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
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
叶也负责毛寄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的稿费。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在《毛语录》卖出上万册之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一九五零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一。毛也很慷慨，资助了一些因共产党当权而被没收财产或无以为继的老师和友人。他也用钱资遣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叶子龙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帐目”–资遣费由几百块到几千块人民币不等。
我觉得叶子龙这人不易相处。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程度低，既不读书，也不看报。叶子龙也是少年时参加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到陕北。三十年代后期起，他就替毛工作。四九年到北京城前，他从未去过城市，没用过电，没看过霓虹灯。进了北京城以后，对着这个“花花世界”，他很快就被“同化”了。我想他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过去只是没有机会腐化而已。
一九五一年我还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一天叶来找我，要我给他五瓶油剂青霉素。他说他湖南老家的一位农民亲戚，得了梅毒，需要这种药。当时这种药中国不能生产，完全从美国进口，数量有限，门诊部只有两瓶。我没有给他，他拂然而去。
他走后，门诊部的护士长同我讲：“你怎么不给他？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红人，中南海一霸。别人想给他，还碰不上这机会。你怎么得罪他？”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心想，我与叶河水不犯井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有什么了不得哪。这可真应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想到后来我被调到一组，又应验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一九五零年初期，叶子龙的待遇同大家一样也是供给制，没有钱。但许多人都愿意巴结毛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当时大力提倡简单节约的精神，叶却举凡食、衣、住、行都尽量追求洋化。北京高干俱乐部成立后，叶和那些负责人混得很熟，常常可以免费享用最好的餐宴。
高干俱乐部和北京饭店是叶最爱出没的两个场所。这两处的警卫从来不检查叶的通行证。任谁一眼望去都看得出叶是个高干人物。当时北京城的市民都穿着褪色缝补的棉衣，叶一身合身剪裁的毛料毛服十分突出显眼。叶也负责毛做衣服的事，裁缝总会提供叶一些难得的衣料①。
叶并主管毛的礼品储藏室。毛通常将礼品慷慨分赠一组的人。但汪东兴告诉我叶的手脚并不干净，他的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都是拿来的，叶还是北京城内第一个拥有日本制电晶体收音机的人。他后来对外国电器名牌十分熟悉，但却无法在地图上指出其输出国的位置。
叶的另一个“渠道”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设的“团和农场”，这里生产各种食品。
解放后，各地都设有劳改农场，是关犯人，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劳动改造农场。生活条件极差。早期的政治犯都是国民党军队或低层地方官员。高级官员不是逃走，就是象我父亲一样，为共产党吸收。我父亲是共党欢迎的“投诚者”之一。共军打到南京时，周恩来派了一个人去说服我父亲留下来。后来我父亲经由周的帮助，搬回北京，生活优渥，还有自己的房子。
我进一组后和叶相处得不好。他觉得我是旧社会的资产主义知识分子。我是汪推荐到一组工作的，于是傅连璋和叶联合想将我排出一组，主要由叶向毛说我政治上不可靠，我有架子，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合不来，看不起这些人等等。直到毛要江青告诉叶，这些都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卫士们也看不惯医生。卫士值班室和医务人员相邻。两者地位孰高孰低立即可见。医生中，徐涛又特别沉默寡言。当时他被打成反党分子，又冠上不正当行为，自然更是噤若寒蝉，唯恐祸从口出。
医疗人员一向较为沉默。相较之下，卫士们却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讲个不停。
尤其每当叶子龙、李银桥来到值班室以后，这里成了茶馆，交流小道消息，散发牢骚怪话，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值班室里常谈的话题是性。毛并不具备正确、充分的生理知识，但我发现毛很喜欢谈论性。毛对满洲王高岗的性生活非常好奇。高岗、史达林称其为“满洲王”。
