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这样一个题目并非随心所欲的，它的确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其意在说明文中所述及的农村，或者接近农村的某些真实，或者只是充满了我一己之见的影像，或者游离于真实与虚妄之间。我曾经自以为很了解、很熟悉农村，这份自信来源于：我出生在农村，在农村生活过十六年之久直到考上大学离开当地；我在农村有很多熟悉的父老乡亲，经常和他们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我每年至少回到农村老家几天，有亲临其境感知农村的机会；我每年还指导若干本科生、研究生关于农村问题的社会调查……等等，这样的理由还可以列举甚多。但今年春节回到农村经历的一件小事，却几乎完全颠覆了我的此份自信，使我觉得当下的农村其实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我在与一位乡亲聊天时问他觉得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现在村里给每位年满六十的老人每月55元钱养老补助，看病有新农村合作医疗，言毕他表现出一份满足感。此情此景给我极大的震撼，在货币不断贬值的年代，55元钱不够城里人买包烟、吃顿饭或者打个的，55元钱也不够城里人看一部进口大片，但它却让农民充满了对政府的感激。农民的要求原来却是如此的质朴与简单，除非把农民逼得无路可走，他们绝大多数都安于现状、乐于现状。为了证实上述我的判断，我将此事写进了新浪微博里，短短的一天内有接近16万人浏览，160多次转发，50多条评论，并且98%以上的网民赞成我的看法，有很多还具体补充了意见。

由于专业背景和认知的局限，我过去习惯于用平等、正义、权利、民主等这些专业主义的词汇来看待农民、农村问题，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呼吸之间都是农民问题意识，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傲慢的自负而已。在流动的事实与变化了农村世界面前，我有着太多的隔膜和无知。如果不勤于观察和研究，并辅以正确的方法，曾经的经历和印象积淀也会流于苍白。由此我想起梁漱溟和毛泽东之间在1953年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那段“廷争面折”的历史公案。曾经出生农民并依靠农民打下江山的毛泽东，当听到梁漱溟大谈农民问题并叹息“农民和城里人之间待遇相差九重天”的时候，也失去了过去曾有的谦虚雅量，不禁雷霆大怒。这场令人扼腕叹息的“雅量”之争背后其实是毛自认为对农民的了解无人能及。但历史的逻辑吊诡在于，这位曾经写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领导过近代百年来的最成功的农民革命的政治领袖，最后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最终是梁漱溟成为这段历史公案中的胜者。

当下中国农村已经形形色色，难以用一种叙事范式去容纳全部。有高度发达的农村，也有千年不变的传统农村；有田园牧歌、菜园篱落短、炊烟袅袅的农村，也有浓烟飘拂、机器轰鸣、大厦林立的农村……借用一句经典的哲学话语来说，对农村其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所叙述的农村，地处江汉平原，位于整个中国的中部地区，其所代表的时际特征就是传统农业问题与现代工业浪潮的交锋、竞逐与博弈，由此而造成具有典型意义的转型农村问题。以我春节两天在老家农村的了解和观察，农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生活无依问题，只要有土地和最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障，农民就会有很大的满足感。环境破坏、社会治安恶化、土地被不公平征用、乡镇干部的腐化等才是农民担心忧虑的问题。

环境恶化、生态蜕变。湖北历史上是千湖之省，江汉平原更是鱼米之乡。我的老家仙桃过去在地理上属于大排湖、大洪湖、大沙湖等交汇区，并与鄱阳湖、洞庭湖相接，与汉水、荆水相连。元末明初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天下，就依靠一支水军，神出鬼没、纵横长江两湖流域。电影《洪湖赤卫队》主题曲所描绘的“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早上出去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并无文学的夸张，它不过是我童年生活场景的真实描绘。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江汉平原出生的人，从小与水为伴，以水为戏，但如今这些都成为消逝的远景。更为可悲的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农药的滥用，许多湖泊、沟塘不是被填满就是被污染，偌大的江汉平原，竟找不到几片净水。成千上万吃不到自来水的农民，已无法使用地表水作为饮用水，只好自己打井饮用井水。近十多年来，江汉平原各县市争相兴办化工厂，每一个化工厂的选址都采取以邻为壑的方式，即在自己水域的下游相邻县市水域的上游作为厂址所在地。甚至有不良企业为了节约成本而丧尽天良地大规模污染地下水。近年来，随着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型，利税相对较高的化工产业成为江汉平原争先恐后争夺的“香饽饽”，官员异地任职等体制机制弊端更加剧了短视当下罔顾未来的功利主义行为。江汉平原某县级市因兴办化工厂，已经出现过癌症村等严重生态灾难，因此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新一轮环境浩劫在所难免。

