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枬森先生是我的亲密的学长和知交。我和枬森相识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了。1950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留校作助教。而由于我是作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的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的干事身份留校的,我就得以住进沙滩中老胡同编委会的宿舍,而与日后对我为人为学影响极大的黄枬森、汪子嵩、王太庆三学长朝夕相处。那是一个有三进平房的小院子。第一排有三个小间,我住在靠东的一间,与王太庆先生隔室相望。第二排是小院的正房,向南为一个长长的厅,厅的左侧临窗有一张很大的书桌,据太庆说这张书桌的来历非同小可,它是我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所用的书案。厅的中央摆着三件套的沙发和小圆茶几。右侧临窗是一张汪子嵩先生用的较小的书桌。厅的左侧北边小门进去是共用的卫生间,右侧北边小门进去是汪子嵩和夫人喻九生的居室,那时他们已有一个女儿汪愉。他们的居室后门对着小院的第三排,它是比前两排都较为简陋和矮小的灰色平房,枬森和他的夫人刘苏就住在那里。刘苏柔弱美丽,我还记得有一次枬森把她抱回来的样子。由于我们是四川老乡,我就常到他们家去玩,那时他们的两个女儿黄丹和频频还很小,刘苏看见我来了,总爱开玩笑她逗她的女儿:”叫,快叫’杨大哥'”。

   这时,枬森在哲学系内主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主要是请艾思奇和胡绳讲课;我坐系办公室,业务上是参与贺麟先生主译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的翻译工作,彼此在业务上没有往来与接触。不过,我一旦碰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还是要向他请教。一天我在大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一本马克思著《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德文版小册子,就借回想翻译出来,我征求枬森的意见。他考虑了一阵子说:你还是先译完贺先生交给你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的有关部分再说吧,我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可以译,《论犹太人问题》就算了吧?!我感到他对我提的问题不是随便回答,而是经过了周密的考虑,就信服地接受了。从另外一件小事上我也深感枬森对我的特殊关怀。那时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传言高校师生都要参加土改。一天早晨,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枬森来敲我的窗户,要我赶快起来到怀仁堂去听一个高级领导人关于土改的报告。这使我提早了解到土改的意义和政策,使自己的思想有所准备能及时跟上形势。

   二

   1952年北大从城内沙滩红楼迁往西郊海淀燕园–前燕京大学校址。同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史无前例的院系调整,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全国所有外地的大学哲学系都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全国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哲学系。不久,学校建立了直属校方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由郑昕先生任教研室主任,赵宝煦先生任秘书,实际上是副主任。由于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是最早成立的,又有苏联专家,它的任务不是立即向本科学生讲课,而是受教育部委托先办一个由全国各高校选派来的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和本校选拔的一批学员组成的研究生班。我被”借调”到这个新建的教研室从而有机会与枬森亲密共事。由于枬森已在新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马列主义基础(实即联共党史),就被安排来主持研究生班的教学,我是他的助教,做学员的辅导工作。枬森对待教学极其严肃认真,学生学习热情很高。他的课都是按照充分准备好的讲稿进行的。他讲课的速度不紧不慢,语调平实,叙事清晰,说理透彻,有分析有综合,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绝少重复和强调,听者稍一走神就会跟不上,只好课后赶快补笔记。我主要是配合他的进度,辅导学员学习列宁的一些原著,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怎么办?》等等。我在作这些原著的辅导报告之前,总要就自己准备好的稿子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极其耐心悉心地翻阅和提出意见与建议,这使我增加了底气和信心。