在一九五四年因被控“反党联盟”而自杀。汪东兴告诉我，高和饶漱石集合了一些人反对刘少奇，因此被批整。
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羡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江青也常绕着性大发厥词。在我到一组后不久，曾几次亲耳听见她宣布她昨晚和毛做了爱，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大为惊骇。她并称赞毛的不凡之处。
既然毛和江青都如此口无遮拦，在这种风气下，护士们爱谈论性事就很自然了。
江青是卫士们另外一个爱谈论的话题。每当江青不在场时，卫士们总把江青奚落得体无完肤。卫士里有个年轻小伙子，他最爱模仿江青。那年轻卫士很聪明，长得眉清目秀。江青的衣服都放在值班室，由警卫清洗和熨烫–江青的丝质内衣也由卫士负责熨烫。他有时戴上江的大草帽，披上江的大衣，撇开八字脚学江的样子扭来扭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次他正在表演的时候，毛出来看到，也笑了笑，倒也没有别的表示。
我自从一九四九年回国以后，没有遇到这种环境。我在卫士们之间总是沉默寡言，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实在看不下去。这点被这帮人感觉到了。叶子龙便三番五次跑去向毛告状。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
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有一次李银桥在值班室发表议论，说江青怕人家给她提意见，跑到杭州“躲风”去了。
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为利益相争，二来为竟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
毛在广州同我谈时说：“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我说：“医生对一般人有架子是可能的，但对你不会。”他说：“那才不见得哪。你有没有架子呢？”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李银桥告了我一状。
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
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勃溪。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那时仍很尊敬毛，但江青的不可理喻和一组这帮人的徇私苟且，使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毛的“争宠论”和“戴高帽论”又使我难以苟同。我此时已是一组中的一员。一组应该是个相当光荣的特权团体。但一组的人多半看不起我。叶子龙、李银桥、机要秘书和卫士们就象古代宫廷中，随侍在帝王身侧的人，借着毛的“意旨”作威作福，旁人只有俯首听命。我身为毛的保健医生，却得任凭叶、李这种人的压制。
我自尊心极强，不愿忍受这种耻辱。我衡量当下处境，毛身体很好，不须要一位专职的保健医生。再待在这，我永远无法成为杰出的医生。我仍强烈渴望成为一流的神经外科医生。 因此我下决心离开一组。
我将我的这种看法向汪东兴讲了。汪似乎非常意外，摇摇头说：“大夫，你怎么打退堂鼓啊。你来了一年多了，为主席工作有成绩，你解决了他老人家白血球高的问题。调整了安眠药。主席休息得好多了。你应该从大处着想，服从党的需要。你再想一想，医生多得很，做医生做到主席的医生可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了。你要是这么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突然离开了，人家不了解你离开的原因，你也不敢说出这些原因，哪个机关敢要你去工作呢？”
汪的这一席话，确实打动了我。我也看过，凡是从这里调出去的人，即使是“家世清白，工农出身，苦大仇深，一心为党”的人，也到处不受欢迎，其中包括一位毛的前任保健医生②。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才离开一组的。不然谁会离开中南海这个特权集团呢？我离开后，我本身的家庭历史更会启人窦。这可真是骑虎难下，只能象毛说的：“硬起头皮顶住。”
但我踌躇再三。虽然明白前途未卜，仍觉得应该离开，而且越快月好。于是，我向江青说：“我考虑过我自己的情况，我是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和个人政治条件都不适合做主席的医生。最好让阶级出身好的，本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来代替我。”
江问我：“这些情况你同主席讲过没有？”我说：“我自己和家庭的详细情况，我第一天见主席时，就向他说过了。调换工作的要求还没有讲。”江沉吟一刻说：“这件事你不要同主席讲了，我们考虑一下。”
第二天江青叫我去，一见面她要我坐下。她立刻说：“你提的事，我们考虑过了。你自己和你家庭过去的一些政治问题，都是社会现象，都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事，这些不能由你来承担责任。何况汪东兴副部长、罗瑞卿部长和杨尚昆主任都了解，做了审查，有了正式结论。周总理也知道。你还是安心工作吧，以后对任何人，都不要再提这些问题了。”
