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左右之外，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作者：信力建 

目前，在中国发展的基本思想上，有左右两派之说。大致说来这二者的区别是：在发展动力上，左派崇尚“大公无私”，右派奉行“自我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左派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右派为“邓小平理论”。在奋斗目标上，左派为了天下受压迫的人服务，争取人人平等实行共产主义；右派为了自己奋斗，争取最大的个人利益。反腐方面，左派主张人民监督政府，定期发动群众运动避免领导干部腐败；右派主张以公检法按法律避免腐败。理论基础上，左派为毛泽东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右派为邓小平的“猫论”、“摸河论”、“发展硬道理论”。在对外关系上，左派属于鹰派、强硬派，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右派属于鸽派、韬光派，主张“韬光养晦”、“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总而言之，可以这么说：左派是“举毛泽东旗，反邓小平路”；而右派则是“举邓小平旗，反毛泽东路”。二者水火难容，对立严重。

但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的取径则不同。我们看到，上任之后，一方面他高举毛泽东旗帜：不仅上任不久，他就来到西柏坡寻访毛泽东旧址；而且在2013年12月3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直接了当地表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同时，他还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另一方面，他又坚决主张改革开放，2012年底，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他就强调，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与此同时，在吏治方面，他更是大刀阔斧，以惊人的力度推展新政，他上任才刚满一个月，各项改革措施就像连珠炮般不断出炉，而且政策的力度几近革命。比如，习近平上任后吹响反贪腐号角，雷厉风行清理贪腐案件，在 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通过八项“改进工作作风”，要求官员“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彻底颠覆多年来官员送往迎来的习惯。12月下旬更发布《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要求军人宴会不得饮酒，军委委员不得擅自题字。习近平端出这些具有高度针对性的命令，锐意改革的决心，震撼大陆官场。接着在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的领导班子毫不回避地讨论了现有的经济挑战，提出“六大任务”与“六个必须”。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经济政策的主轴由过去的“求稳”，积极地转向“稳中求进”。过去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宏观调控首要目标是“稳增长”，这个目标在习近平接任才一个月后就正式谢幕，更显示习近平提振经济的意愿。外界因此评价：习近平新政的速度与强度，远远超过外界的预期，十八大会议结束才一个月，习近平就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领域全面推动强势改革，目标明确、力道强悍，从中央到地方一路贯彻，大陆经济改革的前景，自然值得期待。

似乎习近平在走一条跟左派“举毛泽东旗，反邓小平路”与右派则是“举邓小平旗，反毛泽东路”完全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举毛泽东旗，走邓小平路”！客观上讲，这条道路在避免左右打压而又左右逢源方面，的确有其独辟蹊径的意义，而且也的确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条路线指引下，中国在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同时，有希望在经济上完成从人均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突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物质基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之所以能走出这独具特色的第三条道路，是由他作为邓小平之后第三代领导人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我们不妨稍作回溯。

