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陈行之：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国家意志切割

　　 1.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让人敬重？

前不久我用将近十万字篇幅写了三篇文章：《焚书：惩治知识分子的律外之律》、《禁锢：戮害知识分子的刑外之刑》和《文祸：诛杀知识分子的法外之法》，最后归拢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三叹》标题下，形成一个系列，借助于历史事件讲述专制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惩治、戮害与诛杀，为他们的悲剧性命运鸣不平。文章发出以后，接到很多朋友来信，在某些聚会场合也引起大家讨论，大部分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也有的提出了质疑，认为历史和现实当中很多社会罪恶都是知识分子所为，如此笼统地把知识分子描述为专制主义受害者有为他们脱罪之嫌。支持和赞扬的话看一看、听一听也就过去了，而对于这种批评，我却沉思良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当然不能辩解我所有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对知识分子的剖析与抨击远比对专制主义更为直接和深刻，朋友们的批评其实正是我孜孜以求要达到的地方，但是朋友们不可能阅读我的全部作品，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三叹》的确在抨击专制主义之时没有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罪恶，所以我只能认为朋友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必须感谢他们的这个提醒。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搞什么一分为二的“两分法”,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这个群体的特征，该怎样说呢？我觉得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学术平庸、道德堕落、思想消极、人格扭曲、政治反动的群体，是一个非常不让人敬重乃至于鄙视的群体。他们游走于统治集团边缘，由于坐稳了奴隶宝座而颐指气使，抑止不住想要炫耀自己的奴隶地位；他们丧失了自由思想能力，精神上出现了严重的阳痿徵状，萎靡而疲软，稍有正义之举就大汗淋漓，惊恐万状，逃避男人的责任，蜷缩到角落里瑟瑟发抖；他们的精神被极度扭曲，性格变得刁钻而古怪，对强者极尽奴颜婢膝逢迎拍马之能事，对弱者绝无同情怜悯之心充满不屑之色；遇到统治集团向民众和自己的同类施展淫威，他们总是情不自禁想做一些卑鄙下流的伤害人的勾当，试图得到主子的进一步赏识，以此获得更多的恩宠；在没有主子的场合他们就想当所有人的主子，对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欲望丝毫不亚于主子，其攫取和占有的手段比主子们更加卑鄙无耻更加残忍粗暴。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看。

纵观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固然有人“重道义，轻王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疾首砭时弊，挥泪书民情”，然而它的主流部分却无一例外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帮凶，有的甚至成为了统治机器中关键部位的零件。中国古代典籍中充斥着给统治者提供的驭民之术，正是知识分子所为，很多时候你甚至无法在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人物之间做明确划分。王国维感叹中国的文学家、思想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并非空穴来风，他概括出的正是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形。“大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吗？我认为不是了，至少不完全是了。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知识分子孜孜于“食王爵禄报王恩”、“忠君报国”、“君尊臣卑”、“君命臣随”，构成了绵延数千年的独到一景——先秦诸子百家普遍信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殊途同归地加入到了为皇权专制主义出谋划策并进而得到“王”“君”庇护的人的行列。孟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孟子·万章上》），“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孟子·王制》），老子主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二十五章》）,划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疆域，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故事都发生在这个范围以内。

现实又如何呢？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黑暗腐朽的专制主义统治，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革命不彻底性，社会陷入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然而也正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不仅给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良机，也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空间。正是在这短暂的历史空间内，中国才得以出现一大批思想文化巨匠，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

进入1949年，随着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建立，知识分子在混乱年代偶然得到的自由空间顿时被一种并不陌生的强制力量所侵占，知识分子的健康人格和自由灵魂被锋利的国家意志所切割，变得七零八碎，精神创造力随之萎缩。以文学界为例，不要说更无耻的作家，就是在我们心目中占有很高地位的茅盾（除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贯彻国家意志以及和青年人谈创作之外几乎没有创作任何值得谈论的作品）、巴金（《忏悔录》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没有超出民众一般见解的水平）、曹禺（我们已经认不出这个写作了《雷雨》、《日出》的戏剧大师了）、冰心（一盏儿童文学小品《小橘灯》让这个人荣耀了几十个春秋）、周扬（很难认为这个人还是文艺理论家了，他在履行国家职责时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国家机器本身来得温柔，尽管他晚年有了某种程度的忏悔）、丁玲（晚年成为了坚定的国家意志维护者和捍卫者）等著名作家又怎么样？哪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没有被侵扰？哪一个人的灵魂没有留下污渍？所有这些人在被国家抬爱的同时创造力全部衰竭，几乎没有写出任何有价值的文字，而他们不是傻瓜，不是庸才，他们是真正有才华的人，曾经代表这个民族文化创造力最高点的人！是真正的大师！就连他们都被国家意志犬儒化、家禽化成了如此猥琐的模样，你还不能想象更大面积的作家之处境，他们会怎样言、怎样行，会有怎样的嘴脸吗？

