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氏春晚已然落幕，是非成败在不同的舆论场说法不一。时光回到2013年夏天，当央视选择冯小刚当春晚总导演时，外界一片叫好声。
公众的注意力都放在央视总算打开大门，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体制外高手执掌春晚。我反而更在乎另一个细节——这是央视连续第四年指定春晚总导演了。
2011年指定陈临春执导春晚，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指定哈文执导春晚，2014年指定了冯小刚。2014年春晚的指定更特殊，据说是高层点将，有多高？高到至今是个谜。
事不过三，过三就不是事，而是规则了。什么规则呢？春晚总导演以后就指定了，再也回不去昔日的竞聘了。
其实，最初的春晚导演也是指定了，但时间过去30多年，昔日的指定和现在的指定，已然大相径庭。
1983 年春晚——也就是第一届春晚——的导演（那时叫导演，不加总）是黄一鹤。黄一鹤可以算是指定的，但这个指定坦坦荡荡。1983年之前，央视也组织春节联欢 晚会，但不直播，性质上也有点接近内部联欢。导演是轮换制度，在央视文艺部内轮换。1983年，轮到了黄一鹤。这一年春晚，央视决定对公众直播。
1983 年，也是社会开放的初期，这届春晚的开放度超过了社会的开放度，比如可以现场点歌，那可是真接受电话点歌（尺度之大，现在看来仍令人咋舌），这种互动性简 直具备互联社会的因子。因为太多人点播当时还算“禁歌”的《乡恋》。最终是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亲自拍板，李谷一才得以上台歌唱。
这届春晚大获成功，央视也认可了黄一鹤的执导能力，很自然，接下来又“指定”他连续执导了三届春晚。
黄一鹤之后，央视又指定了几年的春晚导演。人选都是在早期春晚当过副导演或工作过的人，据说也没什么猫腻。原因很简单，在整个1980年代，虽然是春晚最红火的时期，但春晚本身还不是个大事。
春晚导演的选择，基本还是唯业务论，什么业务？如何办好一台文艺晚会的业务。
春晚导演选择的相对简单，也与1980年代的社会风气有关，人们渴望改变、迎接改变，社会相对简单、规则相对简单，很多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创新，都是从下到上，不经意间做成的。
春晚选导演的规则到1993年发生了改变。年轻导演张子扬直接向当时的台长杨伟光建议，用投标的方式决定春晚总导演。
1990年代是1980年代的延续，整个社会仍然在开放的大路上前行，杨伟光接受了这个大胆的建议。此时，整个社会也朝更有规则的方向迈进。竞聘上岗——这是改革，而且不是粗放的改革。
1990年代也是“国退民进”的年代，某种程度，那时的春晚是属于“民”的。
从1993年到2010年，央视搞了近20年的竞聘上岗。这是个漫长的历史，竞聘上岗几乎成为了雷打不动的规则。
这小20年，春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 春晚从不是件大事，变成了超级大事。
二， 春晚成了文艺圈最大的名利场，昔日的唯业务论，也发生了些许扭曲。执导过四届春晚的导演赵安的入狱，是一个惨痛的注脚。1999年春晚竞聘出五个总导演，是一个荒唐的注脚。
三， 春晚不再是一台单纯的文艺晚会，更多体现出国家的意志。
四， 总导演的权力也越来越小了。
跳出春晚，这些变化，不过是整个社会变化——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主流下的支流。
某种程度，正是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春晚不再属于“民”，而属于“国”了。
春晚总导演的选择，已经大大不是唯业务论了。老导演袁德旺说：“1990年以后的春晚，基本上变成了对过去一年党和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竞聘制固然也有猫腻——选谁不选谁，谁不活动啊——可这归总是文艺圈的小猫腻。对于把春晚办成国家的晚会，这点蝇营狗苟的利益根本就被无视了。
这一点，其实在竞聘制后期，已然显现。2008年竞聘总导演成功的陈临春，给当年春晚定的主题是“团结奋进”。
2011年，陈临春被指定为春晚总导演。
2012年，指定了哈文。2013年，又指定了哈文。2014年，指定了冯小刚。
看到这里，你大概明白，为什么说指定冯小刚执导春晚是一种退步。重点不在指定谁，而在指定本身。
在更多人看来，冯小刚当总导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点，从冯小刚参加春晚发布会的发言就可以看到——他通盘发言都在为春晚争取空间，而上一次为春晚争取空间的例子，是1983年黄一鹤为让张明敏上春晚，摔了广电部部长秘书的电话。
可从确定春晚总导演的规则上，这第四次指定则是一个巨大的退步，不管指定的是谁。因为这意味着坚持了20多年的更加开放、竞聘上岗制度彻底终结了。
（作者 徐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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