   后来马列主义基础确定为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熊伟、张世英、张寄谦等先生和我就在枬森领头下集体备课,分头向各班学生讲授。在枬森安排回哲学系协助苏联专家萨坡什尼科夫开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教学工作时,熊伟、张世英先生也都安排回系,张寄谦先生回到原来的历史系。我则继枬森之后协助苏联专家主持新一轮由来自全国高校的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组成的研究生班。在这段共事的时间里,我对枬森的认识逐渐加深了。他是一个平易近人,人品高尚,严于律已,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一贯到底,而又勇挑重担,敢于创新和善于打开局面的真正的学者。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枬森总是对我的认真态度和教学效果给予鼓励,他对我如兄长般的扶持和关爱,不仅限于业务上。记得有一次夜间辅导回来骑自行车跌倒在路边的沟里,枬森得知,十分关心,忙问我受伤没有,并十分同情而亲切地对我说:应该配一付眼镜了。我的确是在他的提醒后才戴上近视眼镜的。

   学校迁到燕园后,我住在未名湖边的单身宿舍备斋,太庆住在才斋,枬森和子嵩住在中关园新建的两家一栋的平房里,依然是邻居。我经常到他们那里去玩。那时枬森和刘苏有了三女儿黄萱,刘苏的母亲和妹妹都来了,好大一家子啊,成天都是热热闹闹,其乐融融的。1957年1月25日我与在汤用彤(也是汤一介、乐黛云)先生家”平生第一邂逅”的肖静宁、在乐黛云的操办下结为百年之好,枬森和刘苏真诚地为我们祝福,还送我们一对精美的枕套和一条漂亮的纱巾。以金岳霖先生为系主任的哲学系全体教师和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以及肖静宁的同学们都也赶来参加了我们的盛大、朴素、热烈的婚礼,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光。

   1957年的夏季,风云突变,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过去了,高校形势急剧变化,人人自危,许多正直善良真正的学者、知识分子还有大学生被划为右派。反右后我随北大哲学系师生一锅端下放到贫瘠的门头沟山区。之后,我刚回北大不久,武汉大学匆忙来北京大学要人, 原来是武汉大学的陈修斋先生被”内定”为右派,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可我连一堂西方哲学史的课也没有上过,何况,我还有家庭的具体困难呢!刚考上研究生(那时不能自由报名,是组织上推荐的)的肖静宁又不能同行,我只有独自扶着年迈的老母和怀抱刚满周岁的女儿踏上新的征途。

   三

   1959年国庆后我受命从北京大学调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我不得不告别了如兄长般关爱着我的枬森学长。但还在北医读研的肖静宁仍然经常到他们家去玩,建立了亲密的友情。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紧接着就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间和空间相隔都没有使我和枬森的友谊疏远。文革初期,我是靠边站的准黑帮分子。肖静宁随武汉医学院同事到北京大串联。她到北京曾去看望枬森和刘苏,回到武汉绘声绘色地告诉我,还没有走到北大中关园他们家,就远远地就看见长高了的小黄萱身着绿军装,手臂戴着红袖章,在门前路上来回迈步,飒爽英姿,十分逗人喜爱,当她认出是肖阿姨时很是惊讶。肖静宁问起她父亲时,她就向另一方向指着。肖静宁看见身着蓝色旧军干服的枬森与过去判若两人,正抱着许多颗大白菜走着,显然是在劳动,见到肖静宁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放下白菜回家,很不自然的样子。肖静宁在他们家里见到刘苏,她十分平静,只说房子已经没有那么大了,被别人占用了一半。肖静宁后来回想起这次见面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日益强烈。文革后期的1974年,想想次年女儿高中毕业就要上山下乡了,不知何时能够回来,我利用从襄阳分校回武汉探亲的机会一家4口到北京看天安门,当然也拜访了枬森。当时刘苏的海外亲戚回大陆探亲,有一双少男少女非常可爱,中文名字分别叫祖念和祖珍,令人难忘。他们住房的面积好像也恢复了。这次枬森一定要留我们吃饭,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了麻辣豆腐等菜肴。可能是海外亲戚赠送的,1974年我的两个孩子在他们家第一次看彩电真是乐不可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德德玛的歌唱。