汪知道这次谈话的结果以后，十分高兴。他说：“到底摸清楚主席的底了。他对你可是不错啊。我说我看人是差不了。你好好干，没错。”
因此我又工作下来，虽然心情并不舒畅。 我感觉到，自此以后，江青对我变得客气起来了。每次去看她，她一定叫护士或卫士给我泡一杯茶，也开始谈论医以外的话题了。她的闲谈的方式和方法，很可能是向毛学来的。谈到一个题目，她总是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探索对方的真实想法，和她所想知道的对方的情况。同时又给对方造成一种不拘形式的和无所孤寂的心情。无可讳言，在这方面她学毛学得相当成功，只是没有毛那么老练。
江青的许多高见只不过是一字不差的重复毛的话。我常常反驳她，但总是适可而止。文化大革命以后，江青将我以前对诗词或小说的看法批为鸳鸯蝴蝶派，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们还在广州。一天上午，江青的护士来叫我，笑嘻嘻地对我说：“江青同志叫你去。有好事啊。”
我走进三号楼大厅，江青正在大厅内看照片。我同她打招呼。江放下照片，笑起来。她说：“大夫，听说你一天到晚出汗啊。”
我很窘。去年从北京随毛出来，正是秋末冬初，我只带了冬天穿的衣服。没有想到在广州住这么久。天气暖，我还着纯毛咔叽衣裤。上衣脱掉，只穿衬衣。室内又没有冷气。因此每天从早到晚出汗不止。我讷讷地说：“没有想到主席在这里住这么久，我没有带夏季衣服。”
江随手指指身边几段衣料说：“你穿得太厚，这几段料子你挑一段，拿出去做。”我嗫嚅地说：“我穿着衬衣可以将就过去。”护士在旁暗暗地扯我的背后衬衫，我明白这意思。我又说：“谢谢你的好意。”江说：“你用不着客气，去做了吧。”她又叫来小岛招待所负责生活服务的老张，让他陪我去做。
我觉得这事出乎意料。平时听叶子龙和李银桥讲，江青十分小气。现在突然对我这么大方，而且又没有考虑到别的工作人员会怎么想，这必然会使我成为众矢之的。
我去找汪东兴，他说：“这几段料子是在广州举行的日本展览会上拿来的。给你一段，你不接受，她会认为你看不起她。你接受了，别人是会嫉妒，你就孤立了，我去替你推辞吧。”
他到江青那里去了一会，回来找到我，对我说：“你收下吧，江青同志很高兴，她说看同志热汗直流，为什么没有同志间的互相关心的感情呢？这可不是收买李大夫啊。”汪随后说：“以后有人说闲话，我来替你说明。”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以后，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们议论起来说：“江青一向是一毛不拔，送给大夫一套料子，可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叶子龙和李银桥便口口相传，说江青对我“好”，这不寻常。我一知道毛也听到这话，当天晚上，就去看毛，告诉他这段料子的事。毛说：“江青送给你衣料，事前我知道。”
毛知道江青不敢乱搞。江青知道这会成为毛不要她的最佳借口。她偶尔会讨好毛身边的人，顶多也只是和男人说说笑而已。
毛最后说：“你是‘君子求其放心’吧”这事便落了幕。
注释
①毛的裁缝是受过法国训练的服装设计师王子卿。他的雷蒙服装店位于北京最繁华的购物街，王府井大街。
②毛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十月的保健医生是王鹤滨。王在延安受过医学训练。王离开这个工作后，前往苏联深造，然后回国在北京医院做了一段时间。毛去世时，王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
14
四月过后，广州已经很热了。毛搬到三号楼大厅内。为了降低室内温度，厅内放了五个大桶，每天运来人造冰放在桶内。我的睡房用一支电风扇，吹的风都是热的。
蚊子又多，不放帐子，咬得凶。放下帐子，就更加闷了。
为了蚊子太多，毛曾经发脾气，责怪卫士们不打蚊子。李银桥又将责任推到医生护士身上。蚊子会传染疟疾，所以是医生们的责任。
问题是小岛地处珠江三角洲，河汊水塘多，无法彻底灭蚊。广州招待所屋子很高。窗子多，窗帘是三层绒的，里面藏蚊子。入夜后，就出来肆虐。拍打蚊子根本徒劳无功。最后省公安厅派人去香港买了不少DDT，这样才暂时解决了蚊子问题。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都受不了了。他们叫我去劝毛早点回北京。毛说：“我不怕热，还有些事没有办完。再等等。”
我当时听了，猜想一场政治风暴可能正酝酿着要席卷中国。毛离开北京期间，许多中央领导发表了“反冒进”的言论，《人民日报》社论更主张工农生产应稳定渐进①。中国人民当时和我一样，不清楚这些高级领导抨击“冒进”其实就是在批评毛。坚持农村迅速合作化的主张是毛提出来的。
过了两天，罗瑞卿、汪东兴叫我去，问我珠江水干净不干净。我一下子摸不清头脑，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回答。汪解释说：“主席叫罗部长和我去谈过了，他要在珠江、湘江、长江游水。陶铸同志说珠江水脏，王任重同志说长江太大，有风浪旋涡，不可游。我们都不主张游，可是挡不住。你看珠江水脏不脏？”我说：“这里是珠江三角洲，在广州工业区下游。不可能干净，脏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他们问我有什么办法检验，并要我将检验报告尽快做好。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卫士突然来叫我，说：“主席发大脾气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为游水的事。罗部长、汪副部长都在三号楼主席那里。”