所有这些，盖因于国家对他们的豢养、纵容和鼓励，就像中国历史上如同过江之鲫风光在“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通道上的人一样。毛泽东著名的“皮毛之说”，非常形象生动准确地概括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状况。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仅仅是“改朝换代”，一个专制朝廷替代另一个专制朝廷，不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比这个要深刻得多。一个专制朝廷替代另一个专制朝廷的“革命”并不改变社会结构和民间社会的基础，并不改变几乎所有人类在所有历史时期内都在实行的私有制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在“消灭私有制”的大纛下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同时也改变了民间社会结构，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发展起来的民间社会基础，一切民间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宗族、宗教、学校、商会、行会、会馆、同乡会等所谓“中间团体”）都被解散了，这就是说，除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超级存在之外，没有任何政治的或者非政治的团体存在；社会肌体不是由无数细胞组成，它成为了一个超级细胞；在这片皇天后土之上，除了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树，任何树木杂草都不能再生长。有了这样彻底的“革命”，处在正常位置的事物必将发生位移，改变其存在方式，或者干脆消失为无，于是，我们赖以存在的这个世界就进入到一种奇境，我们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都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知识分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奇境之中，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惯常事物，所以，知识分子变化问题也就变得简单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本应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群体，大面积地成为了依附在统治集团皮上的毛。

在皇权专制主义特别坚固的地方，皮当然极为坚韧，皮上的毛也随之油光发亮，好不滋润，历经六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用虚弱、妥协、卑鄙和堕落为自己书写了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成为了虚伪和不义的象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犯下了许许多多不容宽宥的罪恶，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专制主义的延续和辉煌，这个暧昧猥琐的群体构成了统治集团脚下的特殊砖石，他们由于被踩到而发出幸福的呻吟，就像被皇上宠幸的宫娥由于精神和肉体的极度舒适发出叫床的颤音。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当正义与良知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人们注目于统治集团脚下那个幸福群体的时候，当所有正派人都听到精神卖淫的人在专制主义淫威下发出寡廉鲜耻的呻吟的时候，历史审判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不说远古，只说眼前。

你现在再看上个世纪30年代那些用热血书写思想史的知识分子，还能够找得出几个进入1949年以后还没有精神失贞的人？依附在皮上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宴会大厅、在无知民众面前炫耀他们油光发亮的毛色的时候，你还能够找到没有被专制主义精斑污染的哲学、史学和文学吗？换一句话说，整整一个甲子，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为人类贡献了几个够格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我们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哲学、史学和文学著作？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中国知识分子是高扬在潮头的浪花还是潜沉在河底的污泥？在无可遏止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是道义责任的担当者还是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之徒？哪些人在用良知低语？哪些人在用伪善自鸣？

此不能不查。

2.大师，大师？大师！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这片荒凉的思想文化原野上，我们竟然神奇般地拥有了很多著名哲学家、著名历史学家、著名作家、著名文化学者，我们甚至拥有了很多所谓的“大师”。

说“大师”，在当下当然无法回避余秋雨先生。

尽管我很多文章探讨的都是知识分子问题，却很少提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余秋雨，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余先生成为了褒贬有加的人，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说好的人和说坏的人都热心谈论余秋雨，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去凑热闹；二是我对余先生的印象比较中庸，不像说好的人那样认为绝对好，也不像说坏的人那样认为绝对坏，这意味着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观感，没有什么要特别说的话。但是今天，为了话题的需要，我却不得不谈一谈余秋雨先生了。

我最初读余先生的散文是起了一些激动的，与同时代作家比，余先生作品虽然远离思想，就其文化含量和文笔之流畅、风格之隽永来说，当为皎皎者。就在我敬佩余先生的时候，余先生本身却陷入到了种种是非当中，有几个人甚至跳出来大骂余秋雨无良，文化大革命当中如何如何之类，更有人认为他的散文一钱不值，挑了很多毛病，似乎连常识都成了问题……我颇不以为然，我感觉在这些讨伐揶揄的文章中，有的带有浓厚的哗众取宠味道——这也是文学江湖的常态，我曾经在文学界亲眼看到靠骂名人而成为名人的人。这时候我当然没有兴趣说什么。

后来余秋雨大师的社会活动很多，很让人瞩目，很巍峨显赫，人们的非议似乎也弱了一些，我很为余先生感到欣慰——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出现一个令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文化大师呢？没想到这时候出了一件令人十分惊诧的事情，“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余先生写了《含泪劝告灾民》一文，引起了处在悲愤之中的国人巨大反响，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就好像中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公敌，一个在人们精神伤口上撒盐的家伙，赶忙找来那篇惹祸的文章来看，看过以后，我长叹一声：“余秋雨先生，你错了，你这次真的错了。”

