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
“异类”
今年春节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亲。母亲此次生病是因为我。自从弟弟出事之后，她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大，近期几乎三天两头来电话。最近这次，我赶稿心烦，便在电话中呛了她。第二天早上父亲来电，说母亲脑梗住院了。
母亲原本多病缠身，脑梗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在并不严重，在县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住院期间有个插曲。科主任查房的时候，我想记下他的话，以利于母亲后期治疗，因手头没有纸笔，便顺手用手机录下。结果无意中捅了娄子。在县医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过去，问是不是对医院有意见。弟媳紧张坏了，我也赶紧澄清。但医院仍不放心，以关心本院职工家属的名义，派了一名副院长来看望母亲。
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因为“谈话死”事件，我确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
“谈话死”是三年前发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学生意外死亡事件。我的弟弟柴会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违纪学生时动了手，后者离奇倒地死亡。学校领导出于“维稳”，安排柴会超躲起来，并暗示其不能承认动手。柴会超压力很大，发短信问我怎么办。我咨询了几位朋友，之后回家，背着学校，带着他到派出所投案。柴会超后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6年6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
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乡引起很大争议。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县法院领导痛心疾首的样子。他对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议，毫不掩饰地认为是我把弟弟给害了。
我后来曾设想，假如柴会超不给我发那个短信，没准还现在还仍然是一名教师。而我也不至于为此饱受煎熬。
他为什么非要给我发那个短信？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赶到学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宾馆时，他分明跟我说：你帮不了我。
他起初不想跟我去投案，说那样会众叛亲离。但最后还是醒悟。在去派出所的出租车上，他悄悄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长痛不如短痛”。弟媳知道大事不好，马上电话追过来，说你若投案，“咱全家全完了”。柴会超说了句“你不懂”，便挂断电话。
大概从六七年前起，为了帮父母排遣寂寞，我给他们订了一份《南方周末》。因为农村收报纸不方便，我后来把地址变更为柴会超在县城中的家。这样每一期报纸他会先读到。我想，在决定给我发那个短信时，他大概已经受到这份报纸所秉承的价值观的影响。
“你们是替弱者说话的，”见面后柴会超跟我说，“学生是弱者，按说你应该站在他们那边。”
后来，我曾将我这个问题上的纠结跟一位在家乡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吐露。他正色跟我说：你错了，你弟弟才是弱者。
事情后来的进展印证了同学的话。死者家属非常强势，在此案进入司法程序后，家属不仅多次上访，还把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咬伤。开庭时更是大闹一通，甚至对柴会超的律师发出死亡威胁。
媒体报道则不出意外地一边倒。柴会超成为教师体罚学生的负面典型。我还记得有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在指着后来恢复的监控视频画面，义正词严地说：很明显，柴会超是故意把学生带到一个离监控较远的地方……
至于学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似乎只有我和柴会超在乎。
母亲说我错了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亲曾是我在家乡惟一的支持者。可是，这次回家让我发现，那只是个假象。在出院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终于对我说出了心里话。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得随大流，搞特殊不会有好结果。”母亲越说越激动。
在沉默一阵之后，我开始反击：“如果我真‘随大流’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我指的是前年母亲那次住院的经历。在柴会超出事之后，她的心脏开始不好，终于在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当时我在上海，弟媳打电话来时，母亲被送到医院，人已经昏迷。医生建议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家里人都同意了，弟媳最后征求我的意见。
我六神无主，立即打电话向两位上海医生朋友请教。后者在详细问明情况之后，均认为万不可上呼吸机。因为母亲的呼衰是心衰引起，切开气管纠正呼衰，可能进一步刺激心衰导致死亡。