我走到三号楼卫士值班室。罗、王二人刚由大厅走出来。两人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汪尴尬地笑着对我说：“不要化验珠江水了，主席马上要在珠江里游水了。”
这时毛走出三号楼，上身披一件白色绸睡袍，穿一条白绸短裤，赤脚穿一双旧皮拖鞋，甩开两臂大步走上码头旁的游艇。陶铸、王任重、杨尚昆都随后上了船。我也立即跑过去。
罗和汪，陶和王，都身负保护毛的安全责任。出于保护毛的安全，他们不赞成，毛在江中游水。但毛仍一意孤行，非游不可。
游艇向上游驶去，不久便停驶。附在艇旁的四支舢板都分别解缆，排列在游艇两旁。毛走下游艇舷上挂着的悬梯。罗、陶、王、杨一一下水。一中队的队员下水后，将毛围成一圈。因事出突然，只有毛穿着游泳裤，我们全只穿内裤下水。
这里的江面大约一百多米宽。水流缓慢，水可真脏，水色污浊，偶尔有粪便从身旁流过。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松弛，两腿微曲，仿佛睡在沙发上。他随水流漂浮，只有时用手臂打水，或摆动两腿。
毛见我游得很用力，他叫我游到他旁边说：“身体要放松，手脚不要经常划动，只在变换位置时，划动一两下，这样既省力又持久。你试试看。”我试了试，不得要领。毛又说：“你大概怕沉下去，不怕就不会沉。越怕越紧张就要沉。”杨尚昆和王任重都前后游着，他们很快学会了这种游法。我是练了多次才能在水上飘浮，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将近两小时，将近二十几华里。回到游艇，冲洗了身体。江青在艇上等着，大家在一起吃饭。
饭中，毛十分高兴，好象打赢了一场仗。他转头对罗瑞卿说：“你们说，李大夫讲这水太脏。”我说：“是的，我旁边就漂着大粪。”毛笑得合不拢嘴说：“照你们医生的标准，人都活不下去了。生物除了太阳是热力总供应者以外，离不开空气、水、土。这三样就那么纯，那么干净，我不相信，没有纯空气、纯水、纯土，里面总有杂质，就是你说的脏。鱼要是养在蒸馏水里，能活多久？”我默然无以应。这明明是无理搅三分，但是要用几句话说明干净与脏的概念，是很难办到的。
晚上在三号楼，我去看他。他讲：“我要在珠江、湘江、长江三江游水。罗瑞卿、汪东兴说，三条江都不能游。今天游了珠江。罗和汪就说，长江浪大，旋涡大，掉进去，捞不上来。陶铸说，不要在珠江游。我说能不能在湘江游。他不吭气。王任重说，不要在长江游，我说能不能在珠江湘江游，他却说可以。”
众人会有这些分歧是管辖范围内的责任问题。罗和汪总理毛的安全工作，不希望他在任何一条江中游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自然不要毛在珠江游水。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则对毛的长江游水提心吊胆。
毛气呼呼的又说：“我说不要你们这样的保卫。你们没有底，我有底。我派韩庆余和孙勇到长江去试游，回来向我报告。”韩庆余是一中队队长，孙勇是警卫科科长，两人的泳技都不错。游长江真的是非常冒险。长江水流湍急，旋涡大，连船都很难行走。从来没有人试游长江，毛是第一个要游水横渡长江的人。
大约过了十来天，韩庆余和孙勇从武汉回来了。韩、孙二人都说，长江可不比珠江，要卷进去，真捞不出来。而且还有日本血吸虫病。罗向王说：“你向主席报告吧。”王摇着手说：“还是让他们两人讲比较好，我说不能游，主席还会不相信。”罗对着韩、孙二人说：“你们可要讲真正情况，不能顺着说。”二人唯唯说是。
我们一起去见毛。
很紧张，是山东人，说话不清楚。毛打断韩的话，说：“你不要讲了，我问你回答。”这下韩更紧张了。毛问：“江宽不宽，大不大？”韩点头说：“宽大。”毛问：“旋涡多不多？”韩说：“多。”毛问：“掉进去，捞得出来吗？”韩连连摇头说：“这可捞不出来。”毛问：“不能游吧？”韩点头说：“可不能游。”毛拍着茶几说：“我看你就没有下去，你还做我的一中队队长呢，你给我滚蛋。”我看韩的脸都吓白了，他站着未动。毛又吼道：“你给我滚蛋。”韩倒着退了出去。这时室内空气似乎凝结住了。
毛回头转向孙勇说：“你说说情况。”我看孙好象胸有成竹，不慌不忙说：“主席，可以游。”孙刚说完这三个字，毛就微微一笑。孙勇接着又要说，刚一张嘴，毛就说：“有那句话就够了，不要多说了。你好好做准备。” 孙退出来到值班室。汪责问孙：“你怎么这样回答，事先不是说好了要如实讲吗？”孙胀红了脸说：“汪部长，你看见老韩了吧，我要照他那样说，我也要滚蛋了，这有什么办法。”韩嘟囔着说：“这不是把我卖了？”汪安慰他说：“怕什么，你是共产党员，党了解你。”但韩庆余自从这次游水事件后，调离一中队。
一九五六年，由广州乘专列到长沙。毛准备游他故乡的湘江。这时长沙的气温已到摄氏四十几度。住下后的第二天游了湘江。
湘江正在涨水。江面足有二、三百米宽，水流急湍。从岸上走到江边，有一段砂砾地。地一天下水前，在江边行走，跟在毛身后不远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祥，突然被水蛇咬了一口。大家骚动了起来，有人叫道：“快送他去医院。”
毛毫无反应。但罗、汪和整个警卫人员都紧张起来，一齐围到毛的身旁。罗问我带没有带防治蛇咬药，我说带了。罗并不是为李祥问这句话，而我也不能替李厅长急救，因为我只负责毛的保健。
罗又说：“为什么警戒布置，事先不将岸边都仔细看看。”我说：“我听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说，原来布置在岳麓山对面下江，谁知主席临时要停车，走下来了。”汪接着说：“主席不肯听别人的安排，他要干的事谁也别想拦住，以后定这么一条，凡是游水，沿江上下十里都要彻底调查。”