错在哪里？我不断章取义，我把它一字不漏地转引到这里，请读者鉴别。

下面是原文——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1、是天灾，更是人祸；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

　　 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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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先生有很多名头，他自己也很沾沾自喜这些东西（我后面会谈到），但是在我脑子里得到认同的，似乎不是什么大师，而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担得起这个称号。但是这篇在特殊时期出笼引起巨大惊诧的大作，有多少文化人的良知呢？含蕴着的怎样的文化信息呢？不客气地说，一点儿也没有，它与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完完全全是一篇替政府摆脱责任、压制民众正义诉求的文书！就像网民愤怒指出的那样，此篇文章的作者已经不是什么文化学者，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家官吏，一个忠诚的鹰犬，一个为虎作伥的走狗，一个卖身的妓女，一个在街头欺辱弱者的混混儿。

　　 说实在的，我心情很复杂，绝对没有幸灾乐祸，更没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写文章进行嘲讽的兴趣，我想的是：余先生你何苦招惹政治这个东西？你看有多麻烦？颇为余先生痛惜。痛惜之余，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余先生大意了么？如果仔细一些，余先生是不是可以不写这样的文章？

　　 答案让我极为惊愕：完全不是什么仔细不仔细的问题，余先生是不可能不写这篇文章的。就像任何事物都在显现中展示它的本质一样，余秋雨正是通过此类文章展示着“学者”情怀、保持“大师”身份的，没有这个东西，他的一切光环都将黯然失色，他可能什么都不是。

　　 难道还有一种没有显现的强大力量，决定着余秋雨之所以为余秋雨，决定着他的大师身份？我先暂时不做回答，再引述一件与汶川大地震有关的事情，这件事情将有利于我们辨析究竟是什么力量确定着“大师”、“学者”、“作家” 的本质，“大师”、“学者”、“作家”又是因何变得肆无忌惮卑鄙无耻起来的。

　　 就在余秋雨发表《含泪劝告灾民》以后不久，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兆山在《齐鲁晚报》发表了一首诗词，全文如下——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共欢呼。

　　 如果把看到余秋雨先生的雄文比喻为看到了没有被遮掩的屁股，那么，王副主席的这首《江城子》只能说是一摊大便了——如此拙劣幼稚、缺德无耻、辱没八辈祖宗的文字（在我看来不抵三年级小学生水平），像是由国家利用纳税人大量血汗钱供养出来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吗？像是一个占据很高官位的省作协副主席写出来的东西吗？我们假设这位王兆山精神正常，不是基因有问题导致先天愚型，也没有什么癫痫病的抽风症状，对灾区人更没有“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仇视心态，那他为什么非要“骚情”（陕北方言，逗弄、谄媚的意思）官方，写下这些丢人现眼、让人指着脊梁骨骂的文字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巧合：我们质疑余秋雨的问题正是应当质疑王兆山的问题——是两位先生大意了么？如果仔细一些，两位是不是可以不写这样的文章？答案竟然也完全相同，就像任何事物都在显现中展示它的本质一样，两位先生通过此类文章显示其作为“学者”和“作家”对某种力量之忠诚，至于灾民如何，道义如何，良知如何，全部不在他们考虑之内，因为他们深知，没有这种力量的支撑，他们的一切光环都将黯然失色，他们占有的一切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都将化为泡影，他们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数学问题。

　　 难道真的有一种强大力量，决定着余秋雨之所以为余秋雨，王兆山之所以为王兆山？

　　 当然有！

　　 3.国家意志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切割

　　 美国政治哲学家莱斯利·里普森（1912-2000）写过一本名为《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的书，其中一章谈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的形成、发展和它们的某些基本特征，很令人信服，我觉得他的论述有助于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

　　 下面我就借助里普森的观点简单概括一下我们面临的社会政治条件。

　　 莱斯利·里普森认为二十世纪有两大毒瘤，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两者在制度层面都表现为典型的极权主义寡头政治特征。寡头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寡头用宗教和世俗（革命）的方式将统治者与人民描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别，把统治者和根据统治者意志组建起来的政府等同于国家，从而建立起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反对统治者就是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国家，反对国家就是反对革命……这个逻辑成为了所有极权主义政权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