   改革开放后,学术活动频繁了,人们的交往也增多了。我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或他来武汉参加重要的学术会议,我们都会见面。特别是我们两家的交往更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珍藏着。难忘的1990年夏,枬森带上刘苏去庐山开会,途经武汉,曾在我家逗留,这真是天外来客,我们何等地喜出望外!刘苏对肖静宁种植的、悬挂如一面墙似的矮牵牛绿篱很是赞赏,园中各种花草繁多,有一种开蓝色花朵的我们一直不知其名,刘苏说,它叫”蝴蝶蓝”,过去他们住中关园平房的园子里也种过。由于武汉天气酷热,这里流行一句俗话”天热无君子”,我们武汉人夏天都是圆领衫短裤头很不讲究,客人穿的当然整齐。我们招待吃饭的桌子简陋,菜肴也很简单,这样的家庭相聚却倍感真挚。留下的照片真实记录了那一时刻,现在看来倍觉珍贵了。多少年来,都是刘苏寄来精美的贺年片,而且她的字写的那么好,这次会面才知道刘苏擅长钢笔书法,还公开出版了书法作品,令人钦佩不已,她赠送的作品我们至今还珍藏着。

   1998年夏,我和肖静宁前往北京送外孙女上飞机到巴黎去看望正在攻读博士的她的母亲,女儿给她办的是机上专门有人照顾的”儿童托运”机票。临上飞机时才知道她超过了规定的12周岁的年龄,怎么办?只好让13岁的她独自闯天下了。起飞时大雨滂沱更增加了心中的不安。后来我们到朗润园枬森家作客,说起这次来北京的事,很不放心外孙女。枬森问,这孩子平时独立性强不强?我们说很行,刚上初中就是班长,而且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枬森笑容可掬地说,放心,放心,没有问题。刘苏讲起他们的二女儿,下乡插队时任大队长,带队修堤时的精干的组织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晚上大家就睡在堤上。后来女儿到美国”洋插队”了,还认为这段经历是很有意思的。这更使我们的心得到宽慰。我们这次见面心情格外好,不仅品尝到了美味佳肴,而且留下了我们4人笑容满面的珍贵的照片,收在我的《回眸》一书中。

   令人难忘的是,2006年11月初枬森以85岁高龄来武汉大学参加一个大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会议,在年轻学者陪同下他亲自来到我住在4楼(加上地下室算5层)的家中,他还是老样子,上楼还很轻松。我们见面真是份外惊喜,为他的健康高兴。他说这次大会还隆重地为他祝寿,很是感激。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盛事啊!我们一道走到珞珈山庄他住的最好的一套房间,问长问短,彼此说不完的话。他对数码相机玩的自如,拍照在行。后来我与肖静宁在校内新开的有些档次的小观园餐厅再次为老朋友祝贺生日,并邀请马哲界著名学者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朱传启先生作陪,大家非常尽兴。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枬森是执意从山庄自己走下山,而且不走平缓的柏油路,还是从崎岖不平的石阶路下来,显示出他健康与精神的力量。我觉得他再精力充沛地工作10年或更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次武汉之行给他留下十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以后电话中他还提起过。谁能料到,这次会面竟成永别。这令我心中悲痛难忍,但一想到他已攀登上一座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山峰,我就似乎看到枬森在珞珈山上栩栩如生的身影,他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

   四

   改革开放迎来了高等教育的春天。1981年枬森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他作为正直的有真知灼见的学者,深知办好系最重要的就是不仅要有大批优秀的教师,更要有学术上的专家和大师。他当时采取的各种举措中最令我折服并认为十分重要的,就是请时任系总支书记的朱德生同志亲赴宁夏银川接回了可以说是流放到那里的我国古典哲学翻译界巨擘王太庆先生。

改革开放也迎来了学术的春天。枬森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现在有条件大展鸿图,施展才华,著书立说了。他密切地注视着我国的社会现实和哲学事业的发展进程,撰写和发表了大量哲学论著,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领域,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和重大贡献。我的专业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西方哲学,不可能对枬森的成就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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