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潮推荐：“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乔治·奥威尔因《1984》和《动物庄园》而闻名。《1984》对了关注极权政治的朋友的胃口，《动物庄园》则是一则男女老少皆宜的寓言故事。
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它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管理自已的家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两只领头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猪们逐渐侵占了其他动物的劳动成果，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不满，便招致血腥的清洗；统治者需要迫使猪与人结成同盟，建立起独裁专制；农庄的理想被修正为“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动物们又回复到从前的悲惨状况。
本书以隐喻的形式描绘了革命的发生以及被背叛，自然还有革命的残酷。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20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
最后墙上的那条著名的戒规–任何动物是平等的，但有的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标榜的民主自由最为辛辣的嘲讽。（据网络资料整合。）
思想潮（ID：sixiangchao）：我们专注思想市场，我们的主张是：多元，理性，对话。我们的愿景是：增进社会理性，促进社会开放。
傅惟慈：关于乔治·奥威尔和《动物农场》
乔治·奥威尔这个名字，最初是从我去世的好友董乐山那里听说的。我对这位英国作家及其两部重要作品《1984》和《动物农场》的了解也是听乐山介绍才知道的。上一世纪90年代我翻译《动物农场》更是应乐山兄之约才决定动笔。在写这篇短文时，我应该首先提一下我同这位社会评论家和奥威尔名著《1984》的译者的相识过程。1972年，头顶上的乌云尚未散去，但“文革”初期搅得中国天翻地覆的急风暴雨已失去强劲势头，许多“左”的政策有所修改。五七干校虽未明令撤销，但下放干部却陆陆续续调回城里，恢复工作。我原在的学校已被取消，教职员工合并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乐山原来就在二外，但他和我分属的两个干校都设在茶淀。这一年4月，我同乐山一起离开茶淀，成为二外同事，从此开始了一段持续近30年的交谊，并几次合作译介了一些外国作品，直到1999年老友弃离人世。在第二外语学院，我俩因“旧债”都未了清，暂时没有资格授课，一同被塞到英语系资料室，几乎每天都要会面，有机会交谈。就这样，我不仅对他的身世经历有所了解，也认识到他读书极广，博学多识。我同乐山都对翻译有兴趣，翻译什么，如何翻译，成为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在一次交谈中，乐山提到有两部预言社会前途的作品很值得译介。一本是赫阿道司·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另一本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两本书描述的内容尽管不同——一本偏重科技进步，一本重在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但两书主题相通，都可以称为警世小说，警戒人们必须关注人类前途，免遭没顶之灾。这两本书当时我还都没读过。《1984》直到“文革”结束，乐山应《编译参考》约请译出发表，我才有机会阅读。但是奥威尔写的另一部寓言《动物农场》我却在听到乐山介绍这位英国作家之后不久就读到了。
“文革”前我因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精通英语、热爱西方文学的年轻朋友。他积攒了不少英文原版书，都是海外亲属托人辗转带进来的。“文革”中期，这位朋友由于某一特殊机缘，获准出国探亲，行前把一部分藏书赠给我，其中就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英国企鹅版丛书《动物农场》。我自然如获至宝，连夜读完。读后的感觉是“大为震骇”。《动物农场》用寓言形式讲了一个英国农场中动物造反的故事。动物因不堪人类场主虐待，又受了一头老猪的思想启迪，终于有一天闹了一场革命，把场主赶走，自己当了主人，“庄园农场”也更名为“动物农场”。但在革命成功以后，在新领袖猪的领导下，却发生了一件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粮食年年增产，口粮配给却越来越少。动物日夜苦战却见不到什么成果。风车遭暴风雨摧毁并非质量问题，是有坏人潜入破坏。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为清除内部敌人而展开的屠杀。受猜疑后要坦白罪行，许多无辜的动物因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这些情景对我国经历过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也非常熟悉。这个寓言故事是影射中国吗？读者不禁要问。但这个问题只要翻一下书的扉页就清楚了。《动物农场》是在1945年由一家英国出版社——Martin Secker&Warburg首次印刷发行的，从1951年又收入企鹅丛书，不断重印。1945年，中国革命尚未全面胜利。作者死于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刚刚成立几个月。《动物农场》同中国的事务毫无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既与中国无关，毋庸讳言，作者撰写这个故事是以苏联斯大林当政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为蓝本的。人们甚至可以说，拿破仑影射了斯大林，被驱逐出农场的雪球是托洛茨基化身。小动物惨遭杀害就是苏共清党的缩影。我们知道，自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固然视之为人类的希望，资本主义世界却对苏联展开一场围攻。反苏反共作品——或者造谣诽谤，或者夸大事实——矛头都指向这个新兴国家。《动物农场》会不会又是一本这类反动文人炮制的庸俗小册子呢？如果说作者假借动物寓言人类，那也不过是标新立异，为了使人觉得故事更加荒谬、更加滑稽而已。