　　 当独裁者垄断政府权力的时候，统治者必然会把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人民只是隶属于那个特权阶级的臣民。里普森特别指出，“我们在20世纪一党制国家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什么意思呢？在一党专制的国家，统治者要渗入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接管政府，取消一切有可能阻碍党的发展的制度设施，就像苏联共产党取消俄国杜马、墨索里尼废除内阁制一样；这些制度设施即使不被消灭，也会遭到阉割，就像希特勒允许帝国国会的存在一样，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为所谓“橡皮图章”一样。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只能变成党的附属物——成为党的附属物的国家必然枯萎，因为它被党的癌细胞的肆意扩散吞噬了。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超级存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之抗衡，正如我们亲身经历的那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境况，一种超级存在横亘在我们的存在之上，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图景，决定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你做的必须是国家允许和鼓励做的，非如此你就犯了大逆，我们的命运从最终意义上来说，除了国家意志的“安排”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这样一个“超国家”，当然需要一整套政治运作程序，包括政府机构、政府组织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上面说到过的国家意志管制。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用十几年时间建立和完善了这套政治运作程序，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专制统治集团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经历了这场反人类的政治运动之后，政府组织和社会结构乃至于文化形态也就具有了极权主义的所有政治特征。改革开放有限度表面地消除和遮掩了极权主义政治中最反动的部分，其余的东西则以“打左灯，向右转”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这种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没有改变极权主义政治运作程序的情况下，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权力，在经济行为中有意染红资本主义最野蛮最黑暗的部分，对社会和民众的掠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猖獗，更加肆无忌惮。

　　 极权主义政体最典型的邪恶表现在于它假设当权者绝对优秀，永远正确。在这种狂妄信念支配下，它用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来代替人民的普遍福祉。极权主义统治实际上是一种特权统治，这种统治方式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人格猥琐、道德低下的人麇集到统治集团周围，形成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政治精英集团，文化精英集团之类。

　　 尽管我不愿意，仍旧不得不指出，以余秋雨先生为标志的所谓“文化精英集团”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社会畸形发展导致的像磁铁一样把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人格猥琐、道德低下的人吸引到统治集团身边的特殊利益集团，正是这个所谓“文化精英集团”的出现，决定了我们正在谈论的所有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

　　 里普森认为，极权主义统治是一种未经人民同意的统治，必须使用武力和特务手段（告密、监视、拘押）才能够维持其生存，无论希特勒、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未能出其左右。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从人数上说，极权主义统治者属于绝对少数，但是当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器成为他们维护私利的工具的时候，当他们无所顾忌地对人民使用武力和特务手段的时候，最大多数的人民也就成为了最微弱人群，成为了被放牧、被宰割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以余秋雨为代表的那个麇集在统治集团周围的“文化精英集团”难道仅仅是“文化”的“精英集团”吗？他们难道仅仅具有“利益”的属性吗？我不这样认为。事实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言行早已经成为了极权主义政体中的一个特殊因子，即带有特务性质的集团的人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文化界代表人物（所有人——我这里说的是所有人，不是一部分，不是几个人，更不是某个人，是一个群体，一个集团）的丑恶表演——“批《武训传》”中连篇累牍的檄文，“反右派斗争”中的口诛笔伐，“大跃进运动”中所有那些造假文章，“三年自然灾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大量出笼的鼓吹阶级斗争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美术作品，“中苏论战”期间慷慨激昂而又似是而非的理论喧嚷，“文化大革命”期间难以计数的怀念和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颠倒黑白的历史学专论，“评法批儒运动”中对历史的恣意凌辱和猥亵，改革开放以后对所谓“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讨，对流行歌曲乃至于人民着装进行干预的白纸黑字……桩桩件件，全部出自知识分子之手。

这哪里还是什么文化行为？这分明是一个堕落群体自愿填写的卖身契约，是妓女身价的名牌，是白纸黑字写下的陷害同类的伪证，是对统治者效忠的誓言，是向专制者告密的文书，是作为文化帮凶看着主子脸色对道义与良知实施的血淋淋杀戮。

在强大的国家意志管治下，极权主义政体转变了武装力量的职能，把本应当用来保护人民利益的武装力量用来保护统治阶级的安全，成为了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工具，这样，不可避免最终将会建立起一个大家所熟知的警察国家。我们三十年代在法西斯德国看到过这种情形，五十年代在南美洲看到过这种情形，六十年代在非洲大陆看到过这种情形，七十年代在南亚看到过这种情形，八十年代末期之前在苏联和东欧看到过这种情形，当然，这更是我们全天候享受的“殊荣”，我们甚至无法做年代上的区分。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警察国家并不永远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剑拔弩张的状态，相反，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彼此相安无事，日子似乎过得很和谐，既没有罢工也没有游行，更没有反抗的枪声，这是因为，在极权主义条件下，统治者绝对有实力让被统治者接受这样一种默契：要么，你得到安全，像其他任何人那样活着；要么，你争取自由，你将遭遇牢狱之灾，你不可能既得到鱼又得到熊掌，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去承受牢狱之灾呢？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安全，放弃自由，这也是人的本能，这就等于默认了统治者为他们规定出来的生存状况。我们享受了六十年和谐生活，我们甚至对养活了我们的政府感恩戴德，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实现的。这是一种让人悲哀的状况。

