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打电话回老家，听说我表妹花了12万在一个小村里当上小学教师了，一个月工资3000元。

我妈告诉我的时候很高兴，并且听说家里所有人都挺高兴。没有人执着于那12万块钱花出去并且花在哪，当我问起，我妈说找人帮忙，花人情钱了呗，她说哪有办事不花钱的呢。

表妹是我老姨的大女儿，在省城的师范大专毕业，外语系，大专毕业后在哈尔滨一些民办的补习学校当了两年代课教师，每个月一两千块钱，除了房租和吃饭，几乎不剩下什么。我当初曾经企图建议她远走他乡，到南方随便什么地方的学校，可以找校长要求试讲，如果通过或许就有可能留下来，哪怕在城市的某些公司里打工，慢慢的也会积累一些收入。未必需要把我老姨和姨父一生辛苦赚的钱用在买一个工作上面。

我的老姨和姨父很勤劳，他们不仅种下了自己家本有的一公顷地，还另外租了三公顷地来种，是毫无虚假的披星戴月，每次我回老家要去看望，我妈都说，天没黑透，他们一定还在地里忙呢。他家里每年都养好几头猪好多鸡鸭鹅，顶着星星回到家里来，还要给禽畜们熬食拌料，外屋里只有一个大锅，要把禽畜的一切食料烧热熬好了，再洗了锅重新烧饭，每每吃完饭，已经很晚。他家有一台很小的电视机，除了有客人去，几乎从来没有见到他们看过，还有一个洗衣机，为了省电没有被使用几次，最后成了装衣服的储物箱。记得08年回家，听我姐姐说，我老姨一向舍不得给自己买衣服，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时穿的还是当初姐姐结婚时送她的那件衣服，鞋子是有一年我给妈妈买小了一码转送给她穿的。而她平常劳动时，穿的是十几年前我和我姐不要的衣服。我姨和姨父每年很辛苦，可是从来舍不得花钱，全部存起来，而且是那种非定期储蓄，定期的他们也不太懂，所以也没有赚利息。他们辛苦的存钱并不为养老，而是要留给两个女儿上学和工作用。

然而我的两个表妹读书并不是非常出挑，但这也不是她们的过错。在农村的初中先要考上市区的重点高中，上大学才有未来的一点点保证。我当初是全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高中，也是全村第一个读大学的。然而这样的所谓“神话”我所在的乡村里是无法复制的。我大学毕业后好多年，姑姑家有一个表妹才考上市区重点，可是因为差了两分是自费生，要交四千块钱，她家里掏不出，她性格倔强，像疯子一样不肯休息，足足替人插了一季的稻子，瘦得不成样子，但终于没能存够钱去上学。我最后一次见她也是好多年前了，她刚刚订婚，身体不好生病到我家来瞧病，那小伙子是隔壁村的，长得不错，看不出表妹欢喜还是失落，总之人瘦得皮包骨头，还像所有赶时髦的乡下妹一样纹了两道黑黑的眼线，显得愣愣的。她抓住我的手，说二姐，我可想像你一样考大学，谁让我家没有钱呢，我瞪着她那两道黑黑的眼线，感觉她的眼光有点格外的灼人，我有一种自己犯了错一样的罪感，格外的心酸。

这种罪感，每每看到一些与我相同出身却命运不很顺畅的人，就会心中一凛，感觉十分对不起人。我当时相对幸运些吧，我爸爸是新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曾师从当地有名的一个老中医，医术精湛，方圆几十里十分闻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供我读书虽然有些吃力，但终究是挪东补西也还供得起。因为上小学书读得好，一直被村人叫做“大学生”，后来也算不负众望。我的同龄人，当时相当有些比我聪明好学的，但因为家庭条件所限，终于阻断了他们读书的路。随着后来大学扩大招生，教育水准越来越滥，2000年后也有些村里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却因为读的都是一些不很有含金量的大学，无法毕业后找份像样的工作。因大学滥招起来，就业单位就开始向211，985锁定目标了。

