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自创办以来，已经走过了一段辉煌而艰辛的历程。2012年后，乌有之乡再次来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她面临着一个重新定位和重新选择方向的问题，如果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乌有之乡将再次走向辉煌，如果做出了错误选择，乌有之乡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沦为历史名词。
乌有之乡曾以一小网站之力抗衡整个主流舆论界
乌有之乡创办于2003年。当时的大背景是，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被深深的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恶果，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腐败、黑社会及黄赌毒再度出现等，已暴露无遗。因此，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原来统一的中国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界逐步瓦解，从自由主义阵营出走的“新左派”就私有化、市场化、国家安全、如何看待“文革”等问题已经同自由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2003年由学者祝东力等人编辑出版的《思潮》一书就反映了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这种争论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它表明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已经走出后文革时代，其深厚的左翼传统开始复苏。
不过，虽然思想界争论的很激烈，但由于主流媒体封杀左翼声音的“默契”，这些争论并没有在大众媒体上得到任何反映，一般民众对知识界的分化浑然不觉。主流媒体仍然在起劲的宣传市场乌托邦，其传递的全部暗示就是“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在乌有之乡网站出现之前，体制内的“老左派”也试图发出不同的声音，以军旅作家魏巍为主创办了《中流》、《真理的追求》等杂志，笔者曾经看到过几期，深感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对问题的剖析也是尖锐深刻的，但老左派最大的问题话语体系过于陈旧，这限制了杂志的影响力。后来，这两份杂志因为对“三个代表”的提法有所批评而被停刊，“老左派”遂转移阵地，创办了“毛泽东旗帜网”，但影响力远不如乌有之乡。
从2003年到2008年，乌有之乡以讲座、网站、书店三位一体的方式运作，成了泛左翼学者集体发声的平台。在自由主义思潮统摄了全部主流媒体，严密封杀左翼声音，官方媒体又对自由主义舆论曲意迎合的大背景下，乌有之乡以一个小网站抗衡了整个主流舆论界。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乌有之乡，新世纪前10年的中国舆论界真可谓万马齐喑，乏善可陈，这是乌有之乡最光辉的时刻，必将载入中国当代思想史。
在早期的乌有之乡，有三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韩德强、左大培、杨帆。他们当时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左派，只承认自己是非主流）的“三剑客”。韩德强以《碰撞》、《竞争经济学——萨缪尔森批判》两书知名，当时主流经济学正处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舆论普遍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解决一切问题，但韩德强却以毫不含糊的语气指出，由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称”的普遍存在，“马太效应”不可避免，在很多时候，市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一论断在当时给人以空谷足音的感觉。韩德强并预言10年之内资本主义必将爆发大危机。而左大培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及历史功绩的论证，杨帆对国家经济安全、经济自主权的强调，都令人耳目一新。乌有之乡给在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下令人感到窒息的舆论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非主流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争论，随着“郎顾之争”的登场及顾雏军的落马而获得了完胜，主流经济学因此变得声名狼藉，虽然主流经济学家还占据各种有利位置，但话语霸权已经开始从他们手中滑落了。
在同一时期，黄纪苏、祝东力、孔庆东等学者对文化界崇洋媚外的恶劣风气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关于《色戒》的讨论可谓石破天惊，连一向目空一切的南方系媒体也开始关注。此外，民间学者老田对文革史的研究，李昌平、童小溪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在兰考进行的合作社实验的经验等，也都通过乌有之乡的平台向外传播。
在笔者和乌有之乡接触的过程中，有几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2004夏天的一天，第一次到乌有之乡书店听讲座，当时书店还在北航西门外的一幢小楼上，底层卖书，上层办讲座。那次是童小溪讲三农问题，我去的时候，听众已经坐满了，基本都是大学生，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当时正值酷暑，书店里没有空调，听众个个挥汗如雨却又神情专注，令人动容。
和乌有之乡“掌门人”小范的相识也十分有趣。有一次讲座后我提了几个问题，结束后正要离开，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后面拉住我，自我介绍“是乌有之乡的”，希望认识一下，他就是范景刚！小范身材矮胖，窝胸凸肚，憨厚一笑满口黄牙，操着带浓重河南腔的普通话——这副形象和我原来想象的玉树临风，俊秀飘逸的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大相径庭。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小范朴拙的外表下，有一颗火红的赤子之心，他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为乌有之乡的发展呕心沥血。