下水以后，水势很急，毛仍然用他的姿势漂着，慢慢游向江心。湘江当中有一小岛，就是橘子洲。毛游到橘子洲上了岸，巡逻艇随即靠岸。随从递给他袍子、拖鞋和香烟。我们赤足上岸，只穿着游泳裤。
小岛上破破烂烂几座小茅房，根本没有橘子树。毛走到一间破屋前，正有一位穿着补锭衣服的老太婆，坐在屋前缝补衣服。毛坐下来，吸着烟，谈了起来。毛问：“日子过得怎样？”那老太婆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毛主席，自顾自补着衣服。毛又问了一次。她勉强说：“马马虎虎。”她根本未抬眼瞧毛一眼。
有不少小孩和大人围了上来。毛谈起他年轻时常游来橘子洲的往事。那时岛上就已是一片荒芜。
我们后来一九五九年六月又回来时，橘子洲变得毫无人烟。原来毛突然在橘子洲上岸，把当地的公安厅搞得胆战心惊。在毛走后，公安厅和军区派出一队士兵，去岛上清除“坏分子”，迁走所有的居民。公安厅在岛上种满了茂密的橘子树，秋天橘花盛开，整个岛成了花团锦簇的大花园。我问李祥那个老太婆到哪里去了。李推说他不知道。我想李一定知道，只是不想说实话而已。
第三天游湘江，又发生了一件没有想到的事。大家正顺流下浮时，韩庆余忽然大叫：“不要到这边来。”原来湘江没有涨水前，江边挖了一些储粪池，江水一涨，淹没了粪池，老韩不知道，游进一个粪池中间，弄了一身大粪，大家放声大笑。
晚上我向毛说：“这样游水很安全，可是大粪池到底有些……”我话没有说完，毛大笑说：“湘江太窄，游长江去。”
过没几个小时，我们便坐上了往武汉的专列。
王任重为了游水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仍住在东湖招待所。王抽了一条渡江的“东方红号”轮船专用来搭乘人员。甲板宽阔，船舱里有床，可以睡卧休息。一个小盥洗室可以洗澡。毛、其他领导、毛的卫士及当地警卫一起在一座工厂内登上轮船。厂内原有的工人全被驱离，里面满满都是警卫。轮船拖带了八条木船，另有四艘小汽艇往来巡逻。
船到江心，也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的地方，毛从舷梯走下水去。大家纷纷下水。一中队队员有四十多名，在毛周围游成一个圆圈。
我走下舷梯，两手刚松开梯栏，水流立刻将我下冲，瞬息下漂有四五十米，根本不需要划游，只要保持身体平衡，自然就迅猛顺流而下，既没有波浪，也没有旋涡。在水中感觉水很宁静，炽烈的太阳正在头顶。身上似乎融合在水里，感到无限轻松。
我在游水的人群中，听到轮船上许多人大声喊叫。我抬起头，看到许多小木船纷纷划近距轮船大约一百米处，一些水手从船上跳下水去。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游在毛的旁边，毛问我船上有什么事，我又问身边的人，大家都莫名奇妙。
等到游完回到轮船，才知道是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大家下水时，他踌躇不决，等大家游远，他才决心下水。他入水后，水急下冲，他慌了，喝了几口水，等到木船上的人们将他拉到船上，他已经是筋疲力竭了。
这次游水向下漂流一个小时后，罗瑞卿、汪东兴在轮船上叫我，招呼我说：“你同主席讲一下，已经游了一个小时了。”我游到毛身旁告诉了他，毛说：“长江并不可怕吧！”我说：“这样游法，是不可怕。”毛说：“看起来，再困难再危险的事，只要做好准备，就不可怕。不准备好，容易做的事，也会出问题。”
我想他不只在指游水一事，也在影射政治。两小时过去了，罗、汪又叫我向毛打招呼，并且又说：“王任重书记说再下去就是血吸虫疫水区。”毛闪闪眼说：“什么疫水区，还不是想让我上去。”我说：“两个小时也差不多了。有的人来以前没有吃饭，游这么久，饿得也够受了。”毛说：“那好，上去吃饭。”
轮船缓慢驶入人丛，毛由舷梯向上攀去。我问了当地的水手游了多远，他说足有四、五十里，还说：“像这样在水上漂着游法，还是第一次，越游越冷。”杨尚昆游近舷梯，对我说：“这不是游水，是在水上飘流，倒是不用费力气。”
毛上船后领导们都松了口气。汪东兴先前特别紧张。他后来同我说：“这次游江是没有出什么事，如果像陈再道那样，喝几口水，我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了？”
孙勇也同我讲：“我说可以游长江，真是捏一把汗。如果主席游水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命不还是要送进去。”
在轮船上，毛十分高兴，菜摆上来了，毛说大家一起吃。王任重给毛斟一杯酒说：“主席喝一杯驱驱寒气。”毛哈哈大笑说：“这么热的天，有什么寒气。酒可以喝一点。大家都喝一点吧。”说完，他喝了一口酒，又说：“陈再道同志，你倒是应该驱驱寒气。人应该顺潮流而动，你怎么逆潮流而动呢？”陈咧嘴，吃吃半天，说不出话来。
王任重得意地说：“主席啊！我们跟你这么多年，就是不知道主席游水游得这么好。像主席这样有魄力，我想到主席年轻时说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真是这样，今天一游，其乐无穷。同主席在一起，真是受到教益，主席今后多批评教育我们。”
罗瑞卿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在主席教育下，仍旧是教而不化。我可不像主席说的，有些人是花岗石脑筋，一定改。”
汪东兴说：“主席，我们该检讨，只想到安全，不想到游长江给全国的影响多大，全国会从这事上，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做前人不敢做的事。”