更让人悲哀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当统治者不得不妥协向人民让利，人民的生活与以前相比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以后，对自由和民主的诉求不是更强烈，反而会变得更加不那么迫切——历代统治者都熟知这个规律，所以，当一个社会被统治者掠夺到即将爆炸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仁政”和“王道”出来，强调所谓“亲民”、“爱民”、“安民”、“惠民”，适当收敛掠夺的手段，君主所谓“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左传·昭公三十年》；“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国语·楚语上》不过是为了“用民”，“利君”，是为了消泯人民中的愤懑，延缓冲突。统治者的这个招数在很多情况下是管用的，这也是历史的戏剧为什么总是反复上演的原因之一。

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当知识分子们面临“要么安全，要么自由”的国家意志警告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信念有什么理由选择自由而不选择安全呢？没有信念也没有理由，没有。在极权主义状态下，个体对自由的追求通常意味着被排斥，被贬抑，甚至被逮捕，甚至失去生命，除非一些灵魂特别高洁的人，是没有人敢于如此安排自己命运的。一个灵魂平庸龌龊的人只能选择安全而放弃自由，只能被“改造”为社会所需要的那种形态，于是，那些不断从官方获取名誉、地位和利益的知识分子就成为了一些背离民众、背离理性与良知的人。

二，当人民失去把“公民自由”作为生存第一要务的条件的时候，世界将会

出现一种被我称之为“社会凝滞”的状态，在浅层表现为道德滑落、良知泯灭、人性扭曲，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社会丑行横行于世，这种状况将会对那些被豢养的文人产生极大的心理影响——不是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肩负起社会良知的责任，而是使他们在依仗国家权力为虎作伥的时候减轻了内心的罪恶感，变的愈发无形，愈发丑恶……这就是我在本节标题中表达的意思：国家意志完成了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最终切割，使这个群体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成为了标准意义上的“既得文化利益集团”。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这方面的佐证。特殊文化利益集团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的丑陋乃至于罪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即使在漫漫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的严酷统治之下，人民对于读书人的失望与怨恨也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个程度，真正是前所未有的“斯文扫地”，对这种境况，真不知道该为之感到高兴呢，还是该为之感到沮丧？

知识分子之所以不那么让人敬重，渊源于某种独特的文化，渊源于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犹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在外部世界，而是在人的内心，它要改变和最终改变的是人性。恶源于恶，知识分子内心不断充盈起来的恶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某些人天生虚伪天生狡诈天生混蛋，那些恶只是极权主义之恶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沿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皮毛之说”，可以这样表述：“皮”的质地决定了“毛”的状态，“毛”是“皮”的表象。

有了这个判断，我们就好来进一步谈论我们的“大师”了。

4.毛之炫

前几天我从网上读到余秋雨先生一篇问答体长文《无网生活又一年》（2009年2月10日）。如果没有读到这篇文章，我也许仍旧固守原来的姿态，不对余秋雨先生说任何不恭敬的话，但是这篇文章首先让我从心底里对余先生不恭敬了起来，于是就想说一点儿什么，所以才有了写作此文的念头。

余秋雨先生在这片文章中究竟说了什么，以至于使我产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呢？我还是引述原文，请读者明鉴。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的引述没有回避“问方”的话，在这篇很愉快的谈话中，我有理由认为“问方”的关注正是余先生所乐意回答的问题，否则这就不是愉快的谈话了，也不会变成文章来到我们眼前了；还有，黑体字是我标注出来的，目的是希望引起读者注意。

下面是引述文字——

▼前不久，我应邀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领取“2008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中关村》杂志又为我补发了新浪网等单位前些年投票评选的“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中国）”奖。为此，我接受了好几位北京、天津的记者的采访……在上海，我又获得了《新民周刊》、复旦大学和几个网站一起评选的“1978-2008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奖，而《文化苦旅》又被评为“30年影响上海最大的一本书”。为此，又接受了上海、江苏、浙江的记者们的采访。

▼问：您被评为“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有何感想？

答：我上台领这份奖是很伤感，因为同时获奖的几个人不能来了，只来了家属代领。他们在这三十年间都与我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例如：巴金、谢晋、陈逸飞、汪道涵、王元化。坐在我边上的是阮仪三教授，他在三十年间为保护中国的古城镇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如此高龄，一见面还在与我畅谈下一步的保护计划，令我感动。

▼问：今年获“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的，全国只评出十名，其中包括奥运会总导演张艺谋先生。从评委会和网上投票的评语看，大家高度评价您最早与电视媒体结合，把“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三项很难统一的使命合于一体的贡献，而且特别指出，您“在多数文化人批评传统文化的时候投身对传统文化的苦旅，而在多数文化人痴迷国学的时候又呼吁创新”的逆反行为。看来，您是不太赞成“国学热”的，能不能多谈几句？

