成本，如果取消社会偏见，就等于取消了言论自由。让每一个人通过言论自由而说出真理，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每一个人从出生起就当哑巴，只让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传播所谓的真理，其他的人保留着耳朵静听就可以了。
不能把公民的举报内容的非完整性或仅有部分真实性当成谣言。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对事物的判断能力都是有限的。每一个人都会正常地运用理性，正常地运用理性就是充分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当一个公民举报一个官员时，其内容可能是不完整的，也可能是道听途说的。公民举报官员通过网络传播会迅速形成社会舆论，在传播的过程中，舆论会使举报的信息扩大膨胀，甚至失去了本真，但更会使真相完整地浮出水面，使本真具有了层次感和立体感。同时，社会舆论具有不同的场域，一种真相的诉求出来之后，必然有不同的多元声音和质疑声音出现，这样，公民在传播形成社会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起到了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用，使公共权力回归本位。另一方面促使社会舆论本身向良性发展，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
不可否认，社会是谣言产生的地方，但更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也是谣言自我消失的地方。谣言自我消失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净化的过程，是社会自我益智和增智的过程，是社会自我治理的过程。只要权力不干涉，谣言会自生自灭。社会舆论也因此成为谣言的粉碎机、真相的挖掘机。
公权力对谣言治理有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对于网络谣言，公权力需要落实宪法和法律即可，否则即为越界。网络治理的实质是网络自治，对于网络舆论，大可不必有如临大敌之感，网络自我治理的能力是强大的，不可取代的，对社会来说，具有益智作用，对于公权来说，具有监督作用。让网络舆论飞一会，好的仍然好，坏的也变不成好的，不看广告看疗效的医疗广告用语对社会舆论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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