毛真是高兴极了，说：“你们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事情就怕认真对待。你们要记住，任何你们不熟悉的事，不要一上来就反对，反对不成又犹疑，就是不认真准备。王任重同志由不赞成，转变到积极准备行动，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江青是最后说话的。江青开始也一再反对江中游水。后来看毛为了游水发脾气，江青才冷冷地说：“游水有什么可怕，这些人吓得似乎天塌地陷。在广州你们不赞成游水的时候，我就同你们不一样，我是游水上的促进派。”
以后毛常讲：“只有江青完全赞成我。”
我侧眼旁观这些共党领导同志。我想起有一天毛同我谈论时说：“他们是向我争宠。他们对我是好的。我有用他们的地方。”我很难想象在这么伟大人物的身旁，竟都是些阿谀奉承的人。毛究竟要他们有什么用处？
这些人不只是在奉承毛的游水功夫，也在阿谀毛的政治能力。毛为中国画下的未来蓝图，规模宏大，大胆冒险；毛坚持中国必须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此立场与其他中央领导的小心谨慎成为对立的状态。毛说“不熟悉的事，不要一上来就反对”，便是在批评北京的那些保守派。毛认为在农村合作社化和城市经济重建两事上所遭遇的难题，完全来自于“不认真准备”，而不是毛所倡导的改革政策本身的错误。在三江游水，再困难、再危险、只要做好准备就不可怕；同理，中国若勇于大胆改变其经济和社会总结构，便能重振雄风，荣登国际舞台。如果中央领导们不支持毛这个远大的计划，陶铸和王任重这些地方首长会愿意跟随毛的脚步。毛常说，在北京住久了，头脑空虚，像工厂没有了原材料；到外地走一走，原材料就来了。
毛一九五六年夏季的巡行，打了一场大胜仗。
毛用他游水的方式统治中国–毛坚持实行一些前所未有，猛进危险的政策来改造中国，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此时在一九五六年六月，毛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腹案还未完全成形。但在武汉，毛第一次游长江后，我开始模糊地察觉到毛心中乌托邦天堂的冰山一角。
我在武汉时，随毛会见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林提出在长江的三峡下流修建系列水坝，以引流分洪，避免水灾。毛说，要在三峡修成大坝岂不一劳永逸。林即表示，这才是彻底解决长江水灾的办法。于是三峡大坝的修建就这样定下来。林是老干部，不是科学家或工程师。我个人觉得，三峡的改建须经过精确的计算，这庞大的筑坝工程的结果也难以掌握和预料。但毛很热衷这个规划。毛对我说：“将来三峡就没有了，成了一个大水库。”
在当晚毛写了一首词，即《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墙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②以后毛对我说：“这词中的两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有人说我引的孔老夫子的话，表示忆古抚今，流露出的心情与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差的多，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孔夫子在这两句话下面，还有一句，”不舍昼夜“？大江奔流，不能不给人一种奋发进取的精神，怎么会给人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呢？《禹贡》上说，大禹疏通九江。大禹有无其人，还有争论，大禹不可能开通三峡。但自古传下来的大禹的故事很多，这些确是积极进取，很鼓舞人心的。”他又讲：‘高峡出平湖’一句是林一山他们的话，还是恩来同我谈起这一设想。我是没有把握，这才请他们来谈谈，他们计划在巫峡筑坝，引水到华北、西北广大缺水地区。也有人提出来，这一来，四川境内长江水位提高太大，重庆朝大门码头只剩下两级石阶，重庆以下的农田全部要淹没，我是很想追溯黄河、长江而上，探河源之源。常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是到了黄河心不死。“北京中央领导的”风吹浪打“挡不住毛的英发气势。就像秦始皇修理万里长城，毛要为自己留下一个不朽的巨大纪念碑–那就是长江三峡大坝。不久后，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了三峡大坝的规划。他们知道毛对大坝的梦想，异口同声地向毛保证此工程行得通。我想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不会如此草率便赞成这个规划。果然，后来国务院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属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诚实地表达了他们的保留看法。但这项规划仍在毛死后十五年，一九九二年四月通过。第二天和第三天毛都到江中游水。毛在长江下了三次水后，突然决定要回北京。那时正是七月。我对毛的政治战争毫无留意，也从不主动探问。毛的医疗保健才是我的责任。我是从毛和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田是我的朋友)口中、党文件中，一点点拼凑出当时正横扫全国的巨大变动。我深知等我们回北京后，我便难再置身度外。
注释
