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萧军日记：延安档案

　　 “延安时代”在中党史上的重要性无庸赘言，而其史料之缺页断篇、真假难辨也颇令人无奈。介绍延安方方面面的书籍文章虽称汗牛充栋，却多属云山雾罩的政治宣传；既如风行一时的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点研究价值的如当年苏联塔斯社延安特派员彼德·符拉吉米洛夫（孙平）、美国“延安观察组”成员等、长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外国人的相关著作，则嫌太“隔”。至于那些到此一游的边区访客，虽有立场比较超然、角度比较个人者，怎奈浮光掠影，失之表浅。文革以后，“延安老人”可以讲话了，回忆文章时见报端，细读仍有隔靴搔痒之感：毕竟，年淹代远，故事的真实度、完整性，不是从“记忆的筛子”遗漏过半；就是被变迁的时代、转变的立场，潜移默化偏离了本来面目。

　　 终于，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在牛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现场实录，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遗漏、断档，纠正了许多偏颇。历史，是人的故事，身为作家的萧军，长于观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记录需要深入，萧军长住边区，与“党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客观需要距离，萧军不是党员，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客人，被“允许”以其个人为一方与中共来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党信条的理想主义，观察中共的政治事业；评人论事，则以深厚、广博的中西古今哲学、社会学、文艺学说为支点。举凡中共历史关键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许多侧面，都可以在这部日记中看到大量生动详实的第一手的资料。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刊出过分日记，这里更全。

　　 延安整风

　　 党史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在“后记”中无奈地叹到：“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延安整风”，曾是中共禁忌的话题。文革中毛泽东本来是笑看“二月逆流”的，只因陈毅以“文革”比拟“延安整风”，致使毛泽东大怒。于是，我们知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其特色，其做法被历次政治运动沿用。后来，针对“延安整风”的揭发、控诉，也都围绕着无端被怀疑、长期受打击的主题。然而，那次整风更深层次的悲剧则鲜为人知—–读了萧军的《延安日记》可知：“党人”大多怯于“坚持真理”、不能“实事求是”。为了解脱困境，他们自我批判不遗余力；一经胁迫即胡供乱咬、诬陷同志朋友……，搅得气更浊水更混。此等行径的直接后果，使党员与党的事业之间离心离德、党员与党员之间仇怨暗结，对于党风和社会风气、行为方式的影响至为深远。

　　 萧军日记中，初始提到“整风运动”正式开展，大约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页数，均出自牛津香港版之《萧军  延安日记1940-1945》）：“文抗在开讨论宗派主义大会，每个人全在发言，说自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他们却不能勇于举出实例来。”响应号召是“党性强”的体现。但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相信党、维护党，党却并不领情。领导整风的“学委会”一看，既然唾面自干，肯定心里有鬼！加码、再干！为严肃气氛，各单位的运动封闭进行（下卷P78）。此举施于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4月9日：参加杨家岭特务反省大会，……这是个特务自白的会，一共五个青年人，一个青年女人。” （下卷P81）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时、康生和刘少奇。（下卷P82）从此，运动进入“肃反”，特务大批涌现，罪行则无奇不有、证据确凿。如工业局长，使边区损失两千多万，政府秘书，借参加舞会绘制王家坪的地图；还有特意来延安熟悉生活习惯和术语的变节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P86）。

　　 在1943年7月27日“抢救结束大会”上，“李富春报告直属十余个机关关于十二天抢救中，共抢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医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会开得热烈而煽情，看似人们以“落水”为荣了：“趁了这机会，他们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愿坦白的条子。……这一千多共产党人中怀着两条心、三条心、半条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敌特分子现身说法的大会经常召开，“日记”时有记述，故事量大且繁、具体而微。特务之所以会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萧军袭来：“陈云给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面连‘同志’两个字全没加”。（下卷P95）却原来，“康生在大会上说有人过去曾替王实味辩护过，招待所的人们就说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会上曾指我为日本特务，并说敢于我对证。”（下卷P459）还“从阅读雪苇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报告，把我，罗烽，舒群全算为‘特务’了，雪苇并肯定我和丁玲组织了反‘党’的活动”。（下卷P564）（后来，雪苇向萧军表示了惭愧—–下卷P571）：“抢救时……全要咬我一口来滋补自己”的还颇有些人，而且都是萧军的东北老乡、朋友、同事。以致一度“去街上买物，据说组织部已经注意了，从此我知道他们对我似乎还在作一种无谓的‘怀疑’和监视”。（下卷P255。按：当年被派去“侦查”萧军的社会部干部、解放后官至边防保卫总局局长的慕丰韵，曾为文专述此事）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至于经过肃反和复查等阶段，延安到底有没有日寇、国民党的派遣特务？有多少敌特？朝野人士好像从来没有具体的交待。倒是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抢救运动”因过于严酷而被毛泽东叫停，并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开大会，向与会的受害者敬礼，还说：你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云云。一路追述“整风运动”的“萧军日记”中相关的记载是这样的：“闫达开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犯的错误报告：1.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2.政治问题的种类：特务、叛徒、自首、党派。……4 .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一贯的。有获得，消灭了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下卷P542）所以，紧接“抢救运动”的是“复审”，又搞了两个阶段，历时经年。其间，还是一样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疯。每个故事都足令人胆寒。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过失态、不妥之举，不敢面对同事、朋友和战友。心里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倾泄，于是纷纷来找未卷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萧军。诸人的诉说给萧军的印象，并非如中央所说：队伍更纯洁、“党人”更坚硬了。“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拍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下卷P657）“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下卷P681）怀着羞愧和愤怒，在延安被“抢救”过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沦陷区就是国统区，不易立足。犹豫间时间来到了，“日军投降”。方才便离开边区，但是他们心里的怨恨并未稍减。此情此景，对理解这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事件中的表现，有所提示。

