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特别注意，和解进程不能限定在一个狭小的社会阶层中进行。任何和解过程必须建立在深层和广泛的全社会的基础上，不同的阶层利益和价值标准都要发挥作用，并在和解的过程中，创立一种尊重人类差异性和人权的文化——这就是作为暴力文化对立面的一种和平文化。——安德鲁·格瑞比
这几天宋彬彬的道歉成了热门话题，加之前段时间陈小鲁的道歉似乎有一种要掀起对文革错误和罪行的道歉之风。对这样的道歉有没有意义，我想意义是有的，它说明对文革错误已成一种共识，无论左右都通过这种道歉的形式否定了文革的正当性。这似乎是陈、宋等人道歉唯一能看出来的意义。
在我看来，道歉与忏悔不同，虽然两个词都有请求对方原谅的意思，但忏悔更多的是忏悔者自身寻求内心能安的一种感情——获得心灵安宁比获得受害者宽恕的意愿更强烈，而道歉则更多的是出于礼节性的姿态。
我一直对近些年来这种刻意的“文革道歉”有一丝不详的感觉，虽然原因并不特别明白，但心里却直犯嘀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文革就被否定了，当时对文革的定性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记得我当时在上中学，我们写作文的开场白经常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年浩劫……”而结尾常常是“要把被文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为四个现代化奋斗”，云云。“伤痕文学”就是当时文学、艺术、电影的主要内容。前不久央视播放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就是那时的作品，如果今天说播放这类电影就是否定文革的一种姿态，那不更说明当时就已经否定了文革了吗？同样，现在以道歉的形式否定文革的正当性是不是多少有些滑稽呢？
或许是由于受当时的客观环境所限，官方似乎采取了否定但不深究文革问题的方式，而民间也似乎对未来寄予了很大希望，记得当时经常说“向前看”（后来被戏称为“向钱看”）。
实际上，当时以至今天，文革都是负面的形象，人们对文革这个词的用法本身就是对文革的一种否定。问题是，在文革已经被否定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反而要重新面对这个问题。当然，有人会说正是由于对文革的揭批不彻底，对文革的定论留有尾巴，所以文革得以死灰复燃。对于这种说法，我不反对，但这种说法也无法证实，在我眼里还多少有些逃避现实。
我认为，文革问题重新成为问题并不是由于对文革的批评不彻底，而是许多人并未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或者说一些人感到了不公平和失意，比如，国企下岗工人等。这些人，成为牺牲品会产生被抛弃的心理，虽然他们的实际生活比文革期间好得多，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无论相对还是绝对都很不幸。老会使人怀旧，失意会使人消沉，对现实的不满会促使他们从过去找到某种心理平衡，因而有些人从文革中找到了寄托、安慰甚至激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公平的诉求是文革问题重新成为问题的原因，虽然那时候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薄氏不过是利用了这种情绪，然而他就给中国添了那么多麻烦。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一定还另有原因，但这个原因表面看得到，能被人理解。
另外一点，追求真相是否真的是必须的、有益的？如果历史真相令我们无法面对，我们是否一定要找出真相？对此，过去我们一直都是确信无疑的，即真相是和解的前提，人们常说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但这个定论性的观点真的不容质疑吗？
针对这个问题，英国作家安德鲁·瑞格比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里有一段话：
“有一种观点认为，让个人讲述痛苦的往事予以公开承认是医治过去创伤的最好办法。而且，如果这个过程发生在引起往回忆的环境中，人们就应该学会在记忆中生活。这种方法消除集体或民族性苦难记忆，除非这个社会或民族认真面对它过去的痛苦，否则过去的鬼魂将再度缠绕他们，并阻碍未来的发展。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为后代着想的话，作为现在的我们就必须揭开过去的痛苦记忆，否则，我们就会重复导致昨天苦难的同样错误。”
我想这段话在中国一定会有很多支持者，这似乎就是人们寻求真相的原因和感情所系。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安德鲁·格瑞比接着说：“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上述看法，有的人宁愿回避往事，对过去沉默不语。当一切成为往事的时刻，忘却过去的痛苦，继续生活下去，这应该是更好的处理方式。1975年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处理了佛朗哥时期遗留的问题。”
当我们揭露真相可能造成很多人不得不面对一些自己根本无法面对的实事时，揭露真相的正当性就面临挑战。比如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文革参与者在当时又非常多也非常广，如今他们很多都年事已高，社会进步带来的人际交往也越来越难以厘清，这时候以寻找真相的名义去揭开历史的疮疤，难免会出现“有人突然发现在自己的公公婆婆或者岳父岳母也就是自己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原来迫害过人”等尴尬且难以面对的情况。
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依据，在1991年原东德采用了公开档案的方式揭露极权统治时期的真相，这种情况就非常严重。安德鲁·格瑞比说：“公开档案也可能出现使无辜的人遭受痛苦的危险（确实如此），仅仅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证据，大量德国人就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耸人听闻。另外还发生了自杀事件，一些人的生活和人际关系遭到彻底毁坏。”我们中国有着更深厚的复仇文化，同时我们中国人也缺少宽容之心，因此我想，伴随揭露真相的过程会有各种流言蜚语、羞辱和谩骂，甚至暴力冲突，这些情况将会比德国的情况更严重。也许，这几天关于“道歉”的话题及相关讨论，这一情况已经非常令人担忧——人们嘴上说的是要真相，其实心里想着的是清算，或者仅仅是因对现实不满而借机发泄。
如果追求真相的过程会伴随这些问题，那么追求真相也将可能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迫害，由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和利益错综复杂，这种新的迫害难免成为一场灾难。安德鲁·格瑞比在书中引述了前波兰团结工会活动家和思想家亚当·米赫尼克（米奇尼克？）的一段话：“首先清洗昨天的敌人、旧政权的同伙，接着清洗反对党——现在反对复仇思想的人。最后清洗那些拥护者。复仇和怨恨的心里不断膨胀，报复的机器一旦开动就不能停息下来。”表达了这种担心。
在有关真相与和解的问题的思考中，许多人比较喜欢用南非的真相与和解运动作为参考，我个人以前也是一样。但在对这类问题作了较深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南非的经验未必适合我们。由于南非的情况受害者和加害者有着明显的界限，即黑人与白人，而我们国家则没有这一特点，受害者和加害者非但没有明显的区分标识，而且，有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或者同一家庭既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再加上，南非真相与和解运动是在黑人登上政治舞台以后随即展开的，而中国，文革亦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显然，从复杂程度方面看中国的问题要比南非的问题更艰难，也更需要政治智慧，甚至更需要借助时间来治愈创伤。也就是说，暂时搁置对过去的真相追究，把真相留给时间、留给后人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这一点，西班牙的经验也许更值得我们借鉴。
不是要怀疑揭露真相的正义性，而是说如果揭露真相会导致新的伤害的是时候，揭露真相的正义将与回避可能出现的新的伤害的正义产生冲突。如何看待和面对这种冲突并没有一定之规。这一困境却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智慧，同时也挑战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和未来的勇气。
总之，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困难且不可轻易触及的事情，至少我们得有触及这一问题的准备，包括对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应对。
2014年1月18日 星期六
注：本文中引用的安德鲁·格瑞比的话均引自他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翻译：刘成，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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