答：我高度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可以由我的旧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最新整理出版的《寻觅中华》、《摩挲大地》几本书证明。

▼问：据报道，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大师工作室”新楼已经落成。记得去年上海市教委为这个大师工作室授牌的时候，网上有几个人对“大师”这个名词曾经有过一点酸酸的妒嫉，读起来非常好玩。对此，你既没有回应也没有后退，确实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

答：我没有回应，是因为不知道有人在议论。

▼问：去年网上还议论过一件与您有关的小事：您出生的老家申请要把您家老宅列为保护名录，也有少数网民认为不妥。这事您知道吗？

答：完全不知道。但你这一说，我立即可以猜想事情的起因。好多年前，有几个乡亲找到我，说我出生的房子每年有很多海外读者前来参观，但这个房子早已卖给一家农民，参观者一来，常常要从田间把农民找到，开锁开门，屋里又是人家的起居摆设，陌生人进去很不方便。对此，我向家乡小镇的文化站打听了一下，原来我的作品被收入很多境外地区的汉语课本，在台湾，我是被收入他们中学语文课本的唯一大陆作家。被收入课本的作品，主要与我的家乡、老屋有关，因此师生们就纷纷来参观了。国外作家来参观的，也不少。这种情景，给那家买了我家老屋的农民带来极大的骚扰。因此，我在十年前就把这个老屋重新买回，捐赠给了镇文化站，还配备了与我回忆比较接近的老家具。这件事，中央电视台还先后报道过三次。但是，即使这样，镇里也派不出多余的劳动力来管理这个老屋，更缺少相应的接待能力，因此成了家乡的一件小小麻烦事。他们申请县里加以保护，估计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这件事，我对家乡是负疚的。但我想过多次，也没有想出妥善的办法，希望广大网友帮我出出主意。

▼问：2008年网上有关您的最大议论，是您在512地震之后发表过几篇谈话，其中一篇是含泪劝告请愿民众暂停请愿行动。那些民众是请愿要求惩治造成校舍倒塌的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您劝告他们在堰塞湖即将决堤的时刻先以大局为重，回帐篷休息，以后再作道理。对这件事，第一天有几个人攻击您是阻止请愿，不少网友没细看您的文章也跟着他们走了，但第二、第三天后绝大多数网友站到了您的一边。我在香港凤凰卫视上看到台湾著名社会评论家南方朔先生高度评价您在这件事上“体现了高度的道德良知”。对此，您还有话要说吗？

答：这个历时一天的网上风波，我当时就听说了。我当时就立即作出判断，网友多数是粗心的，网上生活多数是“标题生活”，因此特别容易受人挑唆，上当受骗。幸好，一天之后形势逆转，绝大多数人都理解了我。我的那两次谈话，有以下几个重点被人故意掩盖了，我需在这里重新加以说明。

一，我在那篇博客谈话的一开头就指出，“校舍建造的质量，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但是，我必须凭着良知把真相告诉请愿者：由于这次特大地震毁坏了绝大多数住房，而毁坏的程度又完全是无规则的（例如，一街之隔，毁坏的状况就完全不同），因此已经无法由倒塌的事实来惩处建筑承包商；二，我还必须告诉请愿民众，在现代，惩处建筑承包商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而法律必须依靠物证。因此，我在那篇谈话中郑重向有关方面提出，“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我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但我心里明白，在经过一次次大规模的翻挖抢救之后，这样的实物证据已经很难完整保存；三，我心里更明白，这些为数不多的请愿民众，举着自己孩子的照片跪在那里，其实也知道已经很难取证论罪，也没有别的企图，只是在以一种最哀伤的方式继续着一种悼念。他们是一群需要获得精神救助的心理受灾人，从医学上也应该阻断他们的这种沉溺。但是，我当时又无法对他们本人这么说，因此只能从大局出发来引导他们走出精神陷阱。这样的劝告，当然是含泪的了；四，我还必须告诉请愿民众，那几天堰塞湖的问题极其凶险，直接威胁着几十万人的生命，大家都在组织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国内外民众都心悬一线，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跪在那里了。

事实证明，很多受伤害比他们更严重的民众也像我一样去劝告了，效果很好。我实在不明白，那些在网上反对我劝告的文人，到底认为应该怎么做？是让这些可怜的家长一直跪在那里？那又要跪到什么时候？市长已经与他们跪在一起了，难道一定要他们跪到法庭开庭？而且，我还要问这些文人：你们认为法院应该如何惩处建筑商和相关责任者？把所有倒塌房子的建筑商都抓起来吗？那么，那些坚固无比却也轰然倒塌的大工厂又怎么算？我觉得，这些文人是想利用可怜的家长做政治文章，这对这些家长来说实在是一种强加，很不道德。

