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文章、姚笛、马伊琍的惊天情变，仿佛飓风席卷了我们的媒介。此前热议的马航、台湾、建三江、广东茂名等，则如落叶枯萎，飘零于寂寞的暗角，偶然浮起，迅速被八卦的口水湮没。以至有人感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你在谈文章，我在谈茂名;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谈文章的一些人，并不知茂名发生了什么事。
这自然引来激切的反驳：谈文章有错吗，关心八卦有错吗，娱乐有错吗?娱乐何罪，娱乐无罪!
谁也不敢说娱乐有罪。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关注娱乐八卦似乎都无可厚非。从法律上讲，法无禁止即可行，法律何时禁止人们关心明星的绯闻呢，这是私权，不该干涉。从人性上讲，人们喜欢轻逸远甚于沉重，喜欢八卦远甚于真理，喜欢娱乐远甚于政治(当然，倘若政治能与娱乐合体，犹如权力与性合体，那就太对胃口了)，把封面标题为“文章姚笛婚外情独家曝光”的《南都娱乐周刊》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抑或更通俗的托马斯·潘恩《常识》、《胡适文存》，并置一处，相信百人当中，会有九十九人选择阅读前者。
从经济上讲，相比其他事物，关注、谈论娱乐，风险最小，有时还能获得一种道貌岸然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如批判文章出轨、姚笛插足，足以使所有的批判者都成为捍卫家庭伦理的道德家和正义战士。这一点，被我的朋友称作“精致的利己算计”，并援引刀尔登先生的话作虎皮：“……(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当一个国家的舆论导向，由权力者所掌握、支配，他们无疑更希望民众去关注娱乐，从而将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弊病和苦难抛诸脑后，不闻不问，因为最易统治的人民，恰恰是政治冷漠的人民。他们像驱赶羊群一样，将民众从政治的草地赶往娱乐的草地，并刻意压缩政治草地的面积，拓宽娱乐草地的面积，最终，娱乐草地挤满了沉默的羔羊，政治草地却一片空旷、寂寥，偶见自由而孤独的身影，将迎来不测之祸。
时代的走势同样不容忽视。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名著《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尝被一些国人视作危言耸听，或者认为波兹曼批判的是美国，与我们中国何干。倘你读罢此书，会觉得与中国毫无关系么?乔治·奥威尔的《1984》、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叶·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我们最熟悉的大概是第一本。然而波兹曼指出，“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可能成为现实：“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在《1984》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反观今日中国，我们距离奥威尔的预言，与距离赫胥黎的预言，哪个更近?也许，我们同时受困于这两大预言，它们都是悬在我们头顶的摇摇欲坠的石头;我们生存的国度，可谓《1984》与《美丽新世界》疯狂交欢的结晶：一个娱乐化的“1984”，一个泛政治化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所警告的“娱乐至死”，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半张脸。而且，娱乐在吾国，只是初潮，今后必将愈发凶猛，无可阻挡。
可惜，热爱娱乐的国人，大抵不会去读赫胥黎作于八十年前的《美丽新世界》，甚至不知赫胥黎为何方神圣。
亟需正视的问题在于：“娱乐至死”会不会导致“娱乐致死”，对娱乐的狂热会不会导致对政治的冷漠，尽管有人宣称，我关注娱乐，同时关注政治，关注文章，同时关注茂名，这毋宁是最理想的状态，然而这等人物终归有限，正如人的精力终归有限，媒介的空间终归有限，有时你关注娱乐，便不能再关注政治，你关注文章，便不能再关注茂名。
当政治与娱乐如同鱼与熊掌，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无疑令人沮丧不已。我的朋友狠心说：你爱关注娱乐，就关注好了，你爱为明星婚变亢奋，就亢奋好了，你忘记了一个公民的职责，就只配过臣民的生活!
我能体味他的愤怒与焦灼，却无法认同他的批判与诅咒。批判无法打破“娱乐至死”的迷梦，诅咒无法化解政治冷漠的坚冰。娱乐是一种权利，关注娱乐是一种自由选择，需要善待、尊重。不过更需要提醒，当你沉迷于《南都娱乐周刊》之余，可否仰望一下布满了雾霾的天空，可否深吸一下日渐污浊的空气，可否环顾一下越来越压抑、暴戾的社会?毕竟，娱乐不是生活的全部，不是惨淡现实的避难所，除非你觉得在雾霾与暴戾之下谈论文章和姚笛的婚外情是一种幸福：纵做鬼，也幸福。
我们需要娱乐，却不仅仅需要娱乐。智者的预言言犹在耳：“娱乐至死”的尽头，“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政治冷漠的尽头，将是自由的消逝，甚至连娱乐的自由都被剥夺。
人民有娱乐的权利，这无可非议;倘若人民只有娱乐的权利，这绝对是一场灾难。
2014年4月3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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