①在毛的鞭策下，一九五七年中国将粮、钢年产量指标拔高：粮产量预计将从三亿吨增到五亿吨，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到三千万吨。与一九八四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秋收(粮产量只有四亿吨)相较，毛的计划显然是”冒进“。钢产量则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达到三千万吨。②这首诗实际上是毛对中央其他领导提出”反冒进“批评的回音。
15
回北京后，毛更加信任我，考虑要我当他的秘书。有一天毛与我谈话时说：“我没有病，你的事不多。我看你还不错，你做我的秘书，再干点医以外的事。”我会做类似林克的工作，毛要我除了读读“参考消息”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
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当秘书可就会卷进政治的是非旋涡里去了。我不想卷入其中。汪东兴劝我接受。但我考虑，当医生已经处在“受嫉”的地位，再兼上秘书，就要成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了。做医疗工作已经是十分艰难，怎么自投罗网，兼上秘书呢？
我跟毛说：“政治上我不行，不如林克。我还是干医生，这方面我在行。”
一九五六年去北戴河前，毛叫我把两个儿子带去。
我说：“小的太小，大的太顽皮。而且北戴河都是首长，我带孩子可不好。”毛咧嘴一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么谨小慎微，怪不得江青说你为人太拘谨。别人能带孩子去，李敏、李讷和远新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带孩子去？”
我在卫士值班室见到叶子龙和李银桥，告诉他们毛的话。两个人都显得那么别扭，叶说了一句：“你就带嘛。”我觉得不妙，赶紧到汪东兴宿舍，将这事的原委告诉他。
汪沉思了一会说：“这事还得照主席的话办。不过，你带孩子影响太大，工作人员不许带孩子。你到保健局，他们派医务人员到北戴河值班。你告诉他们，主席让你带孩子去，我的意见让他们带去。这样，警卫局的人没有话可说，也免得我为难，不至于抱怨我。”
我那时的领导上是汪东兴的警卫局和中央保健局。由于大部份的领导人夏天都去北戴河避暑，保健局也派人随行在那设立一个门诊部。保健局里答应替我把我六岁的大孩子李重带到海滨。小儿子在北京由娴和我母亲带着。
走前，江青要汪东兴转告我，想请我给李敏(毛与贺子珍生的女儿，当年十九岁)补习数学。李敏小的时候在苏联的中国幼儿院长大，没有受到完善的教育，人却是很朴实忠厚，十分有礼貌。一九五六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数学、物理和化学，特别是数学跟不上。汪东兴帮我答应了下来。
我也没有异议，但江青还有别的要求。江青知道慎娴的英文好，想请她教李讷学英语。汪也答应了。
我一听不由得吃惊。教李敏数学不难相处。但李讷对人欠缺礼貌，慎娴恐怕没有能力教她。 汪东兴一再怂恿我答应。他说：“我已经答应江青同志了，你可不能不同意。”
那时娴已经由她老师安排在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工作，常得陪同外宾到外地参观。
我坚决地说：“吴慎娴工作太忙。她不是党员，出入主席的家，很不合适。加上她家庭出身是地主，兄弟姊妹在台湾，这些都是大问题。”汪又说：“罗部长可是也同意了。而且经过保卫处审查，你说的这些都不成问题。”
我仍然不同意，我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已经够困难了，不能再把吴慎娴也派来工作，这样更不好相处。”汪很不高兴了，说：“你不相信组织领导吗？罗部长和我都同意，你就是不同意。你这不是使我们为难？”我说：“我不是使你们为难。这事干不得。江青是翻脸不认人的人，李讷性情别扭了一点，再加上叶子龙、李银桥这些人，平常没有事还要惹是生非。吴慎娴是个很纯朴的人，她应付不了一组这么复杂的认识关系，来了会引起大麻烦。”
汪这时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算了，我找吴慎娴谈，你不要管了。你叫她到我这里来。”我看到事情已经要弄僵了，说：“我叫她来。”我赶紧回去，将大体情况告诉了娴。说：“你现在到汪部长那里去谈话，你不能答应教李讷英语，你强调工作太忙，每天下班回来太晚，决不要松口。”娴匆匆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娴回来了。看她脸色和缓，我放了一大半心，问她谈得怎么样。
她说：“谈得很好，我将目前的工作情况告诉汪部长，特别时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还要陪同到外地参观，时间上保证不了给李讷上课。”我完全放心了，说：“你倒是会讲话，汪部长怎么说？”娴说：“他仔细听我讲完，他说这倒是不好办，以后再商量吧。”我就回来了。
第二天江青又找我谈，她说：“你爱人这么忙啊。”我说：“是忙，特别是来访问的外宾多，常常回来很晚。”江点点头说：“教英语的事以后再商量。那么，你可以教李敏了？”我说：“可以，每天两小时。”
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我与毛坐专列前往北戴河，毛和江住在八号楼。李敏、李讷和毛新远住在张家大楼，据说这原属于张学良家的别墅。我和林克，住在八号楼后面的十号楼。