　　 ▼问：您当时在灾区现场的讲述，四川电视台一再重播，我都仔细看了。后来，您又从灾区飞到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民众讲述，又通过香港凤凰卫视向世界华人讲述，影响巨大，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大灾难中的精神责任。反对您讲话的人，就是那几个一直在诽谤您的人，例如北京的余X、肖XX、上海的沙XX，等等，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海外的反华媒体中歪曲您的地震讲话，您不想反击吗？

　　 ▼答：对他们，我从不理会。十年前，他们得知我在文革期间虽家破人亡还参加过周恩来总理直接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便颠倒是非，引来不明真相的人长时间围攻，我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这次地震事件，让我更鄙视他们了。全国人民都在救灾、默哀、劝慰、互助，他们这几个人的人却一直在说反话，泼凉水，声称要“保持距离”。他们一不捐款，二不到灾区，只热衷于在海外媒体上“妖魔化中国”，一会儿说“这次大地震是三峡大坝引起的”，一会儿说“地震预报被隐瞒”，一会儿说“死亡人数被隐瞒”，一会儿说“地震捐款被贪污”，一会儿说“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惩罚”。到最后，居然造谣说，“余秋雨阻止了民众请愿”，实在是无可理喻。想表演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姿态，也应该挑一个别的时间呀，怎么偏偏挑中了十三亿人大悲恸、大救援的时间？我知道他们疯狂崇拜美国，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请他们摸着良心比一比，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的救援工作，与中国相比怎么样？我亲自到新奥尔良考察过，我劝他们也去看一看。另外，我还要请他们扪心自问，他们在海外媒体上一直以“代表民意”自居，但是，今天的中国民众，到底有几个会站在他们一边？

　　 谁都能够看出来余秋雨在这篇文章中要传达什么信息。

　　 我不认为这里传达的是某个人的信息，它传达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心理

　　 信息，一个既得利益文化集团的心理信息。我看到的不是一根而是很多根油光锃亮的毛惬意地摇晃着，炫耀着，因为它们知道它所依附的皮仍旧坚韧，它们不认为这个事实会改变，它们知道自己目前享有的一切究竟源于何处，它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大师，有理由为自己得到的一切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在那样多的知识分子中间，只有它们得到了那么多国家荣誉，只有它们受到国家宣传机器如此的青睐和喝彩，只有它们得到长久占有国家意识形态讲坛的特权，只有它们成为被很多人尊敬和赞赏的明星和偶像。

　　 两相比较，那些选择了“自由”而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思想者，那些离经叛道地进行什么“面诤”的傻瓜，那些很不聪明地“与朝廷相忤者”，那些“天下无道则忍”的人，一个个日子过得栖栖遑遑，整个人生无臭无味，有的甚至不为人知地遭遇牢狱之灾……不全部是极为愚蠢的人么？愚蠢的人有愚蠢的人的去处，聪明人自然有聪明人的结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余秋雨和王兆山两位先生也许会说，我们怎样活着怎样做事情是我们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活得滋润活得风光那是我们的造化，你想活得滋润活得风光你有这个本事么？你信奉“自由”、信奉“民主”，不是落得个“陋室空堂”、“衰草枯杨”、“黄土陇头埋白骨”的结局么？我“食王爵禄报王恩”，“择膏梁”，“紫蟒长”，最终“金满箱，银满箱”，“今宵红绡帐里卧鸳鸯”，碍着你什么了？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没碍着我们什么，我们也没怎么，说说而已。

　　 5.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

　　 我注意到了汹涌在网上的鞭挞和揶揄余秋雨先生和王兆山副主席的文字（今天我还看到有人沿用余先生《含泪劝告灾民》文体拟写《含泪劝告“新星”号失踪者家属》），说实在的，我比当事人还紧张，觉得那些文字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我非常担心地想：如果被鞭挞和揶揄的人尚有羞耻之心，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两位同时或两位中的一位自杀也未可知。但是，我随后就发现事情并非如同我想象的那样严重，没有人自杀，也没有人因此茶饭不进，日子过不下去，相反，从余先生这篇《无网生活又一年》中，我看到的是一位完全没有羞耻之心、既不知道自省又不愿意忏悔的人的怨恨。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网上那些“遭报应”之类的妄谈一钱不值，你用这个吓唬不了大师——人家既不相信鬼也不相信神，既不相信前世也不相信来生，你去“报应”谁？当这些人坐拥显赫地位、利益和名声的时候，什么道德的审判，人民的清算，都是一些没用的劳什子。