我听取了朋友的意见，拒绝了当地医生气管插管的建议。
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呼吸好转，第二天心跳基本恢复正常，一周后出院。
后来我知道，在帮我做出决定时，我的朋友备感压力。因为帮我做出的这个决定，依据的是病人病情及治疗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经过几手传递，已不能完全百分百真实。一旦出错，将可能铸成大错。
至于当时处理的医生为何决定要上呼吸机，医生朋友认为可能主要是缺乏经验和不愿承担责任的缘故。这个我能理解。这些年做医疗报道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医院一些鲜为人知的潜规则。比如，有的医生为规避风险，会夸大病人入院时的病情。母亲入院后如果上呼吸机，就说明病情极为严重。因此一旦出现意外，只能归咎于病情本身。
虽然我以这个例子勉强说服了母亲。但其实从内心里，我已对当初的决定产生动摇。我知道，母亲的事和弟弟的事不一样，至少结果不一样。我有时在想，假如母亲那次没能救过来，在家人眼中，我是不是又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或者，假如“谈话死”事件柳暗花明、柴会超被判无罪的话，那么我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形象？当然，这些仅仅是假设而已，现实不可更改，它充满了悖论，让我无所适从。
我现在仍在为柴会超申诉，某种程度上是在尽我在这件事上的责任。然而，我马上又面临新的困境。我听说，根据监狱里的潜规则，申诉将会影响到减刑。而让柴会超尽快出狱，是家人的共同愿望。他们很难接受我在他们认为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实似乎又要给我上一课：我做得越多，给亲人带来的伤害却可能越大。
“对不起父老乡亲”
去年年初Z县的全县干部会议上，面对电视直播镜头，时任县委书记在讲话中突然脱稿，不点名地批评我这个Z县养育的“小小记者”，斥责我“是非不分”、“恩将仇报”，“对不起Z县的父老乡亲”，“无脸再进Z县这个门！”
他说的并不完全错。实际上，自从经历弟弟的事情之后，我对家乡越来越产生一种陌生感，我从内心开始排斥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被县委书记骂了之后，我更是有意疏远一些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以免他们因我受到牵连。好在书记后来调走，我以为我在Z县的负面形象可以消解，但此次母亲住院的经历，让我重新摆正了自己在家乡的位置。
我的家乡Z县原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县。但近十几年来，在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的带动下，经济上实现了腾飞，GDP连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十名。我所在的那个村，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已到工厂上班，年轻人大都买了车。像我们这样孩子靠考大学跳出农门的人家，早已不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可是，在家乡“跨跃式”发展的同时，一些我熟悉和眷恋的东西，却渐渐一去不复返了。在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浩劫之后，情况更加如此。
其实，县委书记生我的气，主要缘于我2012年下半年写Z县高利贷的一篇报道。在书记看来，这篇报道是我对县里处理“谈话死”事件不满而产生的报复。
柴会超出事的时候，Z县的高利贷正如火如荼，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放贷”，家乡因此危机四伏，甚至连卷入其中的警察也被杀死。但奇怪的是，危机多潜伏在水下，Z县表面上仍一片和谐。以至于当初我几次回家，竟然对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风暴一无所知。
一直到2012年下半年，在柴会超一审宣判之后，我回家后听父亲说起，我的堂弟借了我表哥（也是堂弟的表哥）六十万元放高利贷，结果被人骗了。表哥向堂弟追债未果，喝醉酒到我家扬言要找黑社会把堂弟做掉。
之后我陆续知道，我的小姑也在高利贷中损失了近十万元；另一位较远的亲戚，因为卷入高利贷已经离婚外逃。我还有一位在镇政府上班的表弟，前后曾言之凿凿地跟我说没有参与。可这次回家我才听表姐说，他损失了30万元，有一阵已经窘迫到连车都不洗的地步。后来柴会超也在监狱里写信告诉我，说他当时也曾打算从银行贷款30万放出去，以赚取可观的利差。如果不是因为“谈话死”事件，他可能真那么做了。
我在做那篇关于Z县高利贷的报道过程中，遭遇到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实质性危险：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一个村子被一个放高利贷的大户殴打。我高声呼救，没有一人理睬。最后直到我亮出记者证后对方才收手。那一次，我前所未有地恐惧。我恐惧不是因为打人者的凶狠，而是因为旁观者的麻木。
我写Z县的负面报道，一些同行也感到不可思议：不碰自己老家，本是这一行的不成文规矩。他们可能和县委书记一样，认为我的确出于私心。
其实，写这篇报道的动机，如果说跟“谈话死”有关，那就是在履行同一个信念：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一些本来以为很遥远的灾难，可能转瞬间就来到你的面前。有时候，你需要鼓起勇气，多承担一点责任，这不是帮助别人，而是在拯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