乡村社会的破败。有不少学者曾用“社会的溃败”来指涉当下农村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也许用“破败”来描绘更能接近事实。“溃败”只是社会组织机理层面的，而“破败”还包括了许多外在的萧条与冷落。祖土、祖坟、祖屋是最能寄托故乡之情的表征，家庭是中国生活意义的宗教。许多游子之所以千里迢迢奔赴故乡，也是因为这些让他们神牵梦绕。工业化、城市化让很多人灵魂失去安息之地，而变成孤魂野鬼。许多因生活所逼出走农村或为城市生活所吸引的农民既离乡又离土，任由祖屋破败下去。而另一部分出去挣钱后则回来建屋娶妻生子，这样便在农村很多地区形成一种新旧交织、贫富对立的奇特景观。清末以前，对农村袭用了皇权不下县、交由乡绅自治的治理之道。清末新政废除科举，造成历史学家傅斯年所说的清末以后无乡绅的状况。民国时期有所谓地方自治的试验，但此种地方自治一方面依赖政治高权的自上而下推行，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统治又不具一统天下的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所谓地方自治只是政治统治力所不逮之下治理放任，绝大多数地方并不具备地方自治的精义。中国共产党取得天下后，通过将支部建立在连上、建立在基层完成了对国家的全面实质统治，又通过行政吸纳社会的方式分化瓦解了一切可能挑战体制的力量。高度的计划经济造成城乡二元严重分割的局面，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地区的社会整合主要依赖于行政动员和血缘纽带。仅十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的高频度流动、农村菁英的大规模出走、农村适龄教育人口的急剧减少，等等，导致乡镇行政功能不断限缩，从而导致乡镇行政控制能力的下降。经济发达、财力雄厚一点的乡镇，还可能使用利益诱导的手段，而传统的农业乡镇则只能不断让渡管制空间。维系农村社会的纽带变成以血缘、家族势力为主，很多地方恶势力和乡村混混乘虚而入。意识形态的祛魅化导致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佛教等在农村的大面积复活或者推广，官方宗教政策的僵滞导致农村宗教势力既解构了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同时因缺乏法治规范形成宗教势力的鱼目混杂也是潜在对政治稳定的重大威胁。一度如火如荼开展的基层民主选举试验，由于青壮年和知识精英出走导致的农村空巢化使得这种民主作为治理手段名不副实，也由于恶势力、腐败势力对资源和利益的无规则把控削弱了农民的政治认同，还由于真正的基层民主还意味着执政党和政府管制的淡出而使得他们心存疑虑，因此当下农村基层民主其实已陷入不死不活前路迷茫的状态。在旧的治理方式不断式微，新的可替代的治理方式暂未大规模可复制性出现时，农村治理能力、治理制度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原子式的农民个人一方面抱持高度现世主义态度，平稳安逸是其基本生活诉求，但另一方面若有极端事件的刺激比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或者恶性环保事件、重大治安事件，则又会造成以家族、村落或者会众为名义的群体聚集，诱发重大维稳事件。

乡村干部腐败。乡村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末梢，乡村干部的腐败既直接侵犯农民的利益，又让农民感同身受。中国农民对其他层面的腐败往往抱持一种观望好奇的态度，而对关涉自己直接利益的腐败往往痛之切之。当下农村干部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多吃多占，擅自处分集体资产、在公共工程建设中自私而肥、自己或亲信强占或廉价占有集体资源经营牟利……其中最为可恶的是随意撕毁土地承包合同，私自进行不法土地流转，损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益。对乡村干部的腐败过去主要依赖运动式整风、思想教化或者农民上访告状等途径来处理，法治框架下的处理则面临制度供给不足、效率低下的缺失。历史上维持乡村熟人社会有序运转的乡绅公共精神建国后被摧毁殆尽，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得暴戾、投机之气充盈乡村。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则再度撕下乡村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日趋功利化、庸俗化。如何直面上述弊端，实现乡村社会的重建是一个已经展开而未有穷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