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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60年前脱离英国独立以来，凭借对信息的严密控制、对反对派的恐吓以及直到最近还很强劲的经济增长，马来西亚的统治精英一直牢牢把持着权力，不曾间断。
然而，全世界对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370航班失踪一事的困惑已经对该国的专断政治文化提出了挑战，还让该国惯受娇纵的领导人受到了全世界批评人士的严厉评判。
文官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周三透露，军方雷达曾接收到疑似失踪飞机发出的信号。过去四天他们一直知道此事，但却没有公布。飞机看上去是在往西飞，严重偏离其飞往北京的预定航线。
如果雷达收到的信号确由失踪飞机发出，可能意味着要彻底重新解读飞机最终所在的位置。周三，在一个挤满了多国记者的房间里，官员是在连珠炮似的质问声中才承认，雷达最后一次记录的标绘点显示，飞机正在往印度洋方向飞行——而且处在巡航高度。这意味着飞机可能会飞到很远的地方。
人们由此质疑，马方为什么没有早点儿公布这一信息。
“全世界终于感受到了我们多年以来的失望情绪，”曾为马来西亚一名反对派政客担任助理的管理顾问李怡美（Lee Ee May，音译）说。
李怡美说，周三，听到出身权势政治家族的国防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Hishammuddin Hussein)驳斥一名记者关于搜救工作混乱无序的说法，她觉得很尴尬。
“如果你想把它看成混乱，就只能看到混乱，”希沙姆丁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多国记者列席了这场新闻发布会。
马来西亚遭受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灾祸相对较少，几乎没有应对这么大规模的危机的经验。同时，马来西亚还是一个族群分化的社会。因为执政党内部的任命制政治，以及阻拦或禁止该国少数族群从政的族群偏好制度，有才能的人经常无法跻身政府高层。该国少数族群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
约占人口半数的马来人几乎把持了所有的政府高层职位，并且凭借“本土儿女”的地位获得了许多政府优惠。
威权主义法律一直在帮助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把持权力，同时制约正在崛起的反对派。
就在370航班失踪的前一天，反对派领袖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被判五年监禁，依据则是一条几乎从未得到执行的鸡奸罪法律。批评人士称，该案的目的是在执政党声望不断下降时抑制反对派的上升势头。
周二，反对派政治人士卡巴·星(Karpal Singh)也被法院判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依据是一条殖民时代颁布的法律。
“我们认为这是政治迫害，不是法律诉讼，”律师、马来西亚律师协会(Malaysian Bar Council)前负责人阿姆比加·斯里内瓦桑(Ambiga Sreenevasan)说。
阿姆比加说，政府已经习惯了为所欲为，失踪航班引发的危机迫使官员承担责任，而他们不习惯承担责任。
“马来西亚人已经接受了他们的领导人不回答问题的事实，”她说。“如果你从未遭遇任何有意义的严峻挑战，你当然会觉得洋洋自得。”
相对富裕的马来西亚拥有3000万人口，国际知名度比不上泰国和新加坡等邻国。马来政府寻找失踪飞机的混乱举措是国际舞台上的一场不受欢迎的笨拙表演。
此次危机促使有关部门开始反省，马来政府为什么会显得组织混乱，似乎还无法确定关于失踪航班的一些看起来很基本的事实。
三天的时间里，官员坚称有五名乘客没有登机，他们的行李已在飞机起飞前被卸下。但是，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周二说，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他说，每个办理了登机手续的乘客都上了飞机。没人对上述矛盾说法作出解释。
独立民调机构默迪卡中心(Merdeka Center)主任易卜拉欣·苏费安(Ibrahim Suffian)说，对于此次危机的回应表明，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对细节不够关注。
“人们能够容忍不注意细节的态度，”他说。“你通常不会问太多的问题，也不会有太多期望。”
易卜拉欣说，此次危机还突出了政府的无能，而政府的无能与人们对权威的顺从和不愿出头的态度有关。他说，“人们的态度往往是：等着上面的指示吧。”
然而，虽然人们对救援行动提出了批评，但也有人承认，这次飞机失踪事件非比寻常，或许没有哪个政府能有充分的应对准备。
“这几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情况，”曾在哈佛大学求学的经济学家、前马来西亚高级公务员拉蒙·纳瓦拉特纳姆(Ramon Navaratnam)说。“谁都会猝不及防。”
目前，马来西亚官方陷入了尴尬处境，人们的问题很多，他们能拿出的答案却寥寥无几。
“他们从来没有面临过展开此类行动的压力，”管理顾问李怡美说。“但是，国际社会已经盯上了他们，他们根本无处藏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