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杜君立：贾樟柯的“罪与罚”

一

　　 在中国这个大版图上，陕西和山西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西部小省；但就中国电影而言，陕西和山西却算得上是一片沃土，从吴子牛、张艺谋、顾长卫到李杨、王全安，出自陕西的电影导演构成中国电影方阵的主力阵营。在“陕军”走向没落之后，来自山西的贾樟柯和宁浩正成为新一代中国电影人的杰出代表。与宁浩的黑色喜剧不同，贾樟柯的电影作品始终最大限度地保留着电影的文学性和批判性，甚至被批为“票房毒药”也不改初衷。

　　 10多年来，贾樟柯一直保持着稳定而独特的创作水准。从《小武》（1997）、《站台》（2000）、《任逍遥》（2002）到《世界》（2004）、《三峡好人》（2006）、《二十四城记》（2008）、《海上传奇》（2010），这些电影所构成的一串串胶片，不仅记录了贾樟柯个人的电影之路，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一个正在经历激烈全球化变迁的独特中国。在这10多年中，贾樟柯成长为一位名扬世界的电影名导，被他定格的曾经的中国也成为珍贵的历史的一部分。不动声色而又惊心动魄的记录，这是贾樟柯电影最明显的印记，他甚至在一度专注于记录片拍摄，用影像记录逝去的中国和人们的当下状态。正因为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贾樟柯的很多电影不可避免的遭到封禁。如同一种讽刺，在中国之外，这些电影却得到极高的赞扬和荣誉，获得国际电影大奖无数。

　　 与出身美术和摄像的上一代中国导演相比，贾樟柯从职业素养上更加全面，他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和美术功底，他的思想与批判在国内电影人独树一帜。在中国导演群中，贾樟柯是最具有作家气质的。正是这种自信，贾樟柯的每一个电影，从选题、创意到剧本，都是他亲自操刀。

　　 对匆匆暴富的中国来说，不乏冒险家和投机者，但缺乏真正的观察者和思想家，去关注关心在这个礼崩乐坏年代里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和遭际。“传统的生存方式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冲击,可是人还是不得不以原来的方式来和这个社会徒劳地周旋。”贾樟柯的野心，是想用自己的镜头语言来重构中国和历史。与现场性的影像相比，再传神的文字也往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贾樟柯的勇敢，就在于他用自己温情的目光直视着当下的我们和当下的中国。

二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堪称集大成者的《天注定》都达到了贾樟柯个人的艺术巅峰。作为一部国际投资电影，《天注定》从去年就登陆欧美影院，一时之间好评如潮；被包括BBC（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美国《电影评论》杂志和法国《电影手册》杂志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评为“2013年度十大佳片”；在诸多奖项中，最耀眼的，莫过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

　　 《天注定》讲述了4个故事：“大海”是一个上访的农民，他指责村长出卖私分集体资产，招来一场毒打，他枪杀了所有作恶者；“老三”独来独往，谨慎小心，杀人劫财；小玉是桑拿会所的服务员，无辜遭凌辱，激愤杀人；打工仔“小辉”背井离乡，苟活在南方的生产线和娱乐城，最后崩溃自杀。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部电影并不陌生。与其说是故事和电影，不如说是记录和新闻。电影中的每个故事都来自现实的中国，甚至连名字都有所保留。第一个故事来自胡文海杀人案，第二个故事来自周克华杀人案，第三个故事来自邓玉娇杀人案，第三个故事来自富士康跳楼事件。

　　 在做了很多年“文艺青年”之后，步入不惑之年的贾樟柯开始关注自己所身处的现实。在他以往的电影中，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面对现实的无力感，并没有多少暴力成分。事实上，作为人类社会的原始文化之一，暴力一直是电影的主流命题；相对于爱情文艺片，战争、武侠、动作、惊悚和警匪犯罪类型电影最受大众喜爱和欢迎。作为一部典型的暴力电影，《天注定》不仅是贾樟柯向电影主流的回归，也是一次自我超越。

　　 马克思曾将暴力称之为革命的助产婆，并把国家称为暴力的工具。在主流语境中，中国革命史其实就是暴力史，所谓“枪杆子出政权”。作为一场暴力革命的结果，现代中国始终没有摆脱暴力的原罪，实现去暴力化的法治文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暴力仍然是支撑中国社会和政治运转的唯一法则。在官方话语中，暴力就是权力和革命；在民间话语中，暴力就是权利和自由。从本质上，公权力的暴力和民间的暴力是同构的。暴力只能激起暴力，结果是两败俱伤。从历史来说，和平时代的暴力泛滥一旦遭遇社会崩溃，必然导致灭绝性的大规模屠杀，中国始终没有逃出暴力的魔咒，每一个王朝都是在暴力和屠杀中走向末日。就当下而言，暴力泛滥的深层原因是制度性的缺失，特别是法治的缺失。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电影人，贾樟柯所关注的并不是暴力本身，“有些人本来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最后却变成了暴力的实施者，这样的变化，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他想说的是，中国社会各处的突发暴力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联系的。“所有暴力事件的发生，都跟人的尊严被剥夺有关，也跟表达、沟通渠道以及事件的解决有关。没有地方可以诉说、没有办法倾诉的痛苦，是将他们推向暴力的主要原因。”