那几年周末在乌有之乡听讲座的日子是快乐的，往往在讲座之后还有电影沙龙，我对电影的兴趣就是从关于《色戒》的讨论开始的，后来竟出版了《电影的战术》一书。往往活动结束后，几个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相约到街边民工消费的“无产阶级大排档”以AA制的方式一起吃饭，虽然清苦，却其乐融融。
转折：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到争夺政治领导权
2008年，乌有之乡发生了重大转折。如果说在此之前，乌有之乡还是一个泛左翼学者共同发声的平台，主要功能还是和主流精英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话，那么从2008年开始，乌有之乡开始转向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她看上去也越来越像是一个“政治团体”了——尽管我认为乌有之乡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
乌有之乡发生转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右派抛出了《零八宪章》，明显表现出要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态势，试图“三年决战”。一直希望中国回归社会主义的左翼学者和群众不能不对此作出反应，把注意力从启蒙转向预防颜色革命的政治动员；二是从左翼学者和群众的角度来看，启蒙的工作也已经基本完成，比如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功绩的问题，文革的问题、大跃进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性质问题等等，在左翼内部已形成共识，政治斗争的问题已提上日程。
乌有之乡发生转折的第三个原因是个人性的，那就是张宏良的横空出世。
从任何意义上说，张宏良都不像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更像是一位极富感染力的宣传鼓动家和演说家。2006年，张宏良以一篇《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进入人们的视野，他在文章中梳理了“老左派”先做“投降派”后做“吴三桂”的政治经历，令人拍案叫绝。我的感觉是好像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清晰准确地为1976年10月以来的“老左派”画过像。
此后几年中，张宏良以乌有之乡的网站、讲座为平台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演讲。他看问题往往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他的演讲极富感染力，令人热血沸腾，他还善于创造新名词，比如“美国鹦鹉”、“大众民主”、“精英政治”（当然，有些词不是他原创，但是经由他反复使用，而为广大左翼群众所普遍接受）等等。很多网友就是为了专程听他的演讲而来到乌有之乡的，对于乌有之乡在2008年之后影响力的急剧增大，张宏良的确居功至伟。
在张宏良的万丈光焰下，其他左翼学者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这引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此外，对张宏良提出的，可以被简单概括为“保党救国”的政治路线，也导致了泛左翼内部“乌有之乡”和“旗帜网”两大山头的争论，但总的来看，乌有之乡仍然是泛左翼共同认同的精神家园。
2008年后，由于种种机缘，乌有之乡逐渐形成了两大精神领袖的格局。一位是张宏良，他为乌有之乡网友提供了一条政治路线，后来概括为十六字方针：“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严格说起来，这一方针的发明权应属于张勤德，但由于张宏良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张勤德，所以网友们又往往把这一路线和张宏良联系在一起。另一位就韩德强，他奠定了乌有之乡的哲学基础，就是“文化决定论”，简言之就是通过培养“新人”来构建“新社会”。
我这里使用“精神领袖”一词，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意思是他们当时在乌有之乡的网友中影响力比较大，非其他左翼学者可比，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乌有之乡出现了对他们的膜拜，也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强制别人的权力。
但张、韩两位在哲学上都存在明显的短板，这成了他们后来逐渐失去影响力的原因之一。简言之，张宏良在哲学上有形而上学的倾向，他经常会做出一些绝对化的全称肯定判断或全称否定判断，如2006年底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张在演讲、文章中将其和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并列为第三次“伟大的转折”，在当时非常鼓舞人心，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转折”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多了以后，自然会影响到他在网友当中的威信。
韩德强在哲学则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事实上，他也从不掩饰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批判，笔者曾开玩笑地将其称之为“韩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导致他在政治上经常做出错误判断，提出一些饱受争议的政治主张，比如“支持梁稳根进中央”等。当然，影响最大争议最激烈的口号，莫过于“XX当总理，人民共富裕”，他并不是这一口号的唯一提出者，但却是左翼学者当中影响最大者。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张、韩两人在哲学上、政治上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以我近距离的观察，他们都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我没有看到他们利用自己影响力牟取私利，他们都过着清贫的学者生活。
