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国民战前是怎样反日的？
我们的国民在战前的反日历史，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完全地收录在我的新书《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中。作为介绍，现选录一些片段如下。
早在1913年的时候，中国的小学教科书里面，就有极端反日的内容。当年，上海会文堂出版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有如下的字眼：
“彼区区之岛国，犹时存一席卷神州之野心者，异日，吾国自强，将粪除彼土，以为吾族之公园而已。呜呼，可以兴矣，黄炎祖宗，实式凭之”。
这段课文大概的意思就是：“中国人要象打扫粪土一样，灭了日本，并且将日本建设为中国的一个公园。”
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弱国，在小学教科书里面教育小朋友要
“把日本象一坨屎一样灭掉”，而且还要把日本
“变成中国的一个公园”，这确实令日本方面是又生气、又惊讶。1914年9月26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就这本教科书的问题，向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汤化龙提交了一份外交抗议书。北洋政府后来对这本教科书进行了整改，平息了这次外交纠纷。
一个国家，在小学教科书里面，教育自己的小学生立志“灭”了邻国，这种教育，是不是有待商榷？读者自己不妨可以掂量掂量。
反日的另一种形式是抵制日本开设领事馆。
1927年4月25日，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县，因为抗议日本在该县设置领事馆，临江师中全校师生罢课，并举行了游行示威，并打出了以下的口号：“反对日本在临江设置领事馆”、“保卫国家主权”、“打倒田中内阁”、“取消满蒙政策”、“不要五分钟热血”、“同胞快醒”、“坚持到底”。
当时，有一个名叫“王作昆”的中国人将房子租给了日本人、拟作日本领事馆之用，被学生们将房子给拆除了、夷为平地。 这和后世的砸车事件，是何等的相似。
在这场运动中，有些国民趁势发动柳河县人民不卖给日本侨民米面和粮食，日本侨民在那段时间里，只好靠吃饼干度日。
在国民的抗议之下，1928年8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撤销日本领事馆临江分馆的设置计划。”
除此之外，还有向日本侨民中小学生扔石头的。这种情形，尤其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带的日本中小学生之中，比较常见。
抵制日货，当然也是重要的手段。1931年7月30日，长春市北门外的“福文印刷所”印制了一批内容如下的反日宣传单：“不买日本货物，不卖东西给日本人，不帮助日本人的事业。在24小时内，抄写本传单10份以上进行散发。”
再如，“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上海有一些米店拒绝出售大米给日本侨民。为了此事，日本驻上海领事村井，找了当时的国民党要员张群去投诉。张群对他说：“不卖大米给日本侨民，不太合适，我去劝止一下。但是，也请村井你告诉日本侨民，不要挑衅，不要闹事。”
1932年春，国军将领杨虎城，在陕西抓到三个间谍，他们分别是美国人艾克佛、瑞典人多福寿、以及日本人小泉浩太。同时，杨虎城也查获有测绘的地图等物。杨虎城害怕这三个人押解到南京之后，会被蒋介石释放。于是，杨虎城把这三个人全部都给处决了。这件事，引起了日、美、瑞三国代表联合来到西安抗议。
1932年9月15日，东北义勇军袭击了位于辽宁抚顺的一个日本煤矿。当地的成年日本侨民组织了抵抗。在小规模的战斗之后，日本侨民和煤矿的工作人员，被打死五名、打伤四名。其中一个日本老太太姓“大泷”的，也死于这次事件。
次日，即9月16日，日军抚顺守备队在平顶山附近的中国农村居民家中，搜查到了日本侨民在前一日遭受袭击时所丢失的物品若干。这支守备队就对平顶山居民不分老幼地开展了大屠杀。一共杀死了3000人左右（一说700人）。这就是史称“平顶山惨案”的经过。
1934年4月23日，蒋介石在江西抚州‘扩大紀念周’上发表讲话，说：“十年后，可將日本人逐出东北，而且，还要收復朝鮮和台湾。”
1935年11月9日。上海窦乐安路。当时的中华民国，与日本艰难地维持着表面上的友好。与国军第十九路军有关系的广东人杨文道，指挥同党叶海生，用手枪将在路上散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中山秀雄杀死。事后，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和非难。1936年底，行凶的两人被租界法院逮捕、并判处死刑。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两人又被国府特赦、免死了。