因此我老姨家的这个表妹，虽然顺顺当当的读了个大学，却最后回到家里呆了两年，一边带孩子，一边给村里的小孩子补习英语，赚点外快。老家相对偏僻，离最近的柏油路也有五市里，全是泥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我当初就是推着自行车在这样的泥路上，每五到十步用手指把车圈里的泥抠出来，再走几步，再抠。到学校时已经全身透湿，基本会迟到半小时左右，待上完三节课，贴在身上的湿衣服才慢慢变干一些，那时无论夏天的暴雨，还是秋天的雨加雪，大家都穷得没有雨衣穿，有的同学不怕丑头上顶着化肥口袋，或是身上裹上塑料，但也总是全身湿透，奇异的是，那时居然都从不感冒。所以，在这样偏的地方，让我单纯的表妹–一个从未离开家的女孩子背井离乡，出去闯荡的话，确实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好多上了专科院校的孩子最终还是回乡，或是务农，或是做点第三产业了。家乡因为偏僻，乡人也就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内沟通和生活。

能够最终走出家门的，总是少之又少。大家都聚集在出生之地，能够享有的资源越发有限。

正因为如此，东北的熟人网络永远颠扑不破，固若金汤，任你怎样抵抗也是无效。无论办什么事，都依靠熟人。总之要有人，孩子上学要有人、买大件需要有人、找工作需要有人、开个店也要有人罩着，总之，除了一日三餐睡觉玩牌看电视不需要有人之外，很多事需要有人。有一年回家，我爸要买一个电瓶车，居然也要找熟人，打电话东问西问，看看身边有没有熟人认识卖家，以便优惠。因此，在家人的眼中，只有有人，才是方便和安全的生活环境，他们无法想像我在一个没有“有人”的环境中，是如何生存的，想必是苦极。因此，对于外在飘荡的孩子，乡人们总是另眼相看，像有三头六臂一般。

每每看到同学或是乡亲没在干副业，而是在一个公办单位，哪怕是乡或县的环卫工作，甚至是某个小区的保安，我就知道，那绝对是有人，而且十几万已经不足以得到这份职业。十几年前，我叔叔曾经花了好多钱做了乡里某单位的保安，因为有人;我一个同学得以在松花江大桥上打着手电巡视，因为有人;现在，我表妹做了某个小村的小学老师，还不是公办，因为有人;有人，才能得到一个工作，但一定要花钱，名为“上炮”，只有“上炮”，熟人才能得代为转寰，得以成事。正因为好多事要有人，所以每一个位子都显得高贵，艰难，反复求之不得，而又反过来更显得“有人”的重要性。

表妹在家赋闲了两年，老姨和姨父相当的焦虑，他们的问题是有钱而无熟人，如今，之所以亲戚们欢欣满足，乃是终于因为“有人”，而得以找了一个工作，大家谁者不在意去给人“上炮”。这几年，因为计划生育问题，小学生少了，农村的小学取缔合并，几十个村的小学合并成几个，好多民办教师失业，孩子背着小书包步行去学校的风景已成昨日黄花。于是，家人到处找“熟人”，准备好五千或一万，以备让侄子入学。

总之，那个“有人”的“人”之谓者，也仅仅帮助他的熟人，因为安全，意其不会举报其受贿，而且或有长久利益的希冀，但对陌生人就严守规定，绝不通融。因此，东北的熟人网络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处事准则，铁板一块，而“上炮“也是其潜在法则，人人视之为自然。一个人假如相熟的人多，就注定是一个成功和受人爱戴的人，而反之，而是太木，注定一生失败。

因此，我能明白，当年我从公路上下车，总有人免费载我一程送我回家，我的东西可以随便寄存在任何一个路边的农家，他们热情好客，待我如亲人，端茶捧饭，嘘寒问暖，原来是因为他们都认识我爸。我曾一直以为家乡民风纯朴，都无私友爱，并一直以为这种友爱是面对所有人的，我自小沐浴其中，不受欺，不受苦。

然而在2000年以后，穿梭中国的南北，各处受欺，回乡受欺最为内心沉痛。在火车站擦个皮鞋就讹我十五块，吃碗米饭要我二十块，出去旅行常常看到的是势利甚至是敲诈，却东北尤甚，我才明白，皆因为我不再是他们的乡亲，也不再在熟人网络里生存，又十分忘本，乡音已改，我变成一个有钱可诈的陌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