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是所谓“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君师合一，董事长总经理合一的全能领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角色，是一个朕即国家的角色。整个国家没有谁能对他有所监督有所制约。到第二代领导人（包括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这些领导人资历不够，另一方面他们头上还有一大帮影响力和资历都相当深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垂帘听政，做董事长。因此这一代领导人基本上处于总经理地位，或者说总工程师，而总设计师则另有其人。所以，在施政上，他们基本上处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状态——这两句话本来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特殊时期”提出来的。当时中国面临“怎么办”、“向何处去”等尖锐问题急需回答，邓小平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对策。虽然有些是直接为应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而提出的，譬如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当时，邓小平还针对有人希望中国“扛旗”和“当头”，而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他还一口气讲了三个“永远”：“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重要战略思想，即著名的“四句话16个字”：“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虽然是针对外交工作提出的策略，在无形中，却揭示出第二代领导人们的施政特色——那就是在“董事长”和“总设计师”的指导下，这些“总经理”、“总工程师”们“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接下来的胡温，基本上属于过渡阶段——由第二代比较循规蹈矩不能为所欲为的领导人向第三代朝纲独断我用我法领导人过渡的一代。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自身的家世资历，还因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余威犹存，因此，这一代领导人治国理念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所谓“不折腾”。其实这也来自老子哲学——老子是提倡“无为而治”的，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他还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所说的“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乱为”；“无事”就是不无事生非，做扰民伤民的事。也就是“不折腾”，尤其是不要“乱折腾”。上面不乱折腾，不生事扰民，就能做到家家安居乐业，人人各得其所，也就能做到“无不为”即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这种老子哲学的过度坚持也造成了胡温时代的沉闷感，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五不搞”上，即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同样是因为对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哲学的奉行，胡温体制建立以来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和根本治国方略的出台，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如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外再加上“政治文明”的“三个文明”建设、如保障人权与私产入宪，如倡导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提出与强调“以人为本”，将其奉为政治哲学等等，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朴素、独特而深刻的体系，具有不寻常的意义。而其中尤其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其“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因此，这十年，中国在经济上继续发展，人民在拥有住房和轿车等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此同时。“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全国各省市都在向广东看齐，经济上蓬蓬勃勃，算是发展不错的十年。

习总不一样，他的家世资历都有胜过胡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他执政之时，他便已经完全摆脱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羁绊。可以很从容自在地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与治国方略。从个性上讲，习总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对强悍与铁腕的重视，这一点在他十八大上当选总书记接见记者时就有多表现：当时他在谈到执政党自身反腐问题时就强调“打铁还要自身硬”。事实上，铁腕反腐，可以说是习近平的从政风格。1988年，习近平在厦门副市长的任上被调往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当时的宁德党政干部盖私房成风，习近平到任后，决心清除这些摆在马路边的腐败，据《闽东报》报道，1989年1到9月，习近平就查处441人，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18人，科局级77人，还涉及到2000多名官员，在宁德政坛的铁腕治吏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习近平主政浙江时，他对于吏治要求尤其严格。2006年，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社保基金案，包括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内的一批政府官员纷纷落马。习近平被中央派往上海，稳住这艘中国经济大船的舵。总书记的强硬反腐和过去几十年的身体力行，给民众树立了信心，也看到了希望。习近平这种对自身硬气和铁腕的强调，虽然只是个人性格，但又何妨成为一种执政风格？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今年3月22日，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与普金总统会见时才会有这样的表示：“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普金的性格是什么？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政坛老手卡西亚诺夫、丘拜斯和基里连科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年会时，西方记者发问：“代总统普京何许人也？”三位政坛老手面面相觑，答不上来。现在如果还有人问这样幼稚的问题，俄罗斯人的回答也许就很简单了：“两个字：硬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人以来，在制定经济政策，推进反腐倡廉以及对外关系上，都雷厉风行，一扫拖沓之风。这一执政风格，从好的方面讲，当然是一杆子插到底，效率极高。有利于与在短时间内实现突破，使中国经济继续在快车道上高歌猛进——这也多少有点总统制的意味：总统制的特点是以总统为行政首脑，行政机关从属于总统而非议会。在总统制下，总统独立于议会之外，定期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总统只向人民负责，不对议会负责。总统在任职期间，没有因政见不同而倒台的风险，可以积极推行政策，在行政与立法相互制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高度集中，运作效率充分发挥，适应形势的变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跟许多成功的“亚洲模式”国家（不如新加坡）一样，这种执政方式毕竟不是真正的总统制，其关键就在于因为没有议会的制约，也因此有可能埋下重大隐患——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可能因无议会监督制约而走向独裁，成为毛泽东执政模式。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执政方式如果领导人做得对，自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可一旦出现方向性错误，又没有议会这样的制衡力量和分担机制，则其导致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领导人自己。这点，中国文革史有前例。

总之，这第三条道路能走多远，恐怕还得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