1936年8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这一天，爆发了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反日大游行。有四名日本记者被游行的示威民众当街殴打。其中，“深川经二”
和
“渡边洸三郎”
被当场打死；另外两名，则被打成重伤。日本政府随即对中国政府提出了外交抗议、并要求国府惩办凶手。当时四川当局，从监狱里拉出来了两个贩毒的死囚、对日本人说
“他们就是凶手”，然后对两人处决了事。事后有资料表明：这次成都群众的游行示威运动，是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湘策划的，因为，他不满南京国府批准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可是，张曙时却撰写回忆文章，承认了自己策划这次事件的事实。
1936年9月3日，广西北海。日本人中野顺三开办的
“丸一药行”。中野顺三因为从事情报收集活动，被第十九路军的相关人员当场杀死。事发之后，日本政府又对中方提出了外交抗议。蒋介石立即派人到北海去开展调查。北海的青年们随即举行集会、抗议国府的
“亲日外交”。后来，本案以中国政府向日本家属赔偿三万元抚恤金而告结。
1936年9月19日，汉口日本租界。日本警察吉冈庭二被杀。
1936年9月23日午后。上海公共租界，海宁路。日本海军士兵田港朝光、八幡良胤、出利叶义三人，在路边遭到四至五名中国人的枪杀。其中田港朝光当场死亡，其他两名受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立即向上海租界工部局和上海市政府报案、要求查凶。蒋介石命令何应钦部队立即进入紧急备战状态、以防万一。
因为“九一八事变”而激起的反日运动，此起彼伏。这一类事件，在“通州事件”中，达到了高潮。前文交代过，“九一八事变”以及伪“满洲国”建国之后，关东军为了防范中国国军收复东北、而起用了汉奸殷汝耕建立了一个名叫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的政权、以作为夹在满洲国和中华民国中间的缓冲地带。可是，日本人搬起这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军队造反了、杀死了许多当地的日本侨民。这个史称“通州事件”的事情，其经过是这样的。
1937年7月27日，时间正值笔者于前文所说的七月河北省中、日两军之间乒乒乓乓打仗的时候。当天，日本空军轰炸中国国军第29军的时候、不慎将炮弹扔到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属下的
“通州保安队第一总队”
的军营里、并当场炸死了好几名保安队员。
事情发生之后，日军立即派了代表到了通州保安队，又道歉，又慰问，说：“那只是一起事故，我们不是故意的。”
可是，没有人相信。通州保安队的士兵们长久积聚的反日怒火，就要爆发了。其中，通州保安队第一总队的队长张庆余、张砚田作出了决定：造反！
7月29日，通州保安队第一总队袭击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长官公署（即殷汝耕的办公楼）、抓捕了殷汝耕（笔者注：殷汝耕后来逃脱了）。然后呢，保安队攻击了当地的日军守备队、并将其全部消灭。然后，保安队又开始对当地的日本侨民开展大屠杀，一共杀死了235名日本侨民，其中包含有妇女、老人和儿童。中方的资料，对于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见日本人就杀掉……依据搜到的日本居留民名册，搜杀日本官员和侨商、浪人，起义枪声一响，起义部队遇到日本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杀掉……事后电报南京，南京予以起义部队嘉奖,……”
7月30日下午，闻讯赶来的附近的日军、和从天津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先后到达。通州保安队第一总队的官兵们，见寡不敌众，遂转向门头沟方向、与中国国军第29军会合去了。
事后逃生的亲历者、日本侨民安藤利男，这样回忆了他目睹的
“通州事件”
的经过：
“……（7月29日）天刚蒙蒙亮，叛乱的（通州）保安队员，就把所有（通州日本旅馆的）旅客和旅馆工作人员绑走，就象串念珠一样、一根绳子捆十个人、拉往枪决的地点，等到同样被绑来的日本侨民大约一百个人左右都来齐了，才一块儿用机关枪扫射……”
事后，蒋介石向通州保安队颁发了奖状。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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