岁月无情，离开这本书出版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离现在也已过了十几年。过去许多神话一一被揭穿，虽然还不能说真相俱已大白，但早年间遮人耳目的迷雾终于逐渐散去。许多不该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许多被歪曲、掩盖或粉饰的事，相继曝光，还原了真实面目，有的还得到纠正、平反。今天，即使承认《动物农场》讲的就是苏共，谅也不会被指为“凭空造”，给革命抹黑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给这本书定性，因为它并非一本反苏、反共的小册子，它的含义远比揭露某一专制国家、某一实行独裁的政权更为深远。近一百年的历史已经叫我们看清，任何一场革命，任何一个革命后的政权，如果失去民主监督，如果没有健全的法治，都有可能走向反面，一度奋不顾身参加革命的广大群众仍然不能逃脱被奴役的命运。《动物农场》讲的正是一个革命异化的历程，叫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在革命的名义下出现的极权主义。这本书写成的日子，正值德国法西斯被同盟国打垮，人们对希特勒的种种罪行，记忆犹新。我们有理由相信，动物农场中发生的事，也不无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影子。李慎之先生在评论另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奇妙的新世界》一文中作过这样的分析：“二十世纪最可纪念、最可反思的历史事实是什么？最简单地说，就是左的和右的乌托邦都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结果带来的却是人类空前未有的浩劫。”
需要指明的是，奥威尔谴责的极权主义虽然以“左的”为主，但是他绝对没有把德国法西斯和苏联社会主义等量齐观。德国法西斯对德意志民族的玷污，对各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昭然若揭。希特勒是全人类的公敌，人人得而诛之。奥威尔曾明确地说：“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打得死去活来的世界里，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要选择站在哪一边。”（见《艺术和宣传的界线》，载《奥威尔文集》第132页。）奥威尔当然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不仅在语言上，而且以行动——参加西班牙内战——证明自己的立场，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见《奥威尔文集》第95页。）这是作者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的自白。澳大利亚的一位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更认为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他说：奥威尔的“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来自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转引自董乐山文章《奥威尔和他的〈1984〉》）
当然了，正像作者在“社会主义”一词前所加的限制语那样：他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说，他信奉的社会主义同当年苏共标榜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他认为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一本经念歪了，出现了**、剥夺人民自由的现象，他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揭露”、“谴责”，不无规劝和谏诤的意思，希望走上歧路的人迷途知返。他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对苏共内部发生的事完全清楚。在为《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写的序言中，奥威尔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我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我对它的了解只是通过读书看报而得到的。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见《奥威尔文集》第103页。）这段话既说明了奥威尔的实事求是态度，也表明他的宽恕和理解。即使“野蛮和不民主手段”，或许也事出有因，局外人不知内情。
要了解奥威尔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需要介绍一下他的出身、教育和经历。
乔治·奥威尔原名埃里克·布莱尔，1903年生于孟买。父亲是英国殖民政府驻印度行政机构一名官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的家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偏下，即没有钱的中产家庭”。奥威尔4岁时随家庭回英国定居，8岁入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学习，14岁至18岁在伊顿公学就读，这两所学校都是为富家子弟开办的，奥威尔家境并不宽裕，本来无力入学。入圣塞浦里安是因为考试成绩优异，减免了部分学费。入伊顿公学，一所“最昂贵、最势利”的学校，则是因为侥幸得到一笔奖学金。在学校读书期间，作者幼小的心灵初次感到人世的不公平。那里穷人子弟备受歧视，社会阶级壁垒森严。从此，他在思想上一直站在受压迫者一边。1921年，时年18岁的奥威尔从伊顿公学毕业，但因无力入大学，只能投考公务员。他参加了英帝国驻缅甸的警察部队。