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仲兵
近期以来，台资企业宝成旗下的东莞裕元鞋厂、IBM的深圳工厂、诺基亚东莞工厂等代工企业相继发生工人维权现象 （腾讯财经2014-4-21）。上述几起具有代表性的劳资纠纷事例，表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急需解决的深层矛盾。
沿海代工企业出现劳资纠纷已非首现，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以自发形式诞生的外来农民工人群体，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力融入现有的工会体系之内，此后由于政策性因素，自身又无法组织、形成有效的工会功能，所以不具备基本的从业议价权利和地位，造成了劳弱资强的长期失衡局面。这一结果，还与诸多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息息相关，其中，与前后两个30年呈现两极摇摆的人口政策关系极大。
人口红利，虽然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支撑点，但其起点和性质，却是在劳资关系不对等的法律环境中产生的原始劳动市场形式，起点低，后续制度建设跟不上，必然出现种种矛盾。同时，这也是更加长期而深远的“三农”政策失败后，一个出乎决策者意料之外的意外收获，属于完全意义上的歪打正着和另类反映。也就是说，这些年我们虽然名义上一直受惠于计划生育国策得来的人口相对减少，实际上更受惠于之前人口基数的庞大，受惠于“三农”的大范围衰败而衍生出来的大量富余劳动力。所以茅于轼先生认为，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收益，不能当作真正的红利，实际上是一笔长期的借债而已，将来一定要偿还的。
一般认为，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出生的农民工，多属于第一代外来务工者，改革30年之后，一代农民工已退出历史舞台，计生后出生的第二代已渐渐成为农民工主力，代际交替基本完成。由于计生政策的存在，工二代绝对保有量较工一代大幅减少，劳动力存量从一代时期的平台期走向二代时期的短缺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劳动力在2012年达到顶峰后将开始负增长，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当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速度加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首次出现下降。人社部统计则显示，全国十大城市部分岗位出现明显供不应求局面，低端的电子元件器件制造、鞋帽制作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例高达2:1，相当于两个岗位争抢一个员工。
中国在赚足了人口红利之后，长期积累下来的劳动力断层问题，经过经济危机的洗刷已开始显山露水。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中国4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10年前仅为27%，而当前这个比例竟占到了总劳动人口的32%强。这又说明，在城市产业工人经过下岗分流已完全退出工业生产一线，一度以生命换取生存的第一代农民工成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并“光荣退休”返乡不久，却因为劳动力不足，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新进城返岗、填补岗位空缺的逆退休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已经近于终结。劳动力短缺，似乎理将成为未来政策关注的重点。
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于2011年跌至谷底，这与计生管制政策直接相关。现已逐步放松的二胎生育权限，需要有不低于20年的培育期，短期内无法产生预期效果。更严重的是，这还是在悖离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人口政策、仍坚持“以人力作为生产劳动、发展经济资本”的负前提下作出的被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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