三

　　 或许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一种暴力美学，也或许是考虑到中国电影的审查体制，贾樟柯只呈现社会和生活，而回避了国家与政治，将暴力完全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在这部电影中，政府和法律是不存在，甚至没有真正的结局，一切更像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不过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种缺失并不费解，因为权力本身就是一切暴力的发源地。即使一部电影，其命运也往往被衙门深处的权力所左右。

　　 有一种说法：中国并不是没有好电影，而是好电影几乎都沦为禁片。从张艺谋的《活着》，田壮壮的《蓝风筝》，姜文的《鬼子来了》，李杨的《盲山》到贾樟柯的《小武》和娄烨的《颐和园》，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禁片已经成为影迷眼中的经典。虽然中国电影票房连创新高，但电影创作水准却仍然只能停留在极其可怜的弱智境地，大家都在一窝蜂地玩魔幻、玩武侠、玩恶搞，即使不多见的历史题材，也被迫沦为“主旋律”。

　　 对于《天注定》这样一部电影，能否进入中国电影院一直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说实话，写这样一部电影或许并不需要多少想象力，但将它变成真实的电影，最需要的其实就是勇气。贾樟柯只用了一个礼拜，就写好了3万字的剧本；“我只是拿起摄像机的时候没有怯懦而已”，贾樟柯说得这样轻描淡写，其实已经“做好了有可能没机会再拍电影的准备”。

　　 与老一代导演不同，贾樟柯娄烨恰逢一个影像泛滥的时代，民间盗版市场不仅跳出禁片的封锁，也成就了第六代导演的美名。很难想象，一部地下制作的《小武》竟然成为无数影迷的必看名作。讽刺的是，贾樟柯的后期作品大多没有被禁，如《世界》、《三峡好人》等，但却票房惨淡，反应平平。从《小武》到《天注定》，贾樟柯已经从小众走向大众，其实他最大的心愿还是“艺术电影院”。

　　 与冯小刚对盗版声色俱厉的讨伐不同，贾樟柯对待盗版态度较为温和，甚至暧昧，这其实也是他从影10多年来与钟爱他的观众之间形成的默契和同情。可以说，没有盗版，也没有贾樟柯的今天。庞大的盗版市场在造成影业公司利润流失的同时，也培育了一个更大的电影市场。在全球化的今天，一部好电影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不胫而走，盗版只是时间问题。《天注定》虽然早已登陆海外电影市场，却迟迟拿不到国内公映许可证，这种大麦不黄二麦黄的现象本身就不正常。3月1日，贾樟柯在他的微博上写道：

　　 昨天下午还去电影局沟通《天注定》公映的事情，晚上网上已经流出了种子。大陆市场尽失，在此对投资伙伴表示最深的歉意。我自己的公司将承担起经济责任，我们决定停止艺术电影院的建设与投入，将资金用以弥补合作者的损失。近十个月都在为《天注定》国内发行奔走，这是值得努力的事情，努力不会停止。

　　 贾樟柯的这条微博立刻引来影迷热议，被转发3万多次。有些已经在网上看过电影的网友颇为自责，“深深的觉得在国内实在上映无望”；没有人否认这是一部诚意之作，甚至希望能提供给他们一个账号，来补交电影票款。这种真诚感动与导演影迷互骂的《私人订制》形成戏剧性的对比。

四

　　 艺术都来自生活，电影是现实的镜像。在美国电影，很多都来自现实案例，这类案例电影对社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李杨的《盲井》和《盲山》算得上是比较好的中国案例电影，可以断定，孙志刚、杨佳和夏俊峰将来必然会在银幕上复活。在近年的中国电影中，《天注定》无疑是距离现实最近的，简直是对现实的临摹。只是在电影里，只有暴力而没有审判。

　　 作为一个山西人，贾樟柯一定很早就知道胡文海的故事。2001年的12 月25日，圣诞节，山西晋中法院判处胡文海极刑。在法庭上，胡文海曾有一段不同凡响的陈述：

　　 ……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毫无疑问，现实不仅是这部电影的出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