在缅甸服役5年又是一段很不愉快的回忆。目睹帝国主义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苦难，激发了他在学校读书时就已经萌发的反权威思想。他决心“不仅应该与帝国主义决裂，也应该与一切人对人的统治决裂”（董乐山为《1984》写的序言中引证作者原话，出处不详。）。日后他写的长篇小说《缅甸岁月》(1934年出版)就是取材于他这一段生活经历的。1927年，奥威尔辞去警察部队工作，决定从事写作。从1928年起，先在巴黎，后来回到英国，一直写作不断。他的生活贫困潦倒，有时不得不做各种零工，并曾一度在英国乡间开设小杂货店。1933年出版的《巴黎伦敦落魄记》是这一时期的生活写照，并首次使用了乔治·奥威尔笔名。此外，他还写了《教士的女儿》等作品，但并未成功。1936年，一家左翼出版社约请他去英格兰北部工业区考察工人生活，归来后，写了报告文学《去维冈码头之路》(1937年出版)。考察中他目睹工人阶级的生活惨状，对他的思想变化影响极深。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所以成为拥护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对产业工人中比较穷困的一部分受到压迫和忽视的情况感到厌恶。”(见《奥威尔文集》第102页。)这一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在年底同新婚妻子一起去西班牙，参加保卫共和国之战。1937年，因喉部负伤，回英国治疗休养。
奥威尔在西班牙的日子，正值西班牙共产党对内部进行大搜捕。西共内部清洗是同苏联国内清党同步的。许多无辜的人被怀疑思想不正统而被审讯、拘捕甚至枪决，罪名都是“与法西斯分子共谋”，这也与苏联的情况相同。奥威尔说：“就西班牙而论，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罪名都是莫须有的。”(见《奥威尔文集》第103页。)他同妻子也在受迫害之列，被怀疑、跟踪，但未被逮捕。后来他把自己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写在《向卡塔隆尼致敬》一书里(1938年出版)，既报道了西班牙内战，也写了国际志愿军内部左翼各派的相互斗争。他还想用一个故事形式揭露“苏联神话”，语言浅显，使更多的人读懂并易于翻译。这个想法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了6年，直到1943年才抽暇动笔，1945年出版。这就是读者现在读到的这本《动物农场》。
二次大战爆发，奥威尔因健康原因未能参军，他在后方参加了警卫队，并在英国广播公司主持对印度广播。战争后期曾任一家报刊驻欧战地记者。1948年，今天早已列入世界经典著作之林的《1984》写竣并出版。但这本书给文坛带来的轰动，给作者带来的荣誉奥威尔本人却都没有来得及看到，他在1950年1月因肺病去世，年仅46岁。
现在略谈一下《动物农场》一书的翻译和出版。
“文革”后期，我为两个返城的插队知青补习英语，用的教材就是《动物农庄》。我教英语仍然使用老式翻译法，每日课后，学生都必须把阅读材料译成中文。这两个学生的翻译练习，经我修改成章，也可以算作《动物农庄》的初译稿吧。《编译参考》刊出《1984》以后，曾有一家出版社把这份译稿拿去，但后来并无下文，甚至连稿子也没有还给我。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就连广东花城出版社已经公开发表的《1984》，初版也只作内部参考书。80年代末再版时，虽然已经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售卖，印数却少得可怜，读者很难买到。一眨眼，时间又流逝了十几年，已经到了1996年。这一年春季或夏季，乐山告诉我，他同某一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主编一部两卷集《奥威尔文集》，上卷收录作者的散文、随笔和评论文章，下卷收录两部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这时《动物农场》上海已经有了一个译本，但董兄仍希望我再译一次，我自然从命。一年以后，《文集》出版了，但只出了一卷，合同中约定的下集小说不明不白地被斫掉了。这是我国出版界现状，我无话可说。只是在悼念乐山逝世的一篇文章中对此发了几句牢骚。
近三四年先后有几家出版社同我联系，有意出版我的译本。其中一家已与我签订稿约并预支了稿费，但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出书。倒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重新印行了《1984》，在取得那家与我签约的出版社同意后，把我译的《动物农场》附了进去，作为合集出版。
我很高兴，这本小书现在终于能够以单行本形式问世了。倒不是我如何看重自己的译文，在书籍的封面上看到自己名字。我希望看到的是此书能广为流传，在书店里容易购买，叫更多的人读到。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不管它在这个国家或是另一个国家发生过，毕竟已经过去。但是如果有众多读者能在书中读到它，这些事就会继续留在人们记忆里，起着警示作用，叫我们在革命路途上，不致再犯错误，重蹈覆辙。
不久前，有人从国外网站下载了一篇文章寄给我。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大概也是《动物农场》的热心读者吧，在文章中，这位作者把美国现状同农场里发生的事进行了类比。他发现美国的许多组织和社团——左的和右的，工会和三K党，甚至政党或政府，都在使用拿破仑一伙人的伎俩欺骗、愚弄自己属下、会员、选民和群众。恫吓谩骂，危言耸听，暗中修改规章，滥开空头支票，推脱责任，把大小罪责都叫别人承担……这些肮脏手法无一不在美国政界广为使用，同《动物农场》极为相似。如果这位作家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今天的美国就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了的高级动物农场了。看来《动物农场》这本书至今仍未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本文是《动物农场》（乔治·奥威尔/著 傅惟慈/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译者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