　　 边区的文化人

　　 篆刻大家陈巨来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琐忆》。其在沪上艺术圈交游广泛，所涉亲知之溥心畬、吴昌硕、吴湖帆、赵叔儒、张大千等等，多为后人敬仰的一时之选。文中内容却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么专门揭人隐私啊？却不知，陈著的史料价值恰在于此，亏他不吝道出了亲历亲见，我们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面、才见真实的他们啊。

　　 《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谈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称“边区文化艺术人物史料大观”。他们是解放后身居各级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协、报社、出版社、大学、剧团……担任要职，构成党和政府文化艺术干部之骨干、具体运作宣传工作。上网一查，人均一部光荣史。如：艾青、丁玲、罗烽、舒群、张仃、陈布文、曾克、黑丁、李又然、朱丹、张仲实、杨松、柳湜、阿甲、魏东明、冯兰瑞、周文、寒十坡、师田手、鲁藜、张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亚明、陈唯实、欧阳山、草明、王匡、苏镜、吴伯萧、陈凡、吴奚如、刘雪苇、何思敬、薛尔、邓泽、张如心、杜谈、王天铎、岳平、赵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刘披云、李一云、石林、徐敬君、徐懋庸、闫达开、杜矢甲、郑律成、金默生、高阳、王大化、塞克、周而复、江丰、王禹夫等等等等。萧军记述了他们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于今来看，弥足珍贵。间或也记录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延安时期，这些“党人”中的大多数年纪还轻，不仅信仰未坚、斗志不强，其为人也还未臻圆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当职务地位，无需装模作样，接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萧军随手描记，我们得以知道这些“党的文艺战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颇有助于认识后来文化艺术领域风云如何变幻、事件如何发展、人物如何作为的部分缘由、原理。略举几例，锥指管窥，以喻一般：

　　 “雪韦原来是那样一个无正义感怯懦的东西！他袒护‘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说一句公正话！庄启东原来是那样一个卑怯的小动物，他竞不敢到洛甫那里给我送个信！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还要从事文艺吗？死亡了吧！”（上卷P28）

　　 “新来的党员草明，她第一关心的是这里的待遇、津贴，接着她就争津贴、多领馒头，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党人们，—-如刘白羽之类—充大作家，装病，进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欧阳山来谈了一些闲话。我回来他又到我的屋子来，提议给我们四人—-艾青、罗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钱，算作《文艺月报》的编辑费，我拒绝了。1、边区无此例。2、我们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赃之嫌。……”（上卷P229）

　　 这样的文化人，对“革命圣地”的态度，也很暧昧。“日记”中基本见不到他们因投身革命而热情、忘我乃至亢奋。常见的是气馁、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心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变得冷酷了。”“作家到这里，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赵文藻告诉我，她初来抗大时，抱着怎样的光明理想，结果她被偷……被欺负……她背地里去流泪，现在她说，她已经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上卷P171）

　　 “夜间作家俱乐部开观摩会，吃了酒。每个人全疯狂了，在地上跳着、叫着、滚着……这是人性和兽性的倾泄！李又然几乎成了狂人，他凄惨地叫了又叫，他因会上遭了凯丰的评论，黑丁底谋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于以个性乖张而不为人们所喜的王实味，这部日记也颇提到了几次。其实，萧军不仅并不认识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颜色。不顾安危地为王实味辩护，完全是打抱不平、对事不对人。

诚然，萧军比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隶属文化艺术圈，军队和机关中人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队伍，参与者中最狂热的部分多为文化者、艺术人，他们的兴奋点较低。这个圈子氛围不过如此，其他单位和部门中人的政治热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儿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