北戴河景观迷人。我和慎娴在一九五四年夏天曾经到这里休假一星期。没想到那是我们往后二十余年中唯一的假期。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北戴河原是渤海湾的一个小渔村，满清末年英国人经营唐山开滦煤矿，发现了这个小渔村，便修了避暑游场，盖了些别墅，此后中国的豪门大吏也修了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些都收归国有，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暑期活动地。在海滨迤东一带开设了商店和饭馆，成了一个很繁华的市镇。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经过这里。英国人盖的红砖别墅四周长满了常绿植物。红房绿荫与蓝天白云相映生辉。海面无边无际，海天迷茫，蓝中微微闪出银灰色亮光。渔夫告诉我，那亮光表示有带鱼群出没。
前次慎娴与我来北戴河时，我们总在凌晨二、三点落潮时分，到沙滩上捡海鲜和海螺壳。四点时，渔夫聚集叫卖，我们顺便买当日的食物回去。此地的蟹蚌非常美味，但慎娴与我偏爱比目鱼。
一九五六年离开酷暑中的北京，觉得北戴河真是清爽宜人。海风拂面，微咸而湿润。别墅前的砂砾海滩向东西各延伸七里，偶尔有一两叶白帆浮沉在波光涛影中。
住处周围都是树林和灌木丛。门前两旁有四棵李子树，到八月都结了实。每个李子有鸡蛋大，皮紫红色，肉瓤深黄，味香甜，随手摘食，满嘴清洌。这是在北京无论如何买不到的水果。每当雨后的清晨，我们到松林中采松蘑，这种松蘑大而香，似乎充满了松林中的清凉松香气。两三个小时往往可以摘到一两斤，拿回来，交给厨房，加上虾米，可以煮成鲜美的清汤。毛对汤素无兴趣，但江青却极爱好。
日子过得既有生气，而又闲散。平时晚上有电影，映些国内外新发行的影片。每星期三、六晚上在浴场大厅有舞会，厅外的大阳台也成了舞池，这是为毛准备的，刘少奇、朱德有时也来。我每天上午两个小时给李敏补习数学。下午随毛和三、四十个办公厅人员和一中队队员到海滨休息游浴，警卫在离岸约两千米的海面上，放置一张有一间屋子大小的平台，四周用铁锚定住。毛首先游到这里，休息一度再游回去。
七月底八月初，常有暴风雨，乌云低低压在海面上，即使在这样的天气，毛也去游过两次。汪东兴与罗瑞卿劝阻无效。我也游过。风浪太大，在水中奋力漂浮。有时候觉着游出去很远了，可游来游去实际没有超过沙滩地，不过是随浪沉浮。一个大浪将人似乎推向云端。浪退下去，人又似乎沉入海堤。狂风夹着海水，在耳中咆哮，呼吸间两肺翕张，好象无限地膨胀起来。
象这样地游过以后，毛往往问我：“你觉不觉得在大风浪中搏斗的乐趣？”我说：“以前没有体验过。”毛说：“平常说乘风破浪，不就是这样吗？”
海里多鲨，一中队在平台外围了安全网防止鲨鱼游入。有时警卫们捕获鲨鱼，他们想这可以使毛打消游太远的念头。汪东兴清楚，越是劝毛别往远处游，毛越会去冒险，于是将鲨鱼在浴场外展示，这比劝阻有效多了。毛常在浴场休息室看文件，与领导同志谈话，傍晚回八号楼。
这个暑期，李重真是高兴。一夏天晒得又红又壮。他同一中队的队员们已经混熟，常同他们一起去游水，晚上去看电影。李敏很喜欢他，常带他去玩。他很懂事，晚上我回来的很晚，他在睡前总是将我的床整理好，将换下的衣服也洗干净晾起来。
其他领导也在北戴河，但常见的只有刘少奇和朱德。其他的领导人感到毛这里太拘束，他们大多去东山国务院管辖的浴场舞场游水或跳舞。他们很少来找毛，我也从未去拜访他们。毛要求一组的人只效忠于他，如果我们和别的领导人走得太近，毛会怀疑我们要“通风报信”。
朱德偶尔到毛的休息室和毛谈谈。朱不会游水，常带一个救生圈在水中漂游。朱喜欢下象棋，没有对手时，我的孩子李重常和他对局。朱对我非常客气。朱每次见到我，总要问毛休息得好不好。
刘少奇也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是精神矍铄。他身材细长，背微驼。一般在下午三、四点以后游水。刘那时是毛的钦定接班人，主管国内事务，为人拘谨庄严而小心谨慎。毛和刘公事往来密切，但在北京时也很少见面，只有公文的批阅往返。
党中央缮好文件，先呈送刘少奇批阅，刘看好后就送往机要室，最后才送到毛那。
毛加注他的看法，公文在辗转送到刘那去执行。
刘的最后一任妻子王光美常常陪他①。王那时大约三十几岁，头发黑而浓，脸微长，门齿微露。毛在的时候，王总是很热情地走来看望，也常陪毛游到海内平台。
每当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江青坐在阳台上，一脸的不耐烦和不高兴。江不会游水。最多只在沙滩旁近海处“泡一泡”。她每次下水都穿上橡皮软鞋，因为她右足有六个足趾，不愿意别人看到。
刘的前后好几位妻子给他生了不少孩子。刘的第二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儿刘涛那年夏天也在北戴河。刘涛很纯真活跃，那时大约已是十六、七岁的姑娘了。她常同毛一起游向远处，晚舞会也常请毛跳舞。毛对刘涛一直很中规中矩。但江青对刘涛的开放活泼作风，又嫉又恨。
江青常常发怒，我吃足了伺候她的苦头。没想到十年后，她压抑的嫉妒和不安全感全爆发出来，一心一意将刘家人逼于绝境。
毛和刘对刘所扮演的角色看法很不相同。毛觉得他是至高无上的领导，刘少奇不过是在他的御杖下工作的人。刘则自觉和毛平起平坐，为治理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一九五六年是毛刘关系的转折点。我和毛的关系受到重大打击之后，我才间接察觉到这一微妙的情势。
注释：①有些资料来源显示王光美是刘的第五任妻子。我们只能确定她是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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