　　 我们当然可以慨叹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害怕的东西是很可怕的，也仅仅是一句慨叹，人家有人家的逻辑，正是这种逻辑使他们刀枪不入，固若金汤——他们清楚地知道，是国家力量守护着他们，即使缺德缺到了家，即使他们往灾民的心灵伤口上一把又一把地撒盐，“灾民”拿他们也莫可奈何——这里仅仅是“劝告”，而且是“含泪”的，如果哪一天余秋雨先生偷看到国家脸色愠怒，于是也突然生气，开口骂你八辈祖宗，一巴掌把你打得顺着嘴角流血，一脚把你踹倒在地震废墟里，你又能怎么样？

　　 你看得到什么东西站在他身后，你知道有一种毁灭性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对你虎视眈眈，除非你甘愿做一个人事不知的猪狗，去好好享受你的“存栏权”，并且哼哼唧唧说自己很和谐很幸福，否则，余秋雨、王兆山们就把你给治了，还犯得上主人动手么？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话绝对不像字面上那么轻松，它每一个字都沾着高尚者的鲜血，每一个字都沾着被高尚者呵护的人的眼泪。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话语比这20个字更准确地概括出了我们身在其中的历史与现实。

　　 所以，尽管前面已经有了表述，在这里我还想换一种说法，进一步概括我想表达的意思：一定要看到，卑鄙者是倚仗卑鄙的国家意志而卑鄙，因此这种卑鄙就绝不简单是个人道德问题，在宏观意义上它甚至与个人的道德状态无关，它仅仅是病变了的社会肌体的一个部分，就像癌瘤是人的肌体的一部分，而癌细胞又是癌瘤的一部分一样。它们从人的健康肌体中汲取营养，反过来又侵蚀和毒害健康肌体，癌细胞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文化精英集团”又是癌细胞中极为凶恶的一种，它所造成的社会溃烂至今没有引起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或许是因为没有溃变为癌细胞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太少之故——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所以，寄望于道德的审判使非道德向道德转化的想法是天真的，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你无法用推拿按摩的手法使其起死回生，只要道路在，你就无法制止那些人向那里狂奔，哪怕前面就是死亡的终点。

　　 真的没有办法了么？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想，读者读到这句话一定很沮丧，甚至很生气：“陈行之，你这个人不地道，说来说去，你总得让人相信未来还有一点儿光亮吧？缺德的人就永远风光下去了？竟然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宗教的审判。

　　 中国有宗教吗？有。在文化意义上，中国人的宗教不是上帝，不是佛陀，也不是真主，而是历史——基督教信托于上帝的东西，佛教信托于佛陀的东西，伊斯兰教信托于真主的东西，大多数中国人是信托给历史的，他们把褒扬正义、惩治罪恶的全部愿望都寄托给了历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还是来看社会发展规律。

　　 我很欣赏美国欧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这本书，虽然将近20年以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使福山某些观点显得偏颇，但是他谈论历史和现实的方式，我认为是好的。历史是历史的历史，现实是现实的现实，作为历史和现实的延续，必然会有缘于历史和现实的未来，犹如生物学的一个链条：在土壤、空气、水和树木、枝叶、花朵之后，必然会有果实。

　　 我们不说终结，只说果实。

　　 莱斯利·里普森在《政治学的重大问题》中是这样谈论“果实”的：任何非民主的极权主义者最终都会陷入绝境——当人民认为一部分人依仗国家权力贪得无厌，挥霍无度，而人民完全被剥夺、被凌辱之时，尽管军队、警察和监狱都在“国家”手中，人民仍旧会将生死置之度外，奋起进行反抗。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巨变清楚地表明，那些大大小小的极权主义国家溃解的根源在于它们自身罪孽深重，不是人民，而是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特殊利益集团——包括依附在特殊利益集团身上的文化精英集团——摧毁了它们，特殊利益集团和它们的附庸才是一个国家最为凶恶的敌人。

　　 这就是历史之果，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它迟早要来，你只要种下种子，你就能够看到幼芽，你只要看到幼芽就能够看到枝叶，看到花朵，当然，你也就必将收获到果实。对于特殊利益集团来说，果实当然是苦涩的，而对于人民来说，却是遍尝了苦涩之后享受到的甘甜——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已经在为此奋斗，而这些人目前正在被余秋雨们嘲讽，正在被他们“含泪劝告”。

　　 当历史无可阻挡，腐朽的国家机器溃解为一堆废铜烂铁的时候，“文化精英集团”将会怎样呢？这个问题于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具体到余秋雨先生以及王兆山者流，可以肯定他们将连粪便也不是了，无臭无味，一抹烟尘而已，屹立在祖国大地上的将是那些被他们侮辱过的人，是那些并非“精英”的人，是用一腔鲜血浇灌了这块土地的人。

　　 200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