隐然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乌有之乡之所以由盛而衰，除了张、韩两大精神领袖在哲学上存在的短板外，最主要的外部原因当然是2012年的重庆事变。
如果说，2007年“重庆模式”的横空出世，使左派看到了依托体制内健康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复兴的可能性的话，则2012年重庆模式的被绞杀，则使得这一主张受到严重质疑，乌有之乡两大精神领袖的格局也随之解体。
乌有之乡和重庆的关系一直被外界揣测，但据我所知，这更像是一场单相思的爱情——重庆模式受到乌有之乡的热烈拥护，但由于乌有之乡早早地被人贴上“极左”标签，重庆方面对乌有之乡一直是极力避嫌的，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至于“巨款资助”云云，就更是秦火火、薛蛮子之流欲置乌有之乡于死地的无耻谣言了。重庆模式被绞杀后，乌有之乡之所以没有被像右派所希望的那样被一网打尽，两者之间只有精神上的联系，没有实质上的联系，应该算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因。
但遵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不变规律，重庆事变给乌有之乡造成了严重影响——网站被封闭，讲座被禁止，只剩下书店苟延残喘，乌有之乡一时间门可罗雀。两大精神领袖因为备受质疑而失去了光环。据我了解，张、韩二人目前和乌有之乡的关系都已经转变为“普通左翼学者和红色网站之间的正常关系”，而不再享有原来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响力。
乌有之乡向何处去？
2013年，乌有之乡书店从靠近人民大学的北三环，搬迁到了四号线的北方终点“安河桥北”，这是她第一次远离北航、北大、人大等著名高校云集的海淀区中关村附近。虽然这次搬迁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但这更像是一个象征：乌有之乡从中心走向边缘。
严格说起来，现在的乌有之乡已不再是乌有之乡，而是“乌有之乡的废墟”。乌有之乡早已风光不再，似乎已人老珠黄。
难道不是吗？说她是一个政治运动吗？那么她的主张是什么呢？说她是一个泛左翼共同发声的平台吗？现在还有那位左翼学者需要通过乌有之乡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呢？
曾经盛极一时讲座、座谈会、电影公社（沙龙）等活动早已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取代原乌有之乡网站的“乌有日刊”网站，其影响力和点击率同前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红色旅游活动”在顽强而寂寞地坚持着，但是，难道乌有之乡要作为一家“红色旅行社”而存在吗？
两大精神领袖的离去为乌有之乡的再出发提供了机会，但他们所留下的巨大空白也随即被人们感受到了——无论如何，张、韩都是能够提出主张和愿景的人。但现在，乌有之乡似乎失去了主张和愿景，变成了一个布满了主张和愿景残骸的“平台”。
乌有之乡再出发，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从2012年到2014年，两年过去了，经验是什么？教训又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乌有之乡面临困难的选择。她能洗刷干净被强行泼在身上的牌号为“极左”的红色油漆吗？她能回归泛左翼共同发声的平台吗？她能继续作为一个左翼政治运动而存在吗？
在我看来，乌有之乡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10年来，乌有之乡积累了深厚的理论资源，但还没有据此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没有将其打造成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乌有之乡需要利用这些理论资源，有组织地开展理论工作，在世界已经分化为1%对99%的今天，99%不能只是高喊“另一个世界可能的”，他们还应该知道另一个世界——新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应该有一张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蓝图，那怕很粗糙的，也至少可以作为完善和讨论的基础。
我想，未来撰写思想史的人，如果发现尽管经历史无前例的大论战，但最终没有形成“乌有之乡学派”，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
乌有之乡应该作为一个民间的、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运动继续存在，而不应该简单地拥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目标，也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怀旧，乌有之乡不能只是靠对毛泽东的缅怀来寻找存在感，而更应该继承毛泽东未竟之业。应该善于把工人、农民、农民工、失业学生、下层白领的呼声归纳为政治主张，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只有举起有感召力的旗帜，乌有之乡才能恢复生命力。
作为一个民间的，并且甘于民间的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运动是有前途的——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和乌有之乡相伴10年，一路走来的资深网友对乌有之乡一点期待吧！
我对乌有之乡仍然是抱有希望的，最后用我在2011年创作的《乌有之乡之歌》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黑夜沉沉不见星光，
一支火炬在远处闪亮，
乌有之乡聚集着年轻的理想者，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艰难在成长。
继承先辈接过红旗勇敢向前闯，
披荆斩棘遍洒火种胸中有朝阳！
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理想，
平等自由是我们的向往，
乌有之乡聚集着热爱真理的人，
毛泽东的嘱托我们来承当。
追求正义追求民主不惧风和浪，
